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和海澱區政府，對中關村地區給予了全力支持。緊接著，四海、科海、信通、聯想等11家企業出現了。陳春先出人意料地反敗為勝，對自己這個本來難以為繼的“服務部”進行擴張。他們為自己起了個新名字，叫“北京市華夏新技術開發研究所”。
“華夏”1983年4月15日宣告成立。在政府的批準文件還沒下來，便按捺不住，提前誕生了。“服務部”的創始人之一紀世瀛說：
中國最大的科學金字塔開始破裂了。
無論對中關村還是對整個中國來說，這都是一個顛覆性的事件。
1983年，陳慶振創立科海，這個以科技轉化推廣為主要業務的公司，不僅開創了中國孵化器行業的先河，還在中關村引起了一股“技工貿”熱潮。
技工貿，原意是指技術研發、產品開發、產品生產、產品銷售以及產品售後，都由一個公司承擔，即技工貿一體化。但是後來研發要求投入比較大，隻能是從貿易方麵賺一部分錢，再投入研發，所以最後成了貿工技。於是，有人便把這條街戲稱為“倒爺一條街”。
陳春先不再孤軍奮戰，因為在他身後已出現一大群狂熱的義無反顧的人。他們將和他彙合成一股力量，把一根又一根楔子打進金字塔的裂縫。
此時，陳春先等人還提出：
不要國家編製、不要國家投資，要自籌資金、自願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1988年競爭上崗的第一任中關村管委會主任胡昭廣，對陳春先的“兩不四自”給予了熱情洋溢的評價。他說：
這段話在當時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有極大的改革氣息。本質上，它把政企分開了，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使企業在市場當中真正有獨立機製和行為能力，出現了多種所有製共存和多元化投資的概念，激發了科技人員長期被壓抑的潛能，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
陳慶振借著他科學院科技處科技檔案管理員的便利，到處呼籲技術專家到工廠兜售自己的發明。中國第一代計算機場地條件工程師王洪德，幹脆在中科院計算所的一次會上公然宣布：
我決定，從明天起離開計算所。最好是領導同意我被聘請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調走！調走不行，辭職走！辭職不行的話，那你們就開除我吧！
不僅如此，王洪德還第一次提出一個後來屢屢出現的問題，一個中國人，除了對他所服務的機構和上級的忠誠之外，還有沒有第二種忠誠？就在那一天，計算所的8名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和王洪德一同離去。
時代真的變了，科學家創造的成果應當拿錢來衡量，科學家不再隻是獻身，科學家要好好活著，科學家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更多的報酬。
1983年5月13日上午，陳春先召開“華夏”成立之後的第二次理事會議，決心說服他的技術人員轉向“微型電腦和智能係統”更高的技術領域。
陳慶振則攥著科學院的技術檔案這個看上去取之不竭的寶藏，推銷新技術的買賣。不僅如此，由於他的行為受到科學院支持，還得到了政府對他的特別關照。這可真是得天獨厚，但卻並不能確保他的成功。
從夏天到秋天，陳慶振煞費苦心地搜索科學院的技術檔案，挑出那些在他看來大有希望的技術，四處推銷，竟是處處碰壁，無功而返。按照他在1983年最後一天的核算，完全是個虧損結局，而且前景堪憂。
然而就在這時，陳慶振獲得一筆有利可圖的生意，為政府開發一個光學係統。他跑到清華大學鑄造專業去求援。當學生們問他給不給加班費，他說沒問題，結果這件事就在學生的努力下完成了。
1984年已經開始，陳春先、陳慶振、王洪德他們逐漸理解，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自己手裏有什麼，而是外麵的世界需要什麼。
在改造北京大學計算機房中，王洪德從中一下子賺了19萬元，這讓他們這些新時代的領軍人物更堅定了市場信念。所以在看到電子計算機的光明前景後，王洪德、陳慶振和陳春先，還有更多的人，全都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其中。
於是，真正的商業運動就在白頤路上發動起來了。就在白頤路的商業體係發生變化時，處於覺醒中的中國市場也在迅速改變。
最重要的改變來自20世紀的一項偉大發明：計算機。關於微機的消息不斷傳到我們國家，它們來自大洋彼岸。人們當時對世界潮流的敏銳叫人驚歎。中南海很快作出反應，決定把微型計算機請進辦公室。為此，中央專門召開了一次“中南海計算機選型會議”。
1984年1月，國務院計劃委員會訂購了50台“長城0520”。“長城0520”是我們國家生產的第一台微機。當時，伴隨這款微機同時出現的還有，第一個中文操作係統，第一個中文輸入方法，第一個中文字庫。
1984年春天，國家科委開了一次會，研究“世界新技術革命與我國對策”。中央政府試圖在自己的經濟戰略中注入世界科技的最新動向。黨的領導人也開始采取一些實實在在的行動，讓高新技術在普通百姓眼裏不再遙不可及。
1984年2月，鄧小平來到上海過春節。當時，鄧小平對中國之外正在興起的新技術浪潮有一定的了解，所以，當他聽說上海正在搞一個科技展覽時，就跑來看熱鬧。
科技展覽展示了上海10年的成就，鄧小平沒有過多關注。不過，這位敏感的政治家注意到了其他許多人都忽視的事情。
