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切實準備“討伐軍”進攻時的防禦戰，給“討伐軍”以嚴重的打擊，促其反省，這種防禦戰不是為了要以擴大內戰的方針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針，而依然是為了促成全國性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與全國性抗日戰爭的發動。《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20―122頁。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是發給南京方麵孔祥熙、孫科、馮玉祥、陳立夫等及南京政府諸先生，西安方麵張學良、楊虎城、王以哲、孫蔚如及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諸先生的公開通電，其全文如下：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安內而後攘外”政策，不能再繼。平心而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居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諸公，步驟較緩，可是除親日分子外，亦非毫無愛國者，其發動內戰，當非心願。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速其亡！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謹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南京軍隊勿向潼關進攻，西安抗日軍亦暫止陝甘境內，聽候和平會議解決。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並通知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派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準備派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先提抗日救亡草案，並討論蔣介石先生處置問題，但基本綱領應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會議地址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為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望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寇竟乘虛而入也！並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23―124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的當天，毛澤東起草並發出10餘份電報，其中發給周恩來的電報就達11份。這些電報通報了國內外形勢並提出軍事部署等，其要點是：時局正在發展，一方麵日本軍閥、中國漢奸、南京右派，極力製造內戰局麵；另一方麵西安抗日軍、紅軍、中國人民、中國反蔣實力派、南京左派、國際和平國家，正在結合，反對內戰，擁護抗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乃為團結一切國內、國際左翼及中間勢力，為反對內戰、擁護抗日而鬥爭。張、楊必要堅持，更有前途，一點不需氣餒。爭取十七路軍全部穩定於抗日反內戰立場，是當前重要一著。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6頁。
毛澤東在當天還致電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②。
潘漢年接到電報後，從上海乘火車抵達南京，在赴南京途中，考慮到當時南京政局的動蕩，為避免親日派的幹擾與阻攔，他沒有按常規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而改由堯化門車站下車，然後乘車進城，住進宋子文家中。就在19日這一天，宋子文經西安事變當局允準，以私人資格前往西安。當天下午，宋子文乘飛機離開南京，於下午5時抵達洛陽。吳景平著：《宋子文政治生涯編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17頁。
潘漢年到達南京後，向宋美齡陳述了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避免亡國慘禍”的主張。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關於西安事變的來電。這一來電是共產國際在12月16日發出的。但因“電碼錯亂”，中共中央無法譯讀，要求共產國際重發，至此日始收到並譯出。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書記處，內稱：“來電於20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也已經基本的采取了這種方針。”《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01頁。
在收到共產國際來電的當天，毛澤東即致電周恩來，轉述共產國際的來電如下：“既然發動已成為事實，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衝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本運動的代表即讚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6―627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數次致電周恩來。毛澤東在一份電報中指出：“如宋子文態度同情陝變，兄可設法見他，一麵提出我黨調和陝變、中止內戰、共同抗日之主張。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場說話，痛陳時局危急，內戰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會議，解決國是。”③毛澤東在本日另外兩份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還分別提出：“紅軍主力第一步集結慶陽，如胡宗南南下決消滅之。王以哲軍應固守固原、西峰。”“東北軍應以洛川為後方，十七路軍以韓城為後方，兩軍輜重宜逐漸向兩地遷移，準備萬一放棄西安時不至於倉促誤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6―627頁。
在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來電的當天，也就是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紅軍進入友軍地區的地方工作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秦邦憲、朱德、何克全、林伯渠、李克農、馮文彬、羅榮桓、彭加倫、譚政、毛齊華、羅華生、周興、郭洪濤等。何克全作報告和結論。張聞天在總結發言中指出：這是一個新的問題，今天也隻是討論一些原則，它將對我們過去的政治工作是一個辯證的揚棄。在這次進駐友軍地區的行動中間，要特別注意實現我們的抗日綱領。這次工作與上次去山西時完全不同，不是赤化；另一方麵，過去大革命時期的經驗，我們今天也不能完全重複，而是應該提到更高的階段。我們的政治機關應靈活地來運用這些原則，同時要使每個連隊都能了解。對舊政權我們開始應尊重，但是能改造的還是要改造，這應經過相當的階段來實現。對於蔣區的群眾團體則可以盡量擴大，逐漸地做到把領導權拿在我們手裏。對於商人應保護，舊紙票子收回，明令加以禁止，並做到統一紙幣。我們的募捐應由紅軍的師一級擔任，打土豪隻沒收漢奸叛國賊的，不應廣泛的來弄。對群眾生活應注意改善，取消苛捐雜稅應成為群眾的鬥爭，我們隻是應該很好地領導，而不是由我們包辦。關於民團，能夠改編的改編，能夠拆散的拆散，一定要把它弄到我們手裏。對於擴紅，應盡量地擴，我們這次出去應擴大幾倍。宣傳要突出抗日援綏，發動抗日鬥爭。爭取友軍的工作，應特別謹慎。我們自己的隊伍，則要加強紀律教育。最後，所到之處，要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發展黨員要經過慎重挑選，防止投機分子混入。要做到在任何不利條件下都能夠保存。這一點大革命時候的教訓應記取。《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9―4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