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懷
父親是一位職業革命者，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奔波一生。除了工作他幾乎沒有任何業餘愛好，除了革命工作他從來無暇顧及子女和家庭。兒時我心中的父親是高不可攀的山，深不可知的海，親而難近的爸，心存敬畏，難有親近和交流的機會，心目中的“家”實際上就是母親。乃至長大後，我才逐漸認識到父親對子女和家庭自有他的愛和表達親情的方式。正是父親這種特有的愛感染著、影響著、激勵著、引導著我的成長和發展。
1960年7月我入伍到甘肅臨洮縣。不久，解放軍總政治部號召全軍指戰員，像雷鋒同誌那樣刻苦學習毛主席著作。一天，指導員給我說：“部隊‘平叛’後剛進營房，咱們連幾乎沒有什麼書籍，更沒有《毛澤東選集》，想買還買不到。你能不能讓家裏給你寄一套《毛選》來？你能學連裏也能用。”我猶豫了一下說：“那我寫封信吧。”答應指導員時我心裏一點底都沒有。因為我從來沒有向父母要過什麼東西。出乎我的意料，《毛選》很快寄過來了。包裹皮是父親親筆寫的。算時間，信件往來好像沒有間隔時間。自然，這一套書成了連隊的公用品。這件事使我第一次體味到父親的舐犢之情，體味到父親的良苦用心和期望，感到了父親的愛。
後來，在一些看起來不經意的小事中，我對父親的愛的方式又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上世紀“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們部隊所在的甘肅省是個“重災區”，部隊的糧食定量由45斤減到42斤，又沒有其他副食品。由於吃不飽，缺乏營養，許多人患上了浮腫、肝炎。我在家信中訴說了這些情況。看到我的信，很少給我寫信的父親，親自執筆以他和母親的署名回信說：“眼下的災荒是暫時的困難，國家正在各方調劑，設法解決，很快就會好轉起來。部隊減定量支援地方，正說明軍隊要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你要正確認識這些事情。”父親在來信中認真應答我說到的問題，不但解開我的思想疙瘩，而且還給我平添了精神食糧。後來我才知道這時家裏人同樣吃不飽，也有人患了浮腫病，但父親在信中從來不給我說這些。多年後說起這些事，母親說：“你爸不讓給你說，就是不想讓你思想有負擔，有波動。”
還有一件事，1961年到62年我給師首長當警衛員。師部從臨夏移防到平涼後，師裏領導常有機會到西安開會或看病，師長杜紹山和政委肖潮曾多次與父親見麵，都對父親說我能吃苦，工作踏實，沒有幹部子弟優越感的表現，在部隊是會有前途的。而我在部隊期間，父親從沒有對我提起過這方麵的一個字。多年後，母親對我說，你爸怕你知道了會驕傲，不讓給你說。我理解這是一種父親對兒子深切而又細微的愛啊！
修築605鐵路專線，對我來說，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和鍛煉。這是由蘭新線上的河西堡通往鎳礦山的一條長28公裏的專用線。在當時對國家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在父親的教育鼓勵下，我順利地通過了這一關。
1960年9月下旬，部隊領受任務後全師便迅速進入了工地。大家克服了戈壁缺水，山石堅硬，工具簡陋，工期緊，勞動強度大，生活條件差等諸多困難，用了兩個多月高質量地完成了路基修築和鋪渣任務。那真是一場肉體與石頭的廝殺，意誌與困難的較量，至今戰友們還津津樂道這軍史上支援地方建設光輝的一頁。在這次築路中我多次受到連、營嘉獎，年終被評為“五好戰士”。入伍八個月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我向父親彙報了自己的成績和進步。父親很快又鄭重地親筆給我回信。來信雖然寫得很短，但卻語重心長，句句都說到我的心窩裏。父親說“十八歲入黨是件好事，未來的路還很長，不要驕傲自滿。部隊是個特殊群體，隻有更好地學習，尊敬領導，團結同誌，依靠集體的力量才能戰勝和克服一道道難關，作出新的貢獻。”看到父親的信，我意識到這是父親對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讓我在成績和進步麵前一下子冷靜、沉穩了許多。