當時有一個名叫李勁的13歲男孩，坐在一台電腦前為鄧小平演示一小段程序。那是一個小火箭，把鄧小平吸引了。他當場摸著這孩子的頭說：
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
這句話後來在全國廣泛傳播，再經口口相傳，整個國家已無人不知，這大大增加了民眾對電腦的熱情。
鄧小平成了電腦知識的最大普及者。這個老人的力量借助於一個13歲的孩子延伸到全中國。
1984年4月第二周，科學家穀羽聯合中國科學院的幾位學者，向中南海呈遞了一封信，信中建議說：
利用現有的智力資源，組成科研、開發、生產聯合的基地。
在指出中關村蘊藏著一大批科學家和大學生之後，這封信接著說，這裏“人才濟濟，但沒有生氣，單位近在咫尺，卻如遠在天涯，潛力很大，但沒有開發”。
這封信轉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宦鄉，要他談談看法。宦鄉是個兼有官員和學者雙重身份的人，當時正好在美國訪問。
像陳春先一樣，宦鄉也被美國的矽穀感染了。4月26日午夜，宦鄉回到北京，看到了穀羽的信以及來自中南海的指示後，他進行了長達一周的思考。
1984年5月4日，宦鄉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他說科學家們說出了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他們的建議“都是值得重視的”。未來撰寫中國科技史的學者們，是不該忘記這封信的。
宦鄉不僅維護了學者的意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提出在中關村建立一個“科學城”的設想。宦鄉此信長達9頁，全部為小楷手書。
在信中，宦鄉主張“激發人們的創造精神，打破沉悶氣氛”，還建議在科學城中“新事新辦”，試行徹底的體製改革。而且他並不滿足於這些道義上的呼籲，還試圖為想像中的“科學城”做三件事。第一，他設計了完整的科學城規劃；第二，他提出科學城應有的建設步驟；第三，他想要弄清楚政府在科學城中處在什麼樣的位置。他甚至親手繪製“中關村科學城草圖”一幅，附在信中，用以證明他的計劃並非無源之水。
但是當時的中央顯然有更要緊的事情要考慮。改造國有企業、修建道路橋梁、開辟新產業、為城裏居民蓋房子、就業、醫療保險……這些都需要錢，而中央政府的稅收在過去5年間卻沒有相應的增加。
1984年4月29日，華夏創辦的《新興產業與科技擴散》出版了它的“試刊第一號”。當時印數隻有100份，免費贈送。編者聲稱，“這是中國民間創辦的第一份刊物”。它謳歌中關村裏那些出走的科技人員，說他們創辦的企業是“燦爛的科技之花，必將結出豐碩的經濟之果”。
1984年5月，當時的計委主任宋平關於研究探討在中關村建立一個把大學研究所和工業部門結合起來的開發中心的批示，提出了產學研的結合問題。
1984年9月11日，《北京日報》發表了任稚犀的文章，題目就叫做《開創中國式矽穀的探索》。文中寫道：
堅冰已經打破，道路已經開通。
靠科技起飛，開創中國式的矽穀。
這是中關村曆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就是在這時候白頤路完成向“電子一條街”的轉變。1986年6月，國家科委全國高新技術開發區研究課題組成立。一年後，《北京中關村建立高技術開發區的調查與研究報告》完成。
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牽頭的聯合領導小組，對中關村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調查。明確提出，以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為基礎，設立高新技術開發區，采取國家不撥款，但是提供政策環境支持的建議。
1985年3月13日，中央發布了《關於科技體製改革的決定》，明確允許集體和個人建立科研機構，更大地推動了中關村的發展。
1986年11月，中科院提出了“一院兩製”的概念。一部分人繼續搞研究，一部分人出來辦科技企業，把科技成果轉化成生產力，發展成產業。第二年，中科院所屬院所建立的企業達到148家，占到“電子一條街”企業總數的1/3，從業人員占了50%以上。
1986年11月18日，中央正式公布中國的“863”計劃。中國在科技產業化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
1988年3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有關文章，對陳春先的“四自”給予極大肯定，對中央領導的批示采用編者按的形式公布。國家科委、北京市政府聯合提出建立新舊產業開發區的報告。
1988年5月10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北京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被稱為“18條”的諸多優惠政策，讓中關村的發展插上了翅膀
自此，水到渠成。中關村終於從白頤路上的“電子一條街”，演變成100平方公裏的北京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
試驗區的發展差不多是“摸著石頭過河”，雖然有美國矽穀、日本築波和台灣新竹的成功範例，但當時我國經濟體製剛剛開始轉軌，可供試驗區借鑒的經驗並不多。胡昭廣對試驗區作出評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