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7月的那個下午，他在州政府大廳中感受到來自民眾的憤怒。他們罵他凶手和魔鬼。可是問題在於，如果政府將這最後一個人流診所也關閉掉，那些女人還能何去何從？帕克爾說，隻有少數女人可以承擔去往別的聯邦州尋求幫助的費用，政府不能置這些女公民於不顧。然而，大廳中沒有人願意聽他說這些。他們認為，帕克爾隻是想殺死無助的嬰兒來盈利。
他熟識這樣的句子，他每周都聽到這些話。白天，當辛達、菲爾麗莎和伊維特恐懼地等候著他，為接受手術做準備時，帕克爾坐在他辦公室的寫字台後，講述著他在傑克遜的第一個工作日，那些人流反對者們向他發出死亡威脅。他說起密西西比州州長做出的讓像帕克爾這樣的醫生“金盆洗手”的承諾，以及虔誠信教的當地報紙。就在不久前，其讀者還將他稱為“密西西比州最大的敵人”。
說起這些的時候，帕克爾表現得非常冷靜，聲音中很少有任何波動。51歲的他履行著醫生的義務——幫助病人，卻被侮辱，受到威脅。他可能會認為自己是個受害者，但是他說：“我可以理解這裏的人們對我的仇恨，畢竟我和他們中的大多數一樣，在同樣信教的環境中長大，也曾認為人流是死罪。”
從接生醫生到人流醫生
1963年6月的一個早晨，當威利·帕克爾出生在亞拉巴馬州時，人流在美國大多數地方都是被禁止的，在那之後10年都是如此。帕克爾是6個孩子中的老五。他的母親，一位虔誠的浸禮會信徒獨自撫養他們長大，他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帕克爾說，他們一家生活在痛苦的貧窮中，住在一棟沒有水電的小房子裏，但是他的教區照顧像他那樣的男孩子。帕克爾每周日都去做禮拜，12歲時成為侍祭，14歲時每晚都讀《聖經》，16歲時就能背誦很多《聖經》章節。
帕克爾在學校成績也很好，他想做成點什麼。他的朋友去參軍，成為士兵，很快就開始賺錢了。帕克爾想的卻不是錢，而是教堂教會了他什麼：生命的神聖，以及不殺生的戒律。他決定不拿起武器，而是成為一名醫生。他向哈佛大學遞交了申請。他的家人沒有錢讓他上大學，但是他獲得了獎學金。哈佛列了一張表，表明哪些學生是他們最想要的，威利·帕克爾的名字非常靠前。這個來自亞拉巴馬州貧民區的男孩上了精英大學。帕克爾說，他從未質疑過自己的信仰，每周六早上他都在宿舍樓裏一個個宿舍地分發印有《聖經》章節的傳單，宣揚上帝的話語。
不久，帕克爾畢業了，成為一名婦科醫生。他是年級最優秀的畢業生之一，很快就在全國各大醫院工作了。在帕克爾工作的那些聯邦州，例如俄亥俄州、加州和夏威夷州，終止妊娠是非常普遍的手術，但他拒絕做這樣的手術。
如果有女人請求他幫忙打掉孩子，他總是讓她回家，或是把她轉給其他醫生。“我不想在上帝麵前做錯事，”帕克爾說，“我不想奪走生命，隻想贈送生命。”不久他決定負責接生，一共做了20年，迎來了幾千個孩子降臨人世。這份工作讓他滿意。
然而，在2009年5月的聖靈降臨節，情況發生了轉折。當帕克爾得知他的朋友和曾經的同事喬治·提勒爾被謀殺的消息時，他已經住在芝加哥了。帕克爾曾和提勒爾一起在不同的醫院工作過，直到後者搬到南部，獲得執業許可成為一名人流診所醫生。那天，提勒爾去威奇托一家教堂做禮拜，一個陌生的基督教複仇者近距離將一顆子彈射入了他的腦袋。
帕克爾說，提勒爾的謀殺案對他而言如同一個再生的契機。很快他就越來越頻繁地和在南方工作的醫生們交流，了解到那裏的女人正遭受日益加重的痛苦。帕克爾聽說了寧願喝鬆節油或從樓梯上跌落下來，也不願意生下孩子的懷孕的女孩們。他知道，當地很多分娩的女孩，自己也還是個孩子。他看到，密西西比州人流診所數量最少，性啟蒙教育被排除在了學校教育之外，對單親媽媽的幫助不斷減少。他也讀到，極少有美國聯邦州像這裏一樣懷孕死亡率如此之高。他想起了美國的那個人流要受罰的時代，一年又一年，成千上萬的孕期準媽媽不幸喪命，隻是因為沒有人能夠幫助她們。
如果今天有人問帕克爾，他這樣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一個助產醫生，為何最終比美國大部分醫生實施的終止妊娠術都要多。帕克爾很少說到自己，而是說起《聖經》：出於仁愛信條，愛周圍的人的義務。“我的信仰強迫我作出一個好的基督徒在我的位置上應該作出的決定。”帕克爾說，“他會幫助這些女人，還是會放任她們的痛苦不管？”
在接下來一年的時間中，帕克爾和自己的良心做著鬥爭，最後他決定不再視而不見。他學習人流手術的做法，不久每兩周坐上飛機去一次傑克遜出診。他並不是唯一一個。也有其他定期從遙遠的地方趕來，用假名工作以保護自己和他們的家人的醫生。然而去年春天，就連最後一位同事也放棄了這份工作。隻有帕克爾仍然留了下來，也許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也就無從談起需要擔心家人的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