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何無功而返，途中他貪功心切，竟在水邊界派人刺殺了為其送行的衛氏朝鮮的一名裨王，然後迅速渡入塞，向武帝謊報說殺了朝鮮大將。
武帝亦沒加以認真追究，讓他充任遼東郡東部都尉，防禦朝鮮。
右渠聞訊大怒，即發兵越界攻襲。
洋洋自得的涉何都尉官位還來不及坐穩，就被殺死了。
涉何貪功被殺這一偶然事件，事實上是漢王朝對朝政策的必然結果。
涉何之死，朝軍入境，成為兩國戰爭爆發的直接導火線，本不可避免的戰爭終於爆發了。
當年夏，武帝征募罪人為東征做準備；同年秋，派出水陸兩軍東征朝鮮。
海路由樓船將軍楊仆率領，從山東半島浮海東進；陸路由左將軍荀彘率領，從遼東南下。
約定二軍合擊，同攻王險城。
但漢軍明顯低估了朝鮮軍隊的戰鬥力。
陸軍在邊界進攻受挫，水軍雖勉強登陸卻也被打得潰不成軍。
漢廷於是又派使臣衛山入朝勸降。
右渠雖然一戰而勝，但也對進行長期戰爭缺乏信心，於是妥協，答應派遣太子入朝謝罪，並貢馬五千匹。
但當衛太子率領萬餘人的軍隊扈從來到水邊時，雙方都對對方產生懷疑，結果不歡而散。
武帝認為衛山處置失當，殺了他，和談失敗。
荀彘、楊仆再興兵討伐，雖會師於王險城下，卻又都貪功，不肯協調，楊仆希望能迫使朝鮮投降，而荀彘卻欲滅之而後快，結果作戰數日，仍不能攻下王險城。
無奈，武帝派故漳南太守公孫遂入朝鮮，統一指揮，設計剝奪了楊仆兵權，合兵一處，急攻力戰。
朝鮮畢竟力量不支，內部產生分化，路人、王娡、韓陶等權臣降漢，不久尼相參使人殺右渠來降，城中隻剩以成已為首的一部分人仍殊死抵抗，不久亦被民眾所殺，王險城終於被攻下。
衛氏朝鮮滅亡。
這次戰爭，曆時一年。
戰後，武帝以嫉妒爭功亂策罪處死了荀彘，以擅自冒進造成傷亡之罪論楊仆當斬，但允許其贖為庶人。
封朝鮮王右渠之子衛長和倒戈有功的韓陶等人為侯。
在其地設置真番（今禮成江、漢江間）、臨屯（治今江陵）、樂浪（治今平壤）、玄菟（治今鹹興）四郡。
漢郡朝鮮，客觀上有利於朝鮮半島與東北地區的交流聯係，對促進朝鮮半島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朝鮮民族與漢國家的聯係與溝通，即使在半島上出現統一局麵、獨立國家之後，也是綿延不絕的。
四、羌人歸順
武帝時期在處理同南越、西南夷及衛氏朝鮮的關係時，其政策的輕重緩急總與北方匈奴問題的進展有密切聯係，隻不過這種聯係是總體性的、策略性的。
而對於居住在西北邊地的羌人，這種聯係就變得內在而直接得多。
從某種意義上說，羌人問題的解決完全可以作為漢王朝整個對匈奴戰爭、開通西域大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羌族作為我國一個古老民族，其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時代、甚至更早的曆史時期。
羌族的發展與華夏族發展的曆史是相伴而行的，它的活動範圍也相當遼闊：從中原的河南到西北邊陲的帕米爾；從四川西南到蒙古高原南沿，都留有不同曆史時期羌人的生活痕跡。
夏商之際，羌人即向中原進行遷徙，並在以後的曆史中留下了許多薑姓之國，他們中的一部分逐漸放棄了遊牧的生活，定居下來，逐漸融合到華夏族中，而更多的羌人仍留在甘肅、青海一帶，繼續射獵遊牧的民族傳統生活。
春秋戰國時期，羌人活動中心再次東移，以後逐步穩定在隴南以西、長城以南的河湟地區。
活躍在西北邊地的義渠戎，可能就是羌族的一支。
隨著曆史的演進，羌人的生產生活方式亦隨其活動中心的東移而發生相應變化。
大約在公元前１世紀前後，羌中人民已不再是單純的遊牧田獵，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從事農業及飼養業。
