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工作日，在大清早坐在他候診室中的病人裏，有3人決定不墮胎，其他人決定接受手術。已經是下午了，女人們換上衣服，穿上一件白色襯衣，在帕克爾請她們一個一個進入手術室時露出緊張的表情。當她們邁著小心翼翼的步伐臉色蒼白地顫抖著走過診所走廊時，一個CD機中傳出輕柔的音樂。永遠都是同一首歌：搖滾歌手湯姆·佩蒂的那首《我不放棄》。“這家診所的‘所歌’並不是福音音樂，”一名護士說，“它是一首著名的搖滾歌曲。”
帕克爾做完一場人流手術隻需不超過5分鍾的時間。他說，對他而言，手術已經變成例行程序了。他將吸出胚胎組織描述為一陣短暫而輕微的嘶嘶聲。那一刻，護士們不敢細看，而病人的眼中有淚水在打轉。
這天，帕克爾聽了這種嘶嘶聲23次。每次手術後，他都將這些移除的組織帶到旁邊一個狹窄的房間中，彎著腰在洗漱池中研究它們。有時他能在手中的盤子中看到人類生命的微小跡象。一個胚胎何時成為人類？他何時有生存的權利？自從帕克爾成為醫生以來，這些問題就一直折磨著他。不管是作為醫生還是基督徒，他都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他說：“我能夠確切知道的是，這個診所中的女人都是人，因此她們有權決定自己的生活。”
而這是一種他從未質疑過的權利。但是有段時間，他不想幫助任何女人實現這種權利。“那時，比起作為醫生的良知，我更害怕犯罪。”帕克爾說，“但是現在我相信，唯一的罪過就是拒絕在病人需要時提供醫學幫助。”他說話語調非常平和、淡泊，如同一個改過自新的人。
死亡的威脅
幾個月前，他放棄了一份收入頗豐的醫院工作和一棟昂貴的公寓，從芝加哥搬回了南部的亞拉巴馬州，以便能夠更加頻繁地去往傑克遜出診。他稱在密西西比的工作為他的“使命”。
為了履行這一使命，他每周一都打包好行李，坐上一輛老舊的汽車，沿著田地和沼澤行駛400公裏一路向西。他說，他從不在傑克遜待不必要的時間，隻要能夠幫助到盡可能多的女人就可以了，僅僅是今年就有2000多人。
而他的敵人也知道這一點。他們熱烈地討論：如果帕克爾不在了，會有多少女人生下孩子？不久，帕克爾的私人地址第一次出現在網上，一家基督教網站的經營者們將它公之於眾， 如同將他置於槍林彈雨之中。幾天後，傑克遜剛剛日落，帕克爾離開診所，想開車回亞拉巴馬州，在走向汽車的路上，他發現街上有人等著他。他想起曾收到的死亡威脅，有種不祥的預感。最初什麼都沒有發生，他用棒球帽深深遮住臉，以防被人認出來，小心翼翼地從停車場開出車，找了一條通往高速的最短路徑。
看來沒有人追蹤他。然而不久他的手機震動起來，屏幕上沒有顯示來電號碼。帕克爾接起電話，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別再來了，否則我們會去找你。”這個陌生人將這句話重複了3遍，然後掛斷了電話。帕克爾思考了6天，他該怎麼做。第七天他開車回傑克遜，繼續他的工作。
帕克爾說，恐懼讓很多像他一樣的人無法做正確的事。年輕時，他除了學習《聖經》，也很喜歡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的講話。帕克爾說，現在他常常想起他的話，因為密西西比州的人流之爭不僅僅涉及信仰問題，也是膚色問題。
在傑克遜的診所前抗議的，主要是中產階級男人。坐在帕克爾候診室中的大部分是黑人女人，很多非常貧窮，就算沒有孩子也沒有未來可言，有了孩子就更甚。對於帕克爾來說，他所爭的不僅僅是女人們的自主決定權，還有平等的機會。他相信，在這場戰鬥中上帝會保護他。盡管如此，每次他離開診所時，護士們都像要永別一樣地和他道別。
這天晚上，當帕克爾走出診所後門準備回亞拉巴馬州時，夜幕已經降臨。他需要駕車5小時才能到家。帕克爾熟練地將車開到高速路上，悶熱的空氣吹進車窗，在黑暗中路過一座座明亮的教堂。密西西比隻是貫穿美國南部的這個巨大的狂熱信教地帶的心髒。
帕克爾說，反人流者多年來一直在勝利進軍。從西部的俄克拉何馬州到東部的佛羅裏達州，越來越多的醫生放棄了他們的使命，越來越多的人流診所關門。在比整個法國麵積還大的德克薩斯州，幾年前就隻剩44家人流診所了，很快將隻剩5所。而這些州也正是執行死刑最多的州。帕克爾說，他不相信這裏的政府支持生命，“他們隻是支持出生”。
隻有一件事情讓他有點在意。每當他開車行駛在自己家鄉的道路上時，一個念頭總是揮之不去。他問自己，如果當時的美國沒有禁止人流，他的母親會如何抉擇。
她17歲就生了第一個孩子，53歲就去世了。她獨自養育了6個孩子，一直疾病纏身、憔悴不堪。帕克爾還記得她有多麼虔誠，每晚都和他一起祈禱。實際上她根本沒有多餘的力氣和勇氣來養育他。如果那時候有一個像他一樣的醫生，帕克爾停頓了很久才說，他自己可能根本就不會出生。
[譯自德國《明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