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問題是向前看的問題。鄧小平說這個會議向後看解決一些問題，目的是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決遺留問題，要快，幹淨利落，時間不要長。完全滿意不可能。他還說，安定團結十分重要。
在談到第四個問題克服官僚主義時，鄧小平批評了人浮於事、拖拖遝遝的現象，還批評有幾多，如會議多等，概括為官僚主義。是上層建築問題心中無數，解決什麼都不明確。
鄧小平強調要學會管理，學會培養與選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規章製度。好的企業必須用先進的辦法管理，擴大管理人員的權力。黨委領導好不好，看企業管得好不好，看利潤，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農村如此，各行各業也如此。
第五個問題是允許一部分企業、地區、社員首先要好起來。他說這是一個大政策。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農村5％到10％再到20％，城市20％。這樣才有市場，本身就促進開辟新行業。要反對平均主義。幹得好的，就影響左鄰右舍。
第六個問題是加強責任製。在批評了無人負責的現象後，鄧小平說，要搞幾定，比如什麼項目，定從哪裏引進，定在什麼地方，定哪個人從談判到管理。可能六定七定，開單子，並頭進行，不耽誤時間。現在打屁股打計委，有什麼用？要打，打個人。國內企業也要有專人負責，專門機構搞幾定，請些專家，譬如榮毅仁就可以當專家。
第七個問題是新措施、新問題。鄧小平提出要搞人員核算標準。
12月2日談話後，起草的同誌很快寫出了一個稿子。鄧小平又約起草者談話。這時，胡喬木也再次參加到起草工作中來。
鄧小平這次談話大致講了四個問題。
鄧小平再次談到了解放思想的問題，要為敢想敢做創造條件。怎樣才能敢想敢做？從製度上解決，根本是民主製度。總不能隨便打擊同誌，對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勵態度嘛！特別是學術研究。思想領域上更需要民主討論嘛。武斷可不行，要真正搞“雙百”方針。越軌怎麼辦？這有個信任群眾信任幹部的問題。
鄧小平接著談到了開動機器的問題。他說，開動機器，一個生產小隊看到一塊空地沒有種樹，有一塊小水塘沒有搞養殖，睡不著覺。開動腦筋可以增加多少財富？腦筋用在什麼地方？四個現代化嘛！
鄧小平還提出要建立健全黨規黨法，他說，黨要有好作風，黨的作風，無非那三個作風，它本身就是製止違法亂紀的。現在看來黨規黨法比國法還重要。經濟民主這方麵要強調，這裏有權力下放的問題，民主監督。講了經濟民主，選舉不好，沒有權力下放，黨委隨便幹預也沒有民主，也培養不出人才。認真執行黨章，權利義務都講了。
沒有民主就沒有法製。現在沒有各種法，要逐步地搞，開始粗一點也不要緊，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樹造林沒有專門法令，經濟法規沒有，普通法規就做起來，不要求一下完備，單個地搞，各個地區搞。總之，沒有法不行。
談到向前看，鄧小平說，對犯錯誤的人的過去不要求完備，自我批評不夠，讓他自己考慮，在實際工作中改正。因為過去的問題太複雜，但對以後新的錯誤要嚴一些。
關於新的問題，鄧小平說，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大量出現，特別是上層建築一麵，有規章製度，用人問題，有選人標準。為社會主義、為人民發展生產力是主要標準，否則什麼叫政治上強？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還要展開，不要等上層建築，從一個廠，從專業公司搞起。改革有障礙，包括老幹部，總的讚成具體反對。要以大局為重，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要說理。總之，方針明確，方法妥當，沒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鄧小平談了權力下放、責任到人的問題。他認為講集體負責、黨委負責就等於無人負責。打屁股不能亂打一通。既然責任到人就應該有權，沒有權也就不可能有責任。領導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有技術是否得到不斷的更新，靠體力勞動不行。
談到一部分先好起來的問題，鄧小平認為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帶農村，大城市帶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務行業，大有可為。
鄧小平還談了城市規劃問題，舉了新加坡的例子，說新加坡一個島上都有衛星城市，為什麼我們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應規劃。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權買一套房子，5間房子70平方米，相當於半年工資，分期付款。日本獎金搞得好的相當於半年工資，相當於一部汽車。新加坡房租相當於工資的15％，歐洲日本的相當於三分之一工資。
最後，鄧小平建議稿子短一些，他說短一些頂事，不能長篇大論，語言少些，幹淨利落一些反倒明確。他希望修改快點，兩天搞好，分寸恰當些。
幾天後，起草的同誌改出一稿，送鄧小平審閱。
鄧小平再次約起草者談話。這時，稿子已大致形成了最後稿的麵貌，因而談話是在對稿子的“逐條逐字”審改中進行的。
談話開始，鄧小平肯定了講話分四個問題的框架，認為基本可以，同時強調開頭或中間要講一講工作重點轉移問題，說“這是一個主要方針”，要不了多少語言，但這是個大前提，是總的東西。
在談到講話的第一部分，即後來定稿本中的“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一節時，鄧小平批評了把個人擺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
在講到造成“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時，鄧小平特別提出：
應搞清楚什麼叫官僚主義，官僚主義究竟是什麼概念。真正是上層建築有問題，官僚主義是一個內容。權力過分集中，離開民主集中製的集中，脫離了組織。離開民主搞集中，這才是實質。各級組織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各個組織一直到支書，權太大，不利。
