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彭德懷在信中提到的唐嗣桐是楊虎城所部陝西警備第一旅旅長，畢業於黃埔軍校，是一個頑固的反共分子。1935年7月2日，紅二十五軍主力在山陽縣袁家溝口與陝西警備第一旅發生激戰，將警備一旅全部殲滅，斃傷官兵300餘人，旅長唐嗣桐以下1400餘人被俘，繳獲各種槍支1600餘枝。唐嗣桐後被處死。
而毛澤東和彭德懷信中提到的張漢民卻是一名共產黨員。張漢民(1903―1935)，山西稷山人。1924年到陝北安邊(今屬定邊縣)楊虎城創辦的教導隊學習，先後任楊虎城部教導營副隊長、炮兵營副營長。1925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任楊虎城軍事政治隊隊長、西安中山軍事學校總隊長。1928年春，在三原縣被以“共黨疑”罪名逮捕。後經中共黨組織和友人營救獲釋，返回原籍。1929年春重返楊虎城部，先後任楊虎城的隨從副官、連長、教導大隊中隊長、衛士營長、警衛團長。1932年被中共中央軍委任命為陝甘特派員，負責搜集陝甘地區的軍事情報。張漢民還在自己的部隊中主持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紅軍之友社。1935年2月，警衛團擴編為警備第三旅，張漢民任旅長。3月23日，張漢民收到西安綏靖公署急電，要他堵擊紅二十五軍於寧陝以東地區。當時警三旅所部第八團駐西安、旅部僅帶第七團和第九團，即由鎮安東進，“尾隨”紅二十五軍。4月9日，警備第三旅在藍田縣九間房(今屬柞水縣九間房鄉)遭到紅二十五軍伏擊，大部被殲，張漢民等幾十名中共黨員被俘。一個多月後，紅二十五軍“在處理九間房戰鬥的俘虜時，錯將我黨地下黨員張漢民(警三旅旅長)等同誌當作反革命分子處決，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1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113頁。
10年之後，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追認張漢民為革命烈士。
楊虎城對張漢民的共產黨員身份是了解的，但卻給了他以很大的信任。由於警備第三旅的被殲，特別是張漢民的被殺，使楊虎城對紅軍和共產黨產生了戒懼心理。
由於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同誌初到陝北，對這一情況尚不完全了解，因此在致楊虎城信中出現了將反共分子唐嗣桐和共產黨員張漢民相提並論的“寧不計唐嗣桐、張漢民之覆轍”之句。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信杜斌丞先生，希望他為組成聯合戰線“挺身而幹”。杜斌丞(1888―1947)，原名丕功，字斌丞，後以字行。陝西米脂人。1917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回到陝西。次年擔任榆林中學校長。1926年任陝西省政府清鄉局局長。1930年11月，出任楊虎城的高級參議和陝西省政府參議。後任甘肅省政府秘書長。當時擔任第十七路軍總參議。
毛澤東在致杜斌丞先生的信中寫道：“從汪鋒同誌知先生不忘情於革命，甚感事也。時至今日，論全國，論西北，論陝西，均舍抗日反蔣無第二條出路。”“為公之計，誠宜急與敝方取一致行動，組成聯合戰線，敝方願在互不攻擊的初步條件下，與(楊)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圖存之根本大計。”“如得先生居中策劃，以共同作戰對付公敵為目標，則敝軍甚願與(楊)虎城先生成立諒解，逐漸進到共組抗日聯軍、國防政府之步驟。先生為西北領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幹，是在今日。”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5頁。
毛澤東在致杜斌丞先生的信中還特別寫道：“甘肅鄧君寶珊，亦為絕無出路之人，敝軍亦願與發生關係。”②鄧寶珊(1891―1968)，名瑜，字寶珊，以字行。甘肅天水人。1910年7月加入中國同盟會。後參與組建陝西靖國軍。後任國民軍第二軍第七師師長、國民聯軍駐陝司令部副總司令、第八方麵軍總司令等職。1932年2月任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當時任陸軍新編第一軍軍長。
毛澤東還寫了一封致鄧寶珊的信函。
12月6日，毛澤東離開富縣東村，前往瓦窯堡。在此之後，汪鋒帶著毛澤東分別致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的親筆信，離開東村，經張村驛等地，於12月中旬到達西安。
汪鋒的西安之行並不順利。據汪鋒回憶說：“楊虎城見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後，讓十七路軍軍法處處長張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參加過革命，渭華暴動時，我們曾經認識。後來，他消極了，但還認識我，表現特別親熱。他們把我安置在西華門軍法處看守所住。張依中向(看守所)所長吳懷仁介紹，我係十七路軍的特情人員，是被紅軍俘虜後逃回來的，需要審查以後才能複職。看守所所長(吳懷仁)是一個年近六十的老獄吏，習慣於逢迎。他看到我同他的長官平出平入，便盡量向我獻殷勤，安排我住在一個較好的房間裏，每天單獨開飯，極表關懷。我名義上雖然是‘犯人’，實際上卻是比較自由的，可以到張依中、吳懷仁的辦公室裏去閑談，了解情況。”《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