漢景帝時期湟水流域的一支羌人內遷，其首領留何為漢戍守隴西邊塞，被安置在狄道（今甘肅臨洮）、安故（今臨洮南）、臨洮（今甘肅岷縣）、氐道（今甘肅禮縣西北）、羌道（甘肅舟曲西北）一帶。
漢臣服四夷類瓦當（摹本）《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秦帝國的版圖“西至臨洮、羌中”。
武帝即位以前河西羌人與匈奴的交通更加頻繁，許多羌人甚至已加入匈奴部落。
《史記·大宛列傳》又述：“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這一時期的羌人已形成了不穩定的政治中心，並與匈奴相呼應，成為秦漢西北邊地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漢書·西域傳讚》講，“孝武之世，圖製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這正是漢王朝河西戰略的具體表述。
欲徹底消除匈奴對西域地區的控製滋擾，就必須打破羌胡聯合，而對於勢力較弱、組織鬆散的羌人，當以震懾為主，兼以懷柔。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漢軍在取得河西戰役的勝利之後，置敦煌、武威、張掖、酒泉四郡，駐軍屯墾，移民實邊，在羌人與匈奴中間打入一個楔子，阻斷雙方的勾結與聯係。
河西戰役對羌人與匈奴的打擊是沉重的，但卻沒有根除羌人為邊患的根源，部分羌族酋長貴族多次謀逆反叛，河湟地區局勢一直動蕩不安。
元鼎五年（前１１２），羌人中的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聯合反叛，並再次與匈奴相勾結，合兵十餘萬，進攻漢邊地令居、安故等地，圍攻罕（今甘肅臨夏），匈奴趁機出兵五原，殺漢太守，氣焰十分囂張。
次年，武帝派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率大軍十萬討伐羌中。
這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對羌作戰中是空前的。
原本結構鬆散的羌人內部隨即發生了分裂，以先零羌為首的一部分羌人歸降漢王朝，受到漢王朝的優禮相待，而另一部分羌人則在戰亂中離開河西、湟中向西遷移遊牧。
隨後，武帝下詔在羌中故地（令居塞，在甘肅永登西北），設置“護羌校尉”，專門負責管理羌人事務。
伴隨匈漢戰爭的進展及匈奴的戰敗，羌人對漢態度亦發生根本性變化，元封二年以後，羌人邊患基本平息。
不斷的民族遷徙，移民屯墾亦使河湟之間漢羌交錯而居。
到昭帝時，除河西四郡外，又增設了一個麵積遼闊幾乎包括西羌分部中心的金城郡，下轄縣數一度達十三個。
這樣在西羌地區以護羌校尉為依托的郡縣製度終於建立起來了，河西、羌中正式並入漢王朝的版圖。
但由於整個地區的民族矛盾始終未得到徹底解決，故羌人反叛、起義仍時有發生；而由於移民引發的對土地的爭奪亦是此伏彼起。
有漢一代，羌地動蕩不斷，始終圍繞著這兩個環節在進行鬥爭。
這種矛盾，卻不是武帝雄才大略所能夠根本予以解決的。
縱觀武帝一代對於南越、西南夷、朝鮮、羌人的經略，我們不難發現武帝對於邊地少數民族的政策與其國力強弱互為表裏，恩威並施，禮兵交加，始終是其開疆拓地的既定政策。
這些經略，不但鞏固了中原文化圈既有的勢力範圍，而且也有所突破，為秦漢文化大規模、遠距離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此以前所有曆史中還沒有哪個帝王及其王廷中央能達到這種程度。
武帝一代已基本奠定了西漢王朝在東北、西南、東南、西北的疆界，成為有史以來前無古人的遼闊疆域的全權統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