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驚傳蔣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張楊均貴黨中央委員，且屬“剿共”軍領袖，然亦堅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觀其宣布之八項主張，實為全國人民之所言，厲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變，不過繼福建事變、兩廣事變之後，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貴黨中抗日救國之賢豪，不滿蔣氏降日叛國之所為而蹶然揭出正義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見同類之事變，將遍發於國中，禍患之紛乘，欲收拾而無術。夫中國國民黨中愛國英賢豈得謂少，然受製於蔣氏，複受製於媚外殘民之親日派，正氣不伸，黨義為毀，國則日蹙百裏，傷破碎之河山，民則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竊以西安事變之發，南京當局亟宜引為反省之資，而絕不可負氣橫決，反而發動空前之內戰，如近日電訊之所傳者。語雲，鷸蚌相持而漁人伺於其側，漁人今已高舉其網矣。彼日本者，自聞南京決定討伐張楊，興高采烈，堅甲利兵，引滿待發。誠使南京諸公萃沿海長江守備之軍，大興討伐於西北一角，姑無論西北苦寒之區，張楊勇義之眾，晉綏烽火之側，而全國鼎沸之時，勝負之數，誠未可知，借令戰勝攻取，快意肆誌，而日本乘機入寇，因虛而襲滬寧，取青濟，華北獨立，西北亦危，全國喪亡，真將萬劫不複。螳螂黃雀之喻，親痛仇快之譏，千秋萬世，永難湔滌。鄙人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國之不存，民於何有，民之泯滅，黨將焉傅。是以鄙人等年餘以來，不憚反複陳詞，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別於蔣氏，複欲自別於親日派，謂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放棄蔣氏愛擺之集權、統一、綱紀等等索然無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實實與民更始，開放言論自由，啟封愛國刊物，釋放愛國人犯，舉內戰之全軍，立即開赴晉綏，抗禦日寇，化黑暗為光明，變不祥為大慶。若是，則鄙人等雖不敏，願率人民紅軍二十萬眾，與貴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為自由解放之祖國而血戰。否則國亡種滅，不但全國人民及貴黨中愛國誌士不能坐視，鄙人等亦決不能袖手旁觀也。臨電屏營，佇候明教。《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468―469頁。
這封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電報發出後，南京方麵沒有作出任何回應。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把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區別對待”的方針，遇到了很大的障礙。毛澤東和張聞天等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在山城保安審時度勢，思考著如何將西安事變妥善處理的最佳方針。
周恩來奔赴西安。
12月15日清晨，周恩來離開保安，向延安方向前進。周恩來的隨行人員有紅軍大學教育長羅瑞卿、紅軍大學一科黨支部書記杜理卿(後改名許建國)，中共中央聯絡局副局長張子華、西北辦事處外交部對外聯絡局局長吳德峰、中革軍委通信局副局長曾三和童小鵬、龍飛虎、陳有才、楊家保、邱南章及警衛戰士等17人。童小鵬後來回憶說，周恩來等“每人騎一匹馬，就像一支騎兵支隊那樣，在寒風中離開保安城，向膚施(即延安)方向前進。保安到膚施170多華裏，因為溝深路窄，天寒地凍，馬蹄打滑，不能走快，當天隻走了80華裏，在安塞西邊一個小村子的窯洞裏宿營。”《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第19―20頁。
第二天傍晚，周恩來一行來到延安城北的楊家灣村。這是一個依山傍水的村莊，位於延河東岸，南距延安城不到5公裏。在這裏，周恩來見到了陝北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部長鍾赤兵和副部長王世泰。鍾赤兵和王世泰彙報說，當天中午曾有一架飛機在延安上空盤旋了一周，又飛走了。周恩來焦急地說：“糟糕，我們來遲一步，這正是來接我們去西安的飛機，因為沒有發現約定的標誌――白色十字，沒有降落。飛機會不會再來就很難說了。”王世泰著：《王世泰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23―224頁。
為了迅速趕到西安，周恩來決定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麵讓占領延安飛機場的部隊在17日上午用白布擺好十字形標誌，加強機場的警戒，另一方麵準備騎馬趕到西安。鍾赤兵和王世泰隨即命令工作人員動手給沿途的共產黨組織和遊擊隊起草介紹信，以便在他們的幫助下，盡快趕到西安。周恩來慮事周密，他說：“現在情況緊急，絕不能延誤時間，有些小遊擊隊可能不知道我們。再說，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來怎麼辦？”周恩來對土生土長的王世泰說：“你在這裏打了多年仗，基層的幹部和遊擊隊的人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義寫吧！”②《王世泰回憶錄》，第224頁。
於是，給沿途各點負責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紹信上都署上了“陝北省軍事部副部長王世泰”的名字。②。
當天晚上，周恩來一行宿營於楊家灣村。
12月17日早飯後，周恩來等離開楊家灣，經延安城北的大砭溝(今名文化溝)翻山來到延安城西南的杜甫川，這時已是中午時分了。童小鵬回憶說：“我們準備繼續沿公路向甘泉走。這時忽然聽到了飛機的聲音。周恩來說，這一定是張學良的飛機又來接我們了。不久，飛機就降落了。周恩來同張子華商量，要他以‘南京派來的談判代表’身份，同邱南章一起拿著周恩來寫的字條進城去找縣長，說明飛機是西安張學良副司令派來接中共代表團的，要求讓我們經過南門外繞到東門過延河到飛機場去。經過交涉，縣長高仲謙(此處誤記，當時膚施縣縣長為高錦尚――引者注)表示同意。不久我們就順利涉過延河趕到了東郊機場。”《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第20頁。
張學良派劉鼎乘坐自己的專機前來延安機場接周恩來一行。由於飛機搭乘人數所限，周恩來和羅瑞卿、杜理卿、張子華、童小鵬、陳有才、邱南章、龍飛虎、楊家保一行共九人乘飛機前往西安。飛機起飛時，已是下午4時左右，天正下著雪。
在飛行途中，周恩來聽取了劉鼎關於西安事變的經過以及事變以後情況的彙報。周恩來對劉鼎說：這次是軍事的突然行動，沒有打垮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蔣(介石)被捉既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於滑鐵盧戰役以後被擒的拿破侖。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困難。共產黨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變釀成更大的內戰，而要推動抗日，推進革命形勢的發展。《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1頁。
周恩來一行抵達西安時，已是黃昏時分，前往七賢莊一號稍事休息後，即前往張學良公館。在進入張學良公館前，周恩來在位於張學良公館不遠處的塗作潮家裏，剃掉了胡須。
張學良對周恩來的到來，自然是如大旱之望雲霓。他在20年後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說：“事發之後，我深悔孟浪，彷徨無策，遂邀周恩來來西安相商。”《張學良遺稿》，第112頁。
在讓周恩來一行下榻於張學良公館東樓並用餐之後，張學良與周恩來進行了單獨會談。會談一直進行到午夜時分。會談結束後，周恩來立即起草了致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電報，於當晚24時發出，電報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