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忠澤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大半年了。作為他一生中接觸最多、交談也最多的兒子，這半年中，許多往事常常湧現在我的腦中。他離開那天的清晨，身邊就我一人，彌留之時，最後握緊我的手，一直看著我，直至心髒完全停止跳動。當時的情景，我無法抹去，總覺得他還有什麼再說說、再交代。我的弟兄姐妹較多，在三個大孩子中，父親在世時，我一直認為他對兩個兄長親切、愛護，唯獨對我嚴厲；而對幾個弟弟他又要求我多關照他們。在我19歲之前，我一直很敬畏他、害怕他。後來，尤其是十年動亂以後，因我是經常在他身邊最大的孩子，接觸、交談、處理家中事相對較多，逐漸覺得他開始變得慈祥、能夠交談一些問題了。在他的晚年，我一直在他的身旁，不知不覺中父子倆又成為能夠深層次交談、一塊探討問題的朋友。這大半年，我經常回憶他對我的教誨。和母親多次一塊回憶他這一生；和弟兄們一塊交換對他的看法；和他生前的同事、下級、秘書、司機等談論他的工作、性格、特點、品德等。他的完整形象在我的心中逐漸清晰、真切。
嚴師
俗話說，一個家庭中的結構往往是“嚴父、慈母”。我們家也不例外。兄弟姐妹及親朋好友對父親在家中的地位認識幾乎完全一致：在對待子女的教育中，父親是嚴厲的、嚴肅的。在子女的成長中，他更像一個嚴師。他的嚴格教育，不局限在孩子的學習成績上，而是牢牢把握在人品上、綜合素質全麵發展上。
1960年，國家進入三年困難時期。在家的孩子中，我是年齡最大的一個。一天，時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的父親把我叫到他的房中對我說：“在家中數你最大。從今往後，你們弟兄的衣服由你來洗，破了，自己學著縫補。長大了要學會這些生存的必需技能。姑奶（我母親的姑母，一直隨我們住在一起）年齡大了，又給你們做飯，不能再讓她幹這些事了。咱家是幹部家庭，不自己幹活，將來就會變成盧公子（一出秦腔戲中的人物，是品質惡劣的紈絝子弟）”。那時，既無洗衣機，又無洗衣粉，全憑肥皂加兩隻手。每個周末或假期，我的任務最主要就是洗衣服。最令人頭疼的是洗絨衣，絨衣厚，一到水中又重又難搓。那時，我才剛滿15周歲呀。同時，在姑奶的指導下，我又開始了縫補衣服。不久，就是褲子的屁股部分的大塊補丁，也補的像模像樣了。後來，我在師大一附中的同班同學中，一些人的衣服破了，也讓我幫他們補，這在當時的同學中還傳為佳話。
這年冬季，全國人民生活空前困難，人人都感到饑餓難忍。我家也不例外。記得當時居民每月是27斤半糧，2兩油，2兩鹽，半斤醋，半斤醬油。寒假中的一天，為了設法改善生活，我與幾個同學約好，擬去翠華山打獵，當時，父親經常性的交通工具是一輛單位給配發的自行車（後邊再詳談），那天早上，得知父親外出開會，未騎自行車，我便偷偷拿了他的鳥槍，騎著他的這輛車子，與幾個同學去了翠華山，因饑餓未登上山，僅在山下打了幾隻烏鴉，下午返回到長安縣北邊的通用工具廠舅父所在單位，讓舅父幫忙煮著吃了，所以，遲至晚上8點才回到家。剛進家門，就被等我等得焦躁不安的父親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後邊的吼罵聲一句也沒聽清。從那以後，他的槍鎖入了小庫房，他的自行車隻要是他不騎時一直都是鎖著的。從那以後，隻要是看他回來了，我就從後門溜出去，或是把自己鎖在房中，不敢出來。一天，他突然早早趕回來，把我堵在家裏，讓我到他的房中去，我以為又要挨揍了，非常害怕。沒想到他平靜地對我說：怎麼，還想不通？他先批評我私自拿槍的危險和危害，明確規定不得私自動用後，又為騎自行車的事耐心地說：一個人基本品德之一，就是把公家和私人的物品分清。凡是公家物品，是為工作需要而配備的，別人不能私自享用。凡是養成占公家便宜、揩公家油的壞習氣，必然要犯錯誤。騎幾次公家自行車事不算大，但養成這個壞習慣就可怕了。如養成把公家的物品占為私有的心理占了上風，那就是量變到質變。接著他給我約法三章，要求我今後堅決分清公私，不得沾公家的光，揩公家的油，給幾個弟弟當個好榜樣。還說，做到這一點不容易，但養成習慣，對一個人的終生都受益無窮。1962年，父親下到渭南任兼職地委書記，這輛自行車仍伴隨著他。後來，他調到省人委，在清理東西時，第一件事就是把這輛自行車交了公。而我從那件事以後，再也沒有騎過他的這輛自行車。