鄧小平還提出稿子要加寫按勞分配的內容。他說，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領導幹部，就應該多得，就應該先富起來。積極性沒有經濟手段調動不行，隻講風格是不行的，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個時期可以，長期一輩子不行。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
鄧小平接著還提出要健全必要的法律。他列舉了六個法律名詞，並且說要研究國際法，不懂國際法，國際交往越來越多，將來要栽很大跟頭。
在談到稿子的第二部分，即最後定稿中“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一節時，鄧小平說，歸根結底是民主集中製。相當長一個時期，實際上隻有集中，現在應該強調發揚民主。但集中、紀律等還是要提到。關於1957年毛澤東提出的“要造成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一段話，鄧小平說要引全。因為這種局麵是非常好的，要上下一致去搞這個局麵。
鄧小平特別提出要加寫一段所謂追查謠言的問題。他說這實際上是軟弱，是神經衰弱的表現。還說打擊報複是很惡劣的風氣，必須製止鬥爭。
可見，在曆史轉折時期，鄧小平是把民主作為改革的基本條件來考慮的。
對第三部分“為的是向前看”，鄧小平認為還顯得薄弱，實際上這是很大的事情。他說問題太多，隻能解決得粗一些，尋根問底不好。對過去犯錯誤的人的處理，特別是在政治結論上可寬可嚴的寧肯從寬。粗一點，大是大非弄清楚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談。要聚精會神向前進，引導人們向前看。向後看與向前看的關係要說清。
鄧小平說安定團結的利益要寫一大段，這是個大意思，要加相當的語言。
對過去，正麵解決就行了，不追查細節，從大局著眼，對過去的人可以寬一點，但應該把問題講清楚，可以等待、思索。總結經驗要時間，不要逼著馬上檢討，這也是黨風。他還說到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搶的、幫派思想嚴重的人，風派，看風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對搞幫派、打砸搶的人，要警惕教育，不能輕易信任。
這裏，鄧小平的想法表現了一種高度的政治智慧。在撥亂反正中，既要“破”，更要注意到破的“度”，強調眼光向前，否則會走到否定自己的路上去。
對“新問題”這一部分，鄧小平再次強調通過責任製，通過賞罰來調動積極性。他說物質獎勵要到具體的人。實際上，能為人民造福，就是政治標準。
他說真的競賽，要看結果，看市場。要有賞有罰，都同經濟利益聯係起來講。開會開得多，不能算政治表現好吧？
關於責任製，鄧小平說該升的升，該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就是現實問題。重要的意思，改革上層建築，改革生產關係，都可以帶來許多問題，涉及到大量的人，減人，安置人，什麼人學習，什麼人改行，可麻煩了。等待安排，工資照發，仍會不滿意。
他說這個改革會涉及大批人的切身問題。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並且創造條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眾，就會取得群眾的理解、諒解。他說震動比較大，所以新的矛盾並不比現在的問題簡單，而且會更加複雜。隻要走群眾路線，相信群眾，教育群眾以大局為重，就可以解決。
鄧小平相信可以開辟許多就業領域，可以使經濟真正發展起來。隨著生產發展，社會需要方麵很多，來年即使不大量出現，後年肯定會大量出現，總之，隨著生產力發展，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決。他對未來改革的事業充滿了信心。
鄧小平的這一次談話，是在講話稿基本確定下來的一情況下，作最後的觀點闡發。稿子的大格局沒有改動。但伴隨形勢的發展，有些問題更明確了。
這次談話後，內容有了詳細的交代，因此新的一稿很快就改出來了。
12月11日，鄧小平與起草者又有了一次談話。有了以前的基礎，鄧小平再次與起草人談話，對稿件作了最後的潤色加工。
這篇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後來收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在“題解”中，《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鮮明地寫道：
鄧小平同誌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這篇講話，提綱挈領地抓住了曆史轉折中最根本的問題，提出了黨和國家繼續前進的方向和指導思想，鮮明地提出了解決中國社會發展中一係列重大問題的思路，清晰地表達了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的治國方略。
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由毛澤東同誌確立的，它曾經指引著黨領導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然而後來這條路線一度被偏離，結果導致黨的事業遭受了嚴重損失。
值得慶幸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這一思想不僅被鄧小平重新確立，而且得到了新的豐富和發展。以致於後來，這一偉大思想，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布局精心、立意深刻的講話，為其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成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起到了關鍵的主導性的作用。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宣告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的到來。
三、曆史轉折
●全會公報指出：“我們黨所提出的新時期的總任務，反映了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願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決定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的同時，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