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的靈活姿態，為雙方開始正式談判鋪平了道路。
但是英國政府沒有立即做出回應，還在拖延。
鄧小平為談判製定的基本策略，對促進整個談判進程起了重要作用。這個策略的要點：
一是談判開始後，先不談主權問題，而先談1997年後如何管治香港的問題；二是談判日期要設限，以1984年9月為最後期限，屆時如仍未談成，中國將單方麵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6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港澳的全國政協委員時，再次將談判設限這一信息傳遞出去。這時，英國人感到拖不下去了。
6月22日，英國女王在英國國會年會上發表談話，公開表示：
英國政府將繼續就香港前途與中國進行會談，以期達到一項為本議會、中國以及香港居民都能接納的解決辦法。
1983年6月底，中英兩國代表就會談程序問題達成一致意見。雙方約定按以下順序磋商香港問題：
第一，先談1997年以後對香港的安排；
第二，商討從現在開始至1997年過渡期的安排；
第三，有關政權交接的事宜。
盡管英方來信充滿機巧，但鄧小平卻很清楚地讀出了對手立場的微妙變化，並以自己的靈活姿態積極回應，適時地給英方一個下台階的機會。準備與英國代表舉行正式談判，以便迅速打破談判的僵局，解開主權問題上的死結。鄧小平製定靈活談判策略
1983年4月，柯利達大使接到中國總理的回信。這封信肯定了英方的新態度，同意5月底和6月初舉行兩輪談判，商討純粹程序安排問題，並建議正式談判。
談判原計劃於6月開始。但由於英國提前舉行大選，雙方同意會談7月開始。
當時，一件不幸的事發生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誌於6月10日逝世。在廖承誌病重期間，中共中央做出決定，任命原外長、中顧委常委姬鵬飛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1983年6月22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姬鵬飛主持召開港澳工作會議。
會議在中南海國務院會議室舉行，與會者有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鍾英、秘書長李後、副外長、中方代表團團長姚廣、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秘書長陳楚等人。
會議主題是關於中英香港談判問題。先談到了撒切爾夫人給中國總理的一封信。
姚廣讀了信。此信顯示，英國終於退卻了，不得不放棄“三個條約有效”的立場。
姚廣讀完以後，會場笑聲一片。
姚廣又把外交部關於與英方就談判開始時間以及談判代表問題進行交涉的情況向與會者通報。大家都認為，中英之間可以開始正式談判了。
李後將港澳辦準備的一份文件發給與會者。這是中共中央批準的、關於收回香港問題的“十二條基本方針”，對香港回歸和1997年後的香港政策，做了原則性的規定，既成為和英方談判的根據，又是1997年後實踐“一國兩製”的根據。
在6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兩個會議期間，鄧小平曾會見參加兩會的港澳人士。
鄧小平在談到中方在主權問題上的靈活策略時說：
為了照顧英國，我們談判可能不從收回香港問題開始，而先從1997年後香港實行什麼製度、什麼政策談起。這個政策充分照顧外國人，首先是英國人的利益。不僅保護中國人的利益不受損害，外國人的利益也不受損害。
鄧小平還指出，如果先談1997年以後怎麼辦的問題，就可避開主權問題的障礙。而1997年後的問題談好了，中國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問題也就沒什麼可談了。
鄧小平是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統一的大師。他在任何時候都能把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時當然也不例外，他對港澳兩會代表談完靈活策略後，又講了談判的一些原則。
鄧小平強調指出：
中英談判時間不能拖得太久，拖久了對信心不利。此外，“新界”租約不予延長，我們決不步清廷後塵。
鄧小平的這些策略，成為中英談判過程中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兩國的談判進程基本上依此設計展開。
不久，中英就第二階段談判的議程達成一致，決定先談1997年後的安排，再談1997年前的安排，最後談“關於主權的移交事宜”。
議程問題解決之後，雙方商定於7月12日開始正式舉行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第二階段會談的第一輪談判。
在“三個條約有效”論失去市場後，英國便開始鼓噪“主權換治權”，堅持1997年後英國繼續管治香港。
直到第三輪會談結束，談判仍未取得任何進展。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再次高屋建瓴，為談判撥開迷霧。
1983年7月1日，中英兩國政府同時發表公報。公報說：
在1982年9月兩國領導人會談以及近來進行的有益的交換意見之後，雙方同意關於香港未來的第二階段會談，將於1983年7月12日在北京開始。
7月5日，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
參加中英香港問題第二階段會談的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團已經組成。中國代表團團長是外交部副部長姚廣，代表團成員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長李菊生、外交部法律顧問邵天任、外交部西歐司顧問魯平等；
英國代表團團長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代表團成員有英國駐香港總督尤德、港府政治顧問麥若彬、英國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歐威廉、二等秘書畢瑞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