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隴東分區對工廠進行改革，主要是增加投資，擴大規模，提高效益方麵做出努力。隴東分區在得到邊區政府投資的20萬元發展紡織業的專款後，決定將救亡工廠和益華工廠合並，擴大為聯合工廠，資產達70餘萬元。1944年7月，聯合工廠資金發展到2740餘萬元，職工114名，每月可產老布300匹，毛毯160餘條，毛巾50打，襪子70餘打，布鞋2000雙，氈1000條。生產效益明顯增加。
手工業是隴東農村經濟的主要構成部分。抗戰時期隴東分區手工業以家庭紡織業為主，兼有其他手工業如皮坊、氈坊、油坊、酒坊、磨坊、粉坊、鞋鋪、木工鋪、掌鋪等20多種。抗戰期間，為了打破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解決農村人口穿衣問題，隴東農村家庭紡織業發展很快，如1940年，慶陽、曲子、鎮原有農村紡婦1042人，1941年發展到2054人，1942年隴東分區6縣有4427人。據1942年統計，共紡線34039斤，織布18756大匹。1944年全分區紡女2871人，車11513架，紡紗32238斤，織婦3013人，織機3032架，織布2718大匹（每匹10丈）。除紡織業外，其他手工業也有了發展。如慶陽市的氈坊在分區手工業中一花獨秀，1944年有氈坊10家，每天可產氈50餘條，產品有黑氈、白氈、花氈、氈鞋、氈帽等。另外，還有口袋坊14家，皮坊18家，油坊156家，木匠鋪11家，裁縫鋪5家，鞋鋪2家，籮匠鋪6家，染坊32家，紙煙坊19家，毛合子坊8家，銅匠鋪40餘家。手工業的發展成為推動隴東經濟整體發展不可忽視的力量。
三、隴東分區的商業貿易
商業是構成隴東農村經濟的又一主要組成部分。在隴東商業發展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公營商業。隴東公營商業以光華商店起步，隨之從分區到各縣、區都建立了公營商業貿易機構。這些機構推動了隴東商業的繁榮，如邊區土產公司和鹽業公司設在隴東的分支公司收購隴東盛產的毛皮、中藥材和毛製品等土特產，運往國統區換回邊區緊缺的商品。隴東公營商業在陝甘寧邊區商業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1940年從隴東出口的食鹽居邊區第二位，占38%；特產也居第二位，占26.9%；進口的商品主要是土布、棉花、東昌紙、顏料、火柴、水煙等，其中土布量最大，占邊區的50.1%。可見，隴東成為邊區對外貿易的主要窗口。公營商業的發展帶動了隴東私營商業的發展，以西華池為例，“1937年以前，這裏除了兩三家連肉也找不到的小飯店外，整條街道還沒有10家店鋪麵，而且還是土匪出沒，行人稀少的地方，就是從這裏經過的客人，也不知道它就是西華池”。通過幾年的發展，1943年時，已是“商號林立，市麵繁榮，在慶陽買不到的東西，到這裏應有盡有。假若你愛吃的話，那你在此可以嚐到橘子的滋味，特別是晚上，油茶啦，燒雞啦，各種食品叫賣聲，會使你覺得置身於都市之中”。另外，慶陽縣城有“永茂隆”、“恒義興”等大商號十餘家，一般小商小販百餘戶；鎮原有“泰和堂”、“生盛富”等知名商行，小商小販200餘戶。這些私商主要經營日用雜貨、棉花、布匹、糧食、食鹽、皮毛、藥材等。在隴東各城鎮，形成了公營、私營、公私合營的商業體係。
隴東商業發展的另一表現是農村集市和定期舉行的騾馬大會。抗戰前隴東分區就有集市，1942年後隨著邊區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農村集市相繼建立起來，如驛馬、馬嶺、慶城、屯子、平泉、新集、中原、孟壩、馬渠、三岔、曲子、西華池等地建立了集市點。集市有三天一集的，五天一集的，平日這裏有公、私營商店，作坊等鋪麵坐地營業，每逢集日，周圍農民、小販趕集，或出售農副產品，或購買自己所需用品。集市貿易繁榮，如西華池“逢集的日子，四麵大路上，人群不斷地向這裏蠕動著、彙集著，各種各樣的小攤，街道兩旁不知有多少，人群塞滿了街道，潮水般地湧來湧去”。曲子與三岔“都是以逢三、六、九為集期的。每逢集日，附近數十裏的群眾和一切流動商販，常是潮湧而來，因此商業交易頓形活躍”。久而久之，這些集市發展成為隴東農村的商業貿易中心。能夠反映隴東農村商業貿易繁榮盛況的另一表現形式是傳統的騾馬交流大會。如每年農曆4月28日至5月7日為西華池的騾馬大會，會期10天，每逢會期客商雲集，貿易鼎盛，與會者不僅有邊區各縣群眾，並有友區人民，包括陝、甘、寧、青、晉、豫等省遠近客商。每日從早至暮、市集熙熙攘攘，車馬絡繹不絕，大會上百貨俱全。最多時牛、騾、馬牲畜在五千匹以上。從上述所論可以看出，抗戰時期隴東農村形成了以公營商業為主體的多種經營形式並存的商業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