第四章
雙方商定，2001年將在基地舉辦中科院院士係列論壇和高交會“院士論壇”，為深圳高新區基因群落建設提供谘詢。
中國科學院這一中國最高自然科學基地，與中國最早開放城市深圳聯手合作，為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典範。
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是在借鑒了國外建立科技工業園的經驗，並充分結合中國國情創建的。中科院與深圳特區的合作緣起於深圳特區建立之初的產業結構危機。
建立之初的深圳特區，以輕工、服裝、手表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的“三來一補”工業發展迅猛。而當時國外高科技工業正在快速興起，周邊國家正在進行一場世界範圍的產業結構調整。這引起了中央的擔憂。
1983年，中央領導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提到，文革後國內產業結構落後，改革開放要盡快追趕世界頂尖高技術的潮流，以提升我們的產業。
1984年的9月，深圳市委書記組團對美國各大高科技園區進行了考察。這次考察，讓深圳人開始意識到在發展“三來一補”的同時，還必須同時大力發展“雙密集”產業。
然而，當時整個深圳市隻有兩個工程師，創建高科技產業必須求助外援。考察歸來，立即與中國科學院聯係，希望中科院派專家幫助深圳市設計高科技工業園規劃。這次求助，成為深圳與中科院“院市合作”的發端。
1984年12月7日，中科院地理所專家陳漢欣一行入駐深圳，僅用一個月時間完成了高科技園區選址工作，確定深圳灣畔深南大道兩側32平方公裏的土地為高科技園工業用地。
1985年4月，經過中國科學院工作小組反複調研後,完成了規劃報告。1985年7月，中國科學院與深圳市政府簽訂了合辦高科技園的協議書，雙方各投1000萬元成立中國深圳高科技工業園總公司。
作為中科院與地市合辦的新形式，深圳高科技工業園在全國還是第一家。深圳科技園建設早期一度成為國內各地建設高新技術園區的藍本，全國各地許多人都來參觀。科技園的員工後來回憶當時的情形時說：
科技園的宣傳畫冊供不應求，總公司經常接待各地到訪的考察團。
1986年，中國科學院科健公司與美國安活吉科公司合作在深創辦了安科公司，研製開發核磁共振成像係統。
對於深圳來說，院市合作興辦高科技園最大的意義在於引來了中科院的各研究所到深圳進行成果轉化。1986年4月，中科院長春應用化學所入駐科技園，注冊成立了長園應用化學有限公司。
不久，研究所到深圳辦高新技術企業形成了熱潮，中科院金屬研究所、化學研究所、物理研究所、計算機所等科研單位都相繼在高科技園內辦起了企業。最多的時候科技園裏有近20家中科院下屬研究所與各方合作創辦的企業。
1991年3月，深圳高科技園成為國務院認定的首批26個“國”字號的高新區之一。1992年，中科院所屬的聯想集團投資2000萬元在深圳建立了當時國內最大的計算機板卡出口生產基地。
深圳高科技園的附近一下子熱鬧起來，陸續成立了深圳京山民間科技工業村、中國科技開發院、深圳高新技術工業村、國家電子工試中心等工業園。
1993年4月，這些園區統稱為“深圳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到1996年，深圳高科技園創下63億的工業產值，在當時5個國家級的高新區中，創下了人均產值第一、出口創彙第二的指標。
隨著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後起之秀紛紛在深圳崛起。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園外企業的發展規模遠遠超過原來政府規劃中的高科技園。
1996年9月，經當時國家科委批準，深圳市政府將深圳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的多家工業園區，整合為麵積為115平方公裏的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高科技工業園”成為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一部分。
深圳市還成立了深圳高新區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負責管理深圳高新區各項行政事務，由此真正拉開了深圳“矽穀”的序幕。
1998年8月，作為高交會的發起單位和主辦單位，中國科學院在首屆高交會上提交參展項目288項。其後在第二、第三屆中，中科院的交易項目分別為502項、630項，累計成交33億。
2001年2月，深圳市政府與中科院正式簽約，合作創建深圳中國科學院院士活動基地“院士之家”。這是深圳與中科院的再次合作。2月30日，對接洽談會召開。
如今的合作早已不再是在荒山野嶺上興建科技園了。當年科技園總公司遭遇的社區落後、人力缺乏、機製落後等困難已不複存在，深圳的市場機製、中介服務、勞力市場都已經逐漸完善為成熟的體係。對於新的合作，中科院光電技術研究所所長助理魏全忠說：