父親可以算作一名手握大權的“高官”了，可他從不允許子侄、親朋憑借他的地位、名義張揚，更不允許依靠他或利用他的影響走後門牟取升職、提拔等私利。哪個子女、侄男甥女如果想從父親那裏找“捷徑”的話，肯定是自討沒趣。當然，父親也不是簡單的回絕了事，而是會舉出“榜樣”的例子誠懇地對你說“張秋香靠什麼？趙夢桃靠什麼？吳桂賢靠什麼？事在人為，要靠學習和實幹，要靠自己的奮鬥和努力！組織用人也是用那些有真才實學、踏實肯幹的人，投機取巧隻會害了自己。”父親的這些話絕不是在“講”大道理。而是他的肺腑之言和切身體會。有的親戚朋友說他“不辦事”，而我們這些做兒女的，相反倒會因為父親的緣故而處處謹小慎微，生怕違反了他的戒律，甚至無形中還產生出一種難以名狀的自卑感，有些怨恨“幹部子弟”這個名分了。也許父親從沒有刻意去教育和影響他的子女們，但他卻已在不經意中，讓子女們完成了從形式到心靈的平民化，使子女們在情感上融彙到了廣大人民群眾之中。
父親自己就是一個勤於學習、勤於工作、深入實際、聯係群眾、不把事情做好不罷休的人。父親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基層搞調查研究，再加上外出開會，見不到父親的麵我們已是習以為常，以至母親有時也抱怨我們“回到家也不問問你爸！”父親一年到頭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就是春節也還要抽出時間“看市場”了解供應情況和群眾的反映。以至於有的同誌隻好通過母親向父親反映“太緊張了”，其實母親何嚐不想讓父親多休息一下，但母親知道父親一輩子就是這樣一個人，所以盡管父親“文革”前從沒有與她和家人有安排地度過一個假日，也從無怨言，依然默默地做著父親的“好後勤”。母親說，父親之所以像有些人說的“提拔快”、“受到重用”，就是因為父親是頭“老黃牛”！這個看法也已為父親上上下下的同誌所公認。就是生病住院，父親也是治病辦公兩不誤，隻要身體狀況自覺稍好一些就要批閱文件甚至參加重要會議，1983年11月，父親赴京參加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在會議即將結束時突然鼻腔出血不止並伴有高燒。因病情相當危急，省政府辦公廳通知我去陪護父親。一行人當天下午就趕到了北京朝陽區醫院，這時父親發燒已到40多度，周身放的都是冰袋，鼻腔出血依然止不住，兩個鼻孔被棉紗球塞的鼓脹，呼吸困難，身體非常虛弱。由於父親的病情比較特殊，雖然301醫院、北京中醫院專家會診，依然未查出高燒原因和有效止血的辦法。在習仲勳、趙守一等同誌不斷的關懷下，經過專家和醫護人員半個月的努力，幾經反複，終於見了效果。父親的高燒退了，鼻腔也通過內外用藥將血止住了。但還很不鞏固，醫生要求要非常小心地繼續治療一段再看。就是在這一種情況下父親又開始了他的工作，一方麵和隨行人員準備“會議”的貫徹意見。一方麵準備向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同誌彙報工作。在胡耀邦同誌的關照下，一天下午我和秘書黃綏生同誌還有一名主治醫生陪同父親來到了胡耀邦同誌的辦公室。他們長談結束後，胡耀邦同誌還接見了我們。要說沾過父親什麼“光”，這可能算是一次。從中南海回來，父親就待不住了，不斷要求出院。說還有許多工作在等著他去做。醫生堅持要繼續治療，否則還會出現反複和危險。最後雙方都退一步達成的意見是：父親帶上特效藥品和氧氣袋，回到西安一邊繼續治療，一邊進行工作。父親就是這樣一個拚著命幹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