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國家開始進入困難時期，因為吃不飽等原因，這一年10月，我得了肝炎，被迫休學，住到了省醫院。一個十四歲的男孩，無論如何是很難被病床束縛住。我經常偷跑出醫院，到處看，到處轉。沒想到，在我眼中嚴厲的父親和母親每周都到醫院來看我。開始，父親聽醫院人員說我愛胡跑，就瞪眼訓我。後來幾次，他不訓我了，每次來，雖然話不多，卻總坐在我旁邊，與其他病友聊天。再後來，我發現醫護人員老愛叫我到他們那兒給他們畫畫，有的讓我畫馬、有的讓我素描、畫速寫。漸漸地，我跑出去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出院時，我才知道，父親專門給醫護人員講，男孩心野，愛動愛跑。要讓他遵守院規，得有方法。這個孩子愛畫畫，讓他畫畫、畫馬、畫人物，他就能靜下來。醫護人員按父親的叮嚀做了，果然有效。
1960年冬，我家住在省委八號院。因為饑餓難忍，人已浮腫，得了當時俗稱的“71號病”，所以經常從學校跑回來設法填飽肚子。換言之，就是多吃多占別人的那一份，造成家中的糧荒。父親看在眼裏，又毫無辦法。那時，全家為了保證父親的身體，一直讓他上灶吃飯，小灶的供應相對好一些。有一次，我把家裏的糧吃了，造成姑奶沒有飯吃。一個老人就這樣餓著肚子。父親急了，把我叫去，嚴厲地說：你總是吃別人的那一份。放了假，把你的糧票交到大灶，你每天自己上灶去！放了寒假，我提心吊膽，怕父親讓我上大灶。奇怪的是，父親再也沒有提起這事，而是改變了以往的習慣：每天早上不去小灶，而是讓管理員每日把早餐送到家裏來。那時，小灶給他的早餐是兩個二兩的饅頭（十六兩秤），一碗小米稀飯，兩到三個小菜。每天他吃完飯後，我都發現他隻吃一個饅頭，喝了那碗稀飯，就叫我把剩下的端到灶房去。到第三天早上，我看到他出了門，饑餓的我忍不住把那個小饅頭一口塞進口裏。第四天早上，他前腳剛走，我後腳就到，抓起饅頭，就往嘴裏塞，一抬頭，看見父親到了門口又扭回頭看著我，然後低頭，轉身出房，拉上門。我這才回過神來，回味到當時父親的眼神似有淚珠滾動……這個寒假的以後日子裏，正處在成長發育關鍵期的我每天早上都可以單獨享受到一個小灶的饅頭了。但父親眼中的淚珠卻讓我銘刻終生。
1965年夏，越南抗美戰爭正酣。我作為一名軍事院校的學員，被下放到東南沿海某空軍戰鬥部隊去鍛煉。軍列在6月18日深夜一點左右到達西安兵站，帶隊的領導突然把熟睡中的我搖醒，說：“車要在這裏停留三個小時，給家裏打個電話，看老人能不能來看看你。”我在兵站辦公室給家中打了電話，父親接的電話，說：“馬上來。”半個小時後，父親乘車來到地處西安西站西邊的兵站。父母把我拉到車裏。母親問寒問暖，問東問西，父親隻是慈祥地看著我，一言不發。就這樣，兩個小時後，我必須返回到列車上，父親突然給母親說：給娃拿的好東西咋不拿出來？母親恍然大悟，從一個手帕包中拿出一包葡萄幹說：你爸讓把這個給你拿上，路上慢慢吃，到了那兒自己注意，常來信。淩晨四點鍾，軍列開了。我看到父親和母親仍然站在涼風中向列車揮手……
6月22日到達廣東東北部興寧縣的空軍某師，始知當時台灣海峽戰事吃緊。8月6日，突然一級戰備，我和戰友們進入戰鬥崗位。白天似乎相安無事，晚上，又一次進入臨戰狀態……第二天淩晨才知道8月6日晚，我海軍和台灣軍隊在東山島和南澳島之間的海域發生了激戰，我方一舉打沉敵方軍艦“劍門號”，擊傷“章江號”。因為我方空軍準備充分，敵方空軍未敢出動。其後兩個多月，我們幾乎一直是在戰備狀態下生活，我也忘了給家中寫信。10月底，一封從西安來的家書到了我的手中。打開一看，是母親的手跡，上麵寫道“一直未見到你的來信。你爸給我說，台灣海峽一直很緊張，他不放心，讓我給你寫信。娃呀，你不懂，兒行千裏母擔憂……”這封信，深深震撼了我。我忘了給家裏寫信，父親是高級幹部，他知道台海的情況，他和母親共同擔心這個遠在幾千裏外台灣海峽這邊的軍人兒子。我立即回了信，報了平安。11月14日夜，又是一級戰備，我們再次進入臨戰狀態。這一次，雖然多架戰機升空，與敵人空軍空中對峙，但都未開炮。而海軍又取得擊傷敵方“永昌”號軍艦的勝利。我想起了遠在西安的慈祥的父母，立即給他們寫信報了平安，報了戰況。