1964年，父親時任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這年夏，我高中畢業擬報考大學。一個周末，父親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和我商量，可否晚一年再考大學。他說，我一直在上學，很少了解社會，非常需要到社會中鍛煉。在中國，農村是最廣闊的天地，不了解農村，就不懂得中國的國情，就不可能了解中國的革命。他還說，擬安排我到北郊馬旗寨公社勞動一年。說心裏話，我當時一心想上大學，而且還知道學校已內部政治保送我，所以，我回答父親說，學校已教育我們：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當前國家更需要有知識有文化的新型勞動者。我覺得應按程序，先參加高考，如未錄取，一定到農村全麵鍛煉自己。高考後，我被一所國家重點軍事學院錄取了。父親看到錄取通知書後，一方麵是歡愉的，另一方麵又告誡我，一定要補上對農村的了解這一課，否則，是很難了解中國社會的。接著話題一轉，給我提出：從明天開始，你要和機關的幹部子女一起參加義務勞動，主要是清理新城大院的垃圾，打掃衛生。你必須帶好頭，起模範作用。第二天，辦公廳的一位同誌帶著約20幾位機關領導上中學的子女，開始了義務勞動。在勞動中我的一位中學校友，也是一位副秘書長的兒子對我說，為教育好下一代，我父親在機關黨委會上提出要求，讓領導帶頭動員自己的子女參加義務勞動。知情後的我，隻能每次都積極參加，冒著酷暑和髒臭，以汗水來洗禮自己。
1966年春，作為一名軍事院校的學員，我在寶雞縣甘峪公社胡家山大隊參加了陝西省第三期農村社教運動。我牢記著父親的話：不了解農村，就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所以在這個半山區貧窮的生產隊中，一頭紮了下去。第一次工作隊集中整訓時，我被作為好的典型進行了宣揚。但是，隨著運動的深入，特別是當時極“左”的政策，令我實在難以理解：一些表現很好的年輕人，因家中成分偏高，被打入另冊；隻要在三年困難時期任生產隊幹部，在隊裏挪用公糧過千斤、錢過百元、哪怕是為廣大社員活命，都一律作為敵我矛盾，批判退賠，退不出的，拆房賣瓦賣房梁。我實在看不下去，提出了不同意見。沒有想到，招來工作隊二次集中時，大字報鋪天蓋地被批判。我當時真想不通，利用一個機會回到西安，欲詢問父親“為什麼”，當時，我並不知道父親在省委內部已被批判。見到當時住院的父親，我把自己在農村的體會和社教中兩次截然不同的遭遇講了出來。沉思了好一會，父親開口說：“你終於補上了農村的這一課，非常好。記住，做任何事情都要與人為善，都要實事求是。別人再怎麼胡來，你不能上手，不能胡說。回去，下一步的任務，是多參加勞動，多學習《毛選》，全麵鍛煉自己。至於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多年以後，我才明白，父親對當時的極“左”是既反感，又無奈，他隻能讓我錘煉勞動人民的情感、立場。他看似嚴肅，又嚴厲，有誰又能理解當時的他獨具匠心呢？
慈父
對子女們來講，父親又是一個慈父，但是，他的表達方式往往是那樣的含蓄，那樣不易被子女察覺。而且表達出來後往往又是那麼嚴肅和難於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