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前後，中共中央與東北軍的聯絡工作也在緊張進行之中。2月8日，張聞天致電周恩來：“與王(以哲)通報之密本呼號已交李慶(即李克農)同誌帶來瓦窯堡，近未與王(以哲)通訊。”②③⑤《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99―300、299―300、299―300、302頁。
第二天，張聞天再次致電周恩來：“張(學良)回後如王(以哲)無消息，請去電問王以哲。”②電報還提出：“彭(德懷)毛(澤東)前方來收新聞，如有較重要消息，請電告。”③。
2月10日，周恩來在瓦窯堡親自布置李克農再次前往洛川談判事宜。周恩來說：按照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即瓦窯堡會議)的精神，先商談局部合作抗日和經濟通商問題，力爭談成；對重大問題，要及時向中央請示。《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6頁。
為了更加便利地與東北軍進行聯絡，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於2月18日致電周恩來：“陝甘省委電台可調至河口，對張學良交涉可直接通電。”⑤。
2月19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並轉張學良。電報指出：貴軍與敝軍之聯合抗日號召全國，必為蔣介石等所深恨，製造謠言以中傷破壞兩方團結，實意中事。希望貴方不為奸人謠言所動，威利所屈，堅持聯合抗日之立場。特派李克農即日起赴洛川麵談一切。《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12頁。
從2月20日20時起，紅一方麵軍主力分別從綏德縣溝口和清澗縣河口等地強渡黃河，發起東征戰役，一舉突破了閻錫山部隊的防線。至23日，紅一方麵軍主力全部控製了從辛關至三交鎮之間的黃河東岸各渡口，並占領了包括三交、留譽、義牒在內的橫寬50餘公裏，縱深35公裏的地區。在紅一方麵軍主力發起東征戰役的當天。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彭德懷：李克農明21日啟程，25日可到洛川，望告王以哲。③《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3頁。
2月21日，毛澤東從清澗河口東渡黃河。當天，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對後方工作予以安排，並指出：“此次李克農交涉指揮，我們前方諸人可以擔任。”③同一天，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以中共中央及軍委的名義發出給李克農的訓令。訓令指出：估計張學良“願意與我們繼續談判，準備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打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接受蔣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蘇維埃紅軍，納入三民主義的軌道。”我們的策略則是：“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協定”，“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堅持抗日討叛國賊不可分離”。③《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3頁。
訓令還指出：如張(學良)提出取消蘇維埃，則(李)克農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作取消雙方政府，成立全國人民公意的政治製度的初步討論；如張(學良)提出取消暴動，則(李)克農提出取消一切國民黨的壓迫製度、封建剝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14頁。
訓令還提出，在談判中應“要求停止內戰，不攔阻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遣隊”，“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交涉的指導在於中央軍委”。③。
根據中共中央和西北軍委的安排，李克農於2月21日從瓦窯堡啟程。隨李克農一起前往洛川的還有擔任機要工作的戴鏡元、一位負責保衛工作的西北辦事處機關總支書記和高福源。
出生於1909年的戴鏡元是福建省永定縣人。192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了永定農民暴動。1929年5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任共青團永定縣委書記、福建省連城獨立團政治委員、中共連城縣委代理書記。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先後任中革軍委第二局研究員、參謀等職。長征途中，從1935年2月，任中革軍委研究員、黨支部書記。1935年11月起，在西北軍委機關工作。戴鏡元在題為《從洛川會談到延安會談》的回憶文章中記述說：
(2月)25日當天下著鵝毛大雪，路滑雪深，行走困難。中午到達富縣，在城外山下一個小村休息。高福源先進城聯絡後，山上守城部隊東北軍一個團長立即出來迎接我們進城，另外由一位師長出麵宴請我們。中午飯後，護送我們的同誌和馬夫等牽著馬回瓦窯堡去了。我們騎東北騎兵用的馬，一色純白，由東北軍護送，當天下午5時左右到了洛川。
王以哲的六十七軍軍部在洛川，王和他的參謀長趙鎮藩熱情地接待我們，排我們住在離軍部很近的一座獨院裏，這是一座四進的深院，我們住在最裏院。當天晚上，電告中央：“李(克農)等四人已安抵洛川。”我們沒有帶電台，電報是由東北軍六十七軍的電台發往山西石樓的。
同時，王以哲亦於當晚電報張學良，彙報我們到達洛川的情況。張學良回了一個電報，說他因事要去南京，一下子回不來，要王以哲、趙鎮藩先同我們商談六十七軍和紅軍之間的局部合作問題，其餘重大問題等他回來再談。李海文主編：《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79―1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