1968年夏，我大學畢業，因父親當時被列為“黑幫”，我被劃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經群眾評議後，方取得可以分配工作的資格。為了不與別人爭好地方，我主動報名去當時條件最差的新疆。當時，父母已被掃地出門，家臨時安插在省政府東院兩間破房中。兩位老人都處在被關押的前夜。我回家告別時，父親深情地講：走前回來吃頓飯吧，想吃什麼？我毫不猶豫地說：麵條，最好有辣子。臨行前一天，我回家告別，父母親給我準備了麵條，特別弄了一盤睜眼辣子（把芝麻炒熱和油潑紅辣麵相拌而成）給我拌麵。父親還特意把家中僅存的一點好食品——半斤粉絲涼拌成菜，讓我吃。我掩蓋著內心的苦楚，盡量裝出笑臉，忙說“好吃！好吃！”而父親一口不動，還是慈祥的看著我，連聲說：“再吃點，再吃點。”那一頓飯，確有生死離別的感覺，那一頓飯，父親和我心中都很苦。但是，那頓飯時，是我一生中感到父親最慈祥、父愛最真摯的時刻。臨別時，父母和我眼中都充滿淚花。第二天，我乘車去了那遙遠的西部邊陲。一個半月後，父母先後被隔離、關押……
1984年秋，西安的對外開放剛剛起步。我作為西安第一個對外合作項目中美合作西安金花飯店的中方籌備經營的主要負責人，帶著二十多名年青人到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進行培訓。那時菲律賓的局勢很不穩定，幾乎天天都有遊行示威。當時的總統馬科斯的反對者和擁護者經常你遊行完了我再遊。不時還發生對峙。我們在當地幾乎天天能見到這種情況，已經熟視無睹。沒有想到在國內的父母親再次為我這個兒子揪心掛念。父親從各種內參和文件中得知這個國家政局動蕩，再次讓母親給我寫信，關心，提醒，字裏行間充滿擔憂、關愛。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對其他兒子也同樣如此。2003年海南島遇到台風，發了大水。病臥在床的父親把我叫到他的床前，讓我無論如何給海南島工作的小弟弟打個電話，問一下情況。我給他講了，沒事！他不依，還是讓我打了電話，詢問了情況。他仍不放心，叫去海南島出差的兄長劉仰民一定去看看這個孩子，掌握第一手情況，受災否。劉仰民返回後，詳細給他進行了彙報，他這才放心。2003年，北京“非典”流行，父親在病床上又一次呼喚我，讓我了解在北京的兄長等人的情況，並告誡他們一定要注意預防。我給在北京的兄長打通電話，告知了父親的關切和擔心，讓他一定注意，並將情況及時反饋給老人。
父親生命的最後兩年多，我每一次陪他聊天時，他都要把孩子們一個一個問一遍。有時，對他較長時間不見麵的子女問得尤其詳細。我知道，父親是想他們了。每一次詢問時，關切之情溢於臉龐，慈祥的神情流露在眼光中。可憐天下父母心啊！
榜樣
父親對我們的教育，既是嚴師，又是慈父，更可貴的是他總是以身作則，給我們起到榜樣作用。
1960年冬，父親當時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為了工作需要，當時給他配了一輛相對固定的小汽車。一段時間，因省委組織部未有正部長，他以常委的身份兼管組織工作。那時，家住雁塔路八號，書記處和常委會議室也在這裏，但是，省委辦公廳和組織部都在城內建國路。兩處相距約八裏路。當時，國家正處在相當困難的階段，各項物資都很緊張，汽油更是稀缺之物。為了給國家節約，父親主動領了一輛舊自行車作為代步工具，往來於城裏建國路和城外雁塔路八號之間。他的司機姓徐，徐師傅經常給我說：“你爸這人，放著汽車不坐，自己騎自行車，其他常委幾乎沒有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