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師生吃飯寒暄之際，忽聽廳外喧鬧，原來是同班同學，紙李村富豪子弟李運才，廟張村首富子弟張建基巧在門口相遇。老師和師母趕快到門口迎接，師母將年飯換成了甚為豐盛的大魚大肉宴席。
在辭別師友，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才感到這寒冬的北風十分凜冽，天氣十分寒冷。
我與李運才不但同學，而且還是遠房姨表兄弟，在此前一些年宴上，也曾遇到過類似尷尬的局麵。難道：“人為有錢的，狗咬穿爛的”習俗連知識階層也擺脫不掉？
我很清楚劉克齋老師對我的友好與器重。果然，在父親拜訪後，劉老師將我帶進了西安東關的崇道小學高級小學部，開始了我西安六年的求學之路。
五 一塊饃蛋一顆深情
在崇道小學高小部的兩年，以及其後的西安師範四年求學中，我在學習上沒有感到什麼壓力，唯有學費書本費及生活費繳不起。高小畢業時，學校推薦我上中學，中學的學費全是自己拿，而師範給學生補助部分經費，從而選擇了上師範。
我上學的費用，全是全家人勒緊褲帶省出來的，即便這樣省出的糧食，父親扛到集市上賣掉的錢，也不夠一學期的費用。每當想到父親僵直著腿，母親跪在田裏耕作時，心裏一陣陣痛。於是有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寫信給父母透露了我不忍心再花父母血汗求學的願望。後來聽姐姐講，父親接到信後，平生第一次忍不住大哭了起來。父親是個硬漢子，很少見到落過淚。如果不是撕心裂肺的痛是不會失聲號啕大哭的。父親受全家委托來解決我上學的費用問題。父親說，家裏那麼困苦，為什麼會不顧一切供你上學，是我們親身體會，文化低，知識少，常吃虧受氣。我和你媽決心“寧可掙死牛，也不打掛住車”，決心供你念書成才。為解決我的吃飯問題，父親每十天半月，推著人力車，風雨無阻地給我送來幹饃蛋，這些幹饃蛋，是母親把蒸好的饅頭，掰成合適的小塊，夏天在陽光下曬幹，冬天在熱炕上烘幹，以防止存放發黴。
在學校，我抓一把饃蛋，放在碗裏。澆一瓢開水，就是每頓的全部飲食。我在農村時，是有名的小胖墩，中學時代一直很瘦，身體就是這時吃的虧。父親為了給我送饃。每每路上吃盡了苦頭。
一年的六月伏天，父親推著小車，趕早就上路了。但不巧溪河漲水，過河的列石被水淹沒，父親分幾次把小車與幹饃分別送過河後，耽誤了時間，正中午才走到一個叫五裏溝的地方。當空烈日，路上空無一人，唯有他一個給兒子送幹糧的推車人。父親說他眼冒金星，口渴到已十分難忍，好不容易推到一家人家門前，對著一個比他年輕一半的婦女求到“大嫂，請給碗水喝？”答曰“沒有開水！”
“涼生水也好。”
“沒有生水。”
“惡（泔）水也行。”
這個婦女“嘭”的一聲關上了大門。
父親無奈地抬頭看看這家人家門上嵌著基督教的標誌。
父親一生恨透了那種掛著羊頭賣狗肉的假善人，一生助人為樂，樂善好施。
為了減輕家中供給上學的費用負擔，我在學校盡力搞些勤工儉學活動和寫一些文章在報刊上發表，以有所收入。
當年的國民黨縣政府明文規定，在西安求學考第一者，每年獎勵八塊大洋。我在西安師範四學年中，三年考第一，一年考第二，用這筆錢補助學習。
每一學期，我力爭在西安師範校刊《中天閣》，《西京日報》，《文化日報》副刊上發表一兩篇文章，也可得幾毛錢的收入。
父母對我求學的全力支持及我為減輕父母負擔進行的努力，感動了上帝。西安師範為我多次減免學費；很多同學、好友也主動幫助我。
我的好友張軍，家境比我好出十倍，經常也讚助我一些費用，其父母早亡，由兄長供他上學，他自己也有接濟不上時，還需我幫忙。我的同學，家住馬額塬上的魏新發，每年都資助我一塊大洋，連續資助了多年；來自宜君縣的張守愚以西安上學花費大的名義，把從其兄處多要來的錢支持了我。
可以這樣說，單憑我們家的那點底子，沒有這些上帝的支持，我順利完成學業是很難想象的。
同學們都知道我有一雙好父母，許多同學還親自去老家表示敬意。盛讚父母送去的饃蛋是金不換，是二老的一片深情。
六 讓父母了解我為之奮鬥的事業
1936年的西安事變，推動我走進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除1940年11月-1942年5月，在白區作做下工作與父母相處過外，與父母已多年沒有見麵了。每天工作之餘，才又浮現出他們的身影。
我每次離家，父母總要送我到很遠很遠。
父親若不把我送到火車站，不眼看著我上了火車他就不回轉。
母親小腳走不了遠路，就送到村旁，每次都是高高興興與我話別。有一次，我已向前走了幾步，突然覺得有句話必須給母親講，當我突然轉回身，回到母親麵前時，才注意母親臉頰上掛著兩行熱淚，母親見我回來。急忙用手去拭淚，又顯出一副笑容。
我想，父母盼我讀書成才，使他們達到一種不再受窩囊氣的狀態，在邊區已實現了，何不讓他們來邊區看看這裏的民主氣氛和政府與人民的魚水情。征得組織同意，1944年，交通把父親接到了陝西省委駐地旬邑縣馬欄小住。父親看後高興地說，這裏真正成為清平世界，老百姓過上了神仙的日子。
父親回家後告訴母親，兒子幹的是給老百姓謀益的好事，有天上神仙保佑，不用擔心。並舉例說，他出邊區時，護送他的人與他拉了段距離，他騎的牲口突然失前蹄，差點要掉到路旁的懸崖下。突然有一隻手把他和馬拉了起來。是一個和氣的過路人。他事前並沒有看到身旁有人。護送見狀，嚇得飛速趕了上來，你說，這不是神仙是誰。
從此，父親一掃憂慮，日子過得特別舒心。並說要不了多久，兒子他們就會把好日子送到咱這裏，母親精神也逐漸好起來。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在赴地下華潼工委途中，順路回家探望父母，突然注意到，每當夜深滿天繁星時，母親總會麵向北鬥星，磕頭祈禱。原來母親沒有一天不祈求兒子健康平安。
建國後，母親於1952年因腎病辭世，父親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經受折磨，於1974年離開人間時，世事並不像他所期盼的那樣政通人和。但是我可告慰雙親的是：我雖然沒有盡力給二老創造歡樂的晚年生活，卻執行了你們的意願。
母親生前教我，遇事先從大局（全局）著眼，經過周密思慮後，果斷采取措施。我在兩次地下工作中，在從政大事上，從未失手過，沒有被俘過，沒有給人民造成損失；父親要我做人要正直，做官要做清官。在革命的長河中，有過各種風風雨雨，但我從沒有整過人；在做“官”的過程中，從沒有用過手中的權力，多花公家一文錢，更沒有貪汙一文錢。
我現在已離休多年，在家頤養天年。越到老年，越思念二老。我把父母的畫像放大裝框掛在我的床前，每日相伴著二老，寄托我的思念。
（2006年11月於病床前口述，由長子劉少峰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