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他更是我們的榜樣。我們家這麼多年，幾乎是一直住在機關大院內，不是省委，就是省政府，水、電等都是包幹製，即交了一定數量的錢後，使用數量不限。但是，父親在日常生活中，嚴格製度，例行節約，每日洗漱或吃飯後，他都立即關好水管，隻要是人離開，他都立即關斷電源。對電視機開著、人去幹別的事的現象，他不止一次批評、教育，這些年，糧食和副食相對寬裕了，但他仍然勤儉節約，不浪費，每次吃飯，吃多少就盛多少。盛到碗中，絕對不剩下。有時，饅頭渣或菜葉掉到桌子上，也一點一點撿幹淨吃進嘴。
在執行規章製度中，他以身作則，從自己和家人嚴格要求開始。1961年，是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期，他為了給國家節約汽油，曾給司機訂了很嚴格的製度。一次，司機老徐空車從外放回，便自作主張，順道把母親和兩個上幼兒園的小弟弟拉了回來。恰被父親看見，他對母親大發脾氣，又狠狠地批評老徐。這是我第一次見他對母親厲害，嚇得躲到房間不敢出來。這年冬，我和幾個同學在周末的傍晚去小寨工人俱樂部看電影“奪印”，途經市保育小學（現育才學校）的門前時，見有七八輛小汽車在門前接放學的孩子。同行的幾個同學都很有意見，說：國家這麼困難，沒有汽油，公共車都頂著大包（據說是沼氣）跑。這些當官的還用小臥車接小姐、公子，也太不像話了。其中一個對我說：你爸也是大官，給你爸說去，看他管不管！我當時很不好受，晚上回家，壯著膽子進到父親辦公室，給他反映了這件事，他當時就表態說：這個意見提得很好，給你的同學們說，我一定解決這事。隨後，他給省委書記張德生反映了這件事，並在省委常委會通報了這個情況，形成了正式文件，下發到全省各機關單位。此後，市保育小學門前較長時間內基本消除了小車接子女的現象。那幾個同學後來對我說：這才像個共產黨的大官樣！
在工作中，父親也是堅持原則，注意方法。“文化大革命”前，《參考消息》僅發到縣團級，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大參考”保密等級就更高了。出於好奇，我那時特別想看這些。但父親非常注意，使我無機可乘。當時一位同學的父親是省委組織部的領導之一，資格非常老，對子女也很寬容。我經常到他家去，不但能看到《參考消息》，偶爾還能看到“大參考”。所以時不時就把上邊的一些消息在家中或學校講。這事被父親知道了，他單獨約見了這位老同誌，既嚴肅又認真地對這位老同誌進行了批評，提出了要求，並在省委的會議上重申了保密原則。這位老同誌訓斥了他的兒子，他的兒子事後告訴了我這情況。從那以後，我們就再也看不到《參考消息》了。
晚年，父親擔任省扶貧顧問組組長後，去的地方不是陝北黃土高原幹旱貧瘠之地，就是秦巴山區環境惡劣之處。由於不正之風的蔓延，這些地方的領導也經常是對省上來的領導請吃請喝，甚至安排歌舞廳娛樂。父親對這些醜惡現象不但抵製，而且嚴厲批評。
一次，在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為了給父親一行四人接風，竟有近四十個陪吃陪喝的當地領導。父親一怒之下，罷飯不吃，當場對這些在座的領導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最後考慮到不能浪費，父親主動交了100元，並要求在座的每一位現場繳了50元後，這一頓接風飯才在嚴肅的氣氛中進行下去。父親隨行司機曾給我說：老爺子太正統了，經常把當地的領導搞得下不了台！我清楚，這不是正統不正統的問題，是還要不要發揚我黨優良傳統的大問題！是還讓不讓廣大人民繼續信賴、擁護共產黨的大問題。在這方麵，父親無疑是正確的，是偉大的。無愧是我們的榜樣。
摯友
離休後的父親，逐漸變得慈祥、豁達，既是一個長者，又像一個摯友，許多事都願和人交談，許多看法都能一吐心聲。他一生的經曆、波折，在回味的同時，更喜歡與人探討，而且，能認真的聽取對方的意見、看法。這一方麵，我是深有體會。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父親突然對我說：“白清江回來了，住在人民大廈，提出要見我，你說去不去？”白清江同誌從1949年到1952年是渭南地委第一任書記（當時父親是副書記），因渭華問題父親和白清江同誌之間形成了很深的思想溝壑。當時，我對父親說：“你應該去！”父親反問：“為什麼應該去。”我說：“你忘了1983年11月在北京胡耀邦辦公室中，耀邦是怎樣給你講應如何正確、全麵的對待同誌嗎？你忘了在如何正確對待你的那個‘文革’前的老秘書的事上你是如何教育、說服我的嗎？你當時引用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的觀點，要求我‘處理曆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誌的責任方麵，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白清江是個老同誌，幾十年來給黨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現在，他已從遼寧省人大的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況且，渭華問題早就有了組織結論，他也受到了批評教育。四十年過去了，這次他回來，又主動提出要見你，如果不見，你覺得合適嗎？”
父親沉思了好一陣子，回答我：“你說的對，應該見。但怎麼見，讓我考慮一下。記住，這件事先不能告訴你母親，她心中疙瘩還沒有全解開”。約十天後，父親將我又叫到辦公室，對我說：我去看了白清江，是和劉庚同誌一塊去的。我問：“怎麼樣？”父親顯然心情較愉快，感慨道：“他的頭發全白了。”又不無傷感地講：“我們都老了。但交談的很愉快，共同回憶了許多當年的老人。四十年後重逢暢談，不容易呀……”我出門準備上班時，父親跟到門口對我笑著說：“這次，你出了個好主意！這才像我的兒子！”
這件事後，我和父親開始了在許多方麵都較深刻的交談、交換意見。我們談論對外開放後國家的變化，交換對社會現象的不同認識，談論對黨的領導、領袖、方針、路線的各自認識和理解，有時甚至爭論黨在曆史不同時期失誤的原因及當時領袖的作用。其中，關心、交換意見最多的是扶貧，反腐敗，完善法製和台灣回歸這四個方麵的內容。在交談中，我能深刻地感覺到，在這四個方麵，作為一個即將走完人生道路的老共產黨員的父親，充滿不能為黨再盡心出力而流露出的深深遺憾。
父親走了，至今，我和全家每一個成員仍然沉浸在對他的深深懷念之中。作為一個人，他並不完備；作為一個領導者，他也有這樣那樣的失誤和缺點；作為我們的親人，他也確實留下了一些不足和遺憾；但是，做為一個人民真誠的公仆，他的品質是優秀的，他的人格是崇高的，他的“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他一輩子“為人民服務”的實踐活動是偉大的。這些，使我為我的嚴師、我的慈父、我的榜樣、我的摯友而自豪！而驕傲！
2007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