現在觀念開放了，所裏也在強調市場化，我們的技術創新工程明確指出，高新技術產業化是技術創新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過去覺得隻有研發能力差的人才去做市場，現在觀念都已經變了。
中科院軟件工程研製中心的高級工程師奉旭輝說：
主流意識已經變了，過去技術人員願意啃硬骨頭，看見難度大的眼睛就發亮，特別願意幹這個，不計成本。
現在一切都是通過企業化運作，“哪個掙錢做哪個”的想法得到了當然的認同，在選擇項目時，技術攻堅不再是首要指標，而更多的是注重市場需求和經濟效益。
光電所在對接洽談會上簽約的3個項目實際上是3種不同的合作方式。簽約3方分別為海川實業公司、貝光通公司、創維顯示技術有限公司。
除了與海川公司的合作是單純的項目合作方式外，與貝光通的合作實際上是中美三方合作。光電所的人說：
美國這家公司擁有一些核心技術；我們的微器加工實驗室正好符合美方專利技術終試實驗的要求，而貝光通是一家銷售公司，幫助美國在中國做市場。
美方認可光電所的測試技術和合作態度，而光電所也想進入這個領域，於是雙方一拍即合。有意思的是，美方公司不投現金，隻投設備，一旦合作失敗，各自拿回自己的設備，如果合作成功，則將設備劃入結算。
而與創維的合約則是技術上的互助關係，創維目前使用的液晶電視核心部件光液引擎尚未國產化，針對這種市場需求，光電所希望得到企業提供的技術參數。光電所的人說：
我們在研發上自己要有一個目標，他從整機的角度給我們提出必需的技術條件，同時作出樣機後給我們試用，然後提出修改意見。另外他們還為我們提供國外產品的參數以及尺寸、外形、功能上的數據。
像這樣的合作，光電所與長虹、TCL、康佳也有協議，這種合作既滿足了企業在技術的要求，又使雙方不會產生複雜經濟關聯。
類似光電所的做法，北京軟件工程研製中心與深圳的TCL、創維公司也采取類似方式，以按賣出的台數計算許可費利潤。
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北方生物技術中心主任梅曉丹告訴記者，這次所裏帶來了兩個項目，經過產業化會議前後的一番論證、洽談，直接在對接會上簽約，“我們的一個項目已經成熟，企業要買走。另一個項目投資公司很感興趣，已經達成了投資意向。”
在轉向市場化運作中，研究所也采用了現代企業管理製度。中科院軟件工程研製中心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塊牌子：凱思軟件集團。集團下麵根據應用軟件、嵌入式軟件、ERP電子商務、信息係統、產品出口幾個不同的領域分設了5個子公司。“我們在1995年就開始按照公司化運作了，最早的時候是因為事業單位沒有研究經費，完全是市場逼出來的，公司化之後這幾年完全是靠自己了。”
研究所公司化運作減少了很多溝通上的成本，觀念差異的減小客觀上使企業與研究機構的合作更易於達成意見一致。正如軟件工程研製中心的一位高級工程師所說：“如果與深圳進一步合作，對我們來說沒有障礙，觀念上沒有差異，我們與其他研究所不同，我們已經轉成企業化運作了，我們也要盈利。”
在新一輪的院市合作中，除中科院與地方、研究機構與企業這些傳統意義上的合作關係外，更多的投資機構與中介機構又加入到合作行列。本屆產業化會議對接洽談會上，中科院招商等投資機構與各院所紛紛簽訂了戰略合作的關係。
更多的項目持有方表現出對創業資金的渴求，同時對中國現有風險投資的操作提出質疑，急功近利的風險投資機構，還缺乏關注科技項目的前期研發的意識。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態所的司勝利、北方生態技術中心主任梅曉丹都提到了相同的問題，“實際上投得越早，投的錢就越少，但風險也越大；但是投得晚，風險小了，投入也相對要大得多。”上海植物生理生態所司勝利論證道，他們有一個項目前兩年成都的一家民營企業花50萬投入，現在市值已經將近5個億。
從過去合辦企業，到現在靈活多樣的合作方式，市場帶動著更多的合作。也許隨著市場的進一步成熟，當“政府牽線”退歸幕後的時候，我們就聽不到什麼“院市合作”了。
深圳市從來沒有給深圳高科技園提過任何經濟指標的要求，隻是通過一係列的優惠和扶持政策，讓深圳高科技園成為中國高科技企業和成果的大型“孵化器”。
2007年，深圳高科技園區每平方公裏實現工業總產值16636億元，工業增加值3803億元。其中高新產品產值達到了15794億元，稅收782億元，這些數值是全國54家國家級高新區平均值的數倍以上。而深圳科技園2007年工業總產值也是1996年初建時的1913倍。
深圳高科技園的“蝴蝶效應”，拉動了整個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並使之成為深圳經濟發展的龍頭產業，引導深圳市經濟結構不斷升級換代和產品推陳出新。
在深圳高科技園的影響下，全國許多城市相繼建立起高技術產業開發區。這些開發區大都分布在具有人才和技術優勢或沿海對外開放優勢的城市。
深圳高科技工業園與廣東中山開發區，利用中國技術，吸收外國資金，興辦高科技企業，走出了發展高智力外向型的“南方模式”；北京開發區堅持以市場為導向，技術為依托，大力開發拳頭產品，形成了過硬的“北方經驗”。
如今，我國開發區加入到了世界高科技競爭的大潮中去，在世界顯示中國高科技的發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