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國之亂後的諸侯王態勢
在經曆了西漢前期六七十年的政治風雨後，武帝時期正是中央集權君主專製進一步發展的階段。
如果說匈奴邊患是西漢王朝急需緩解的外部威脅，那麼自漢初以來一直存在的“王國問題”就是這一階段最為棘手的內部危機。
像所有帝國時代的王朝一樣，如何處理好分權與集權、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是西漢王朝能否穩定發展的關鍵所在。
武帝的先輩們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所進行的各種集權活動，無論成功與否都給他留下了足夠的經驗與教訓。
西漢王朝王國問題爆發的最高潮，無疑是在景帝執政期間。
在經過長期的權衡與躊躇後，中央政府小心翼翼地推出了“削藩”的政策，當時的禦史大夫晁錯是這項政策最有力的推動者。
一直曖昧的中央與地方的矛盾終於可以撕破麵紗，赤裸裸地切齒相對。
在一場輪盤賭博般的戰爭中，晁錯無疑是最大的輸家。
景帝為延緩矛盾，竟然使這位忠誠不貳的大臣最終丟掉了性命。
以吳王為首的七國勢力也顯然高估了自己的運氣和實力，不到三個月，便土崩瓦解，一敗塗地。
景帝在驚出一身冷汗之後也是見好就收，沒能一鼓作氣取得全勝。
也許是曆史故意安排他必須在史書中留下優柔寡斷的麵孔，以襯托後繼者的堅毅與果敢。
通過七國之亂，西漢中央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終於看清了與諸侯王之間的矛盾決不是溫情脈脈的眉目傳情，而是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因此中央政府借戰爭勝利之機優化削藩政策環境，趁諸侯王勢力大減之際，製定一係列政令，采取一係列措施來打擊地方分封勢力。
其主要有兩個方麵：
（一）繼續推行賈誼“眾建諸侯以弱其勢”的政策這方麵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景帝中元六年（前１４４），借梁孝王去世的機會，“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一事。
梁孝王武，景帝同母弟，因至親故，地位特殊，景帝甚至表示要傳位於他，竇太後對這個小兒子也特別疼愛。
吳楚七國之亂，梁國首當其衝，而在平叛戰爭中，梁的戰績又十分突出，“所殺虜與漢中分”。
這樣一來，孝王就更加有恃無恐了。
其“出稱警，入言蹕，儗於天子”，“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甚至“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
景帝對這位小弟弟雖很氣惱，但礙於母親的嗬護，也無可奈何。
這次總算天賜良機，使景帝終於解決了梁國這個大老難問題。
此外，景帝在七國之亂後，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據吳國故地；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據趙國故地，以及封皇子端為膠西王，封皇子寄為膠東王等一係列“以親易疏”的做法，亦明顯具有對吳楚趙等叛國故地進行再瓜分，以削弱諸侯力量之意圖。
（二）削奪各王國的官吏任免權，壓縮其政府機構“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複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禦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如此一來，諸侯王原本依照漢朝廷所設置的官製基本上被削奪了，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從此諸侯王的用人之權被大大限製了，他們公然招募私黨、圖謀不軌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
盡管景帝時期做了一係列工作，來削弱諸侯王勢力，而且確實也收到了積極的成效，但諸侯王的力量畢竟還沒有被削弱到極點，在某種情況下，他們仍能興風作浪。
特別是他們享有的封國，規模仍然偏大，一旦羽翼豐滿，很容易構成對中央政府的威脅。
武帝即位後的前十多年中，光是為興儒與竇太後的鬥爭就反複了多年，之後又忙於準備向匈奴動武，加之黃河決口，陳皇後後宮巫蠱事件，使武帝及其中央政府的官員們不可能有機會在削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然而諸侯王的事兒，終究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當元朔之初，漢廷內外諸事基本理出一個頭緒之後，武帝開始著手最終解決潛在的不安定因素——諸侯王問題。
而正在這個時候，又一位晁錯式的人物——主父偃登台亮相了。
武帝同他一拍即合，從而在漢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印跡。
二、主父偃的推恩建議
武帝即位初年，朝中大臣鑒於吳楚七國之亂的曆史教訓，紛紛為晁錯當年被殺鳴冤叫屈，同時對於當前某些王國連城數十，近乎尾大不掉之勢，力主繼續推行削藩政策，並多次上奏揭發諸侯王僭越儀製、營私結黨的惡行。
而另一方麵，諸侯王則認為自己是皇室骨肉，其在外屏衛漢廷是曆代先皇的遺訓，也是大漢立國之本，而朝中諸臣別有用心，企圖借削藩之名而為個人謀求名聲與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