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毛澤東學理論體係的建構(1 / 3)

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成熟,都必然呈現為兩個向度上的重大進步:一是對本學科研究對象的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二是對本學科自身發展規律的反思和日益自覺。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基礎,後者是前者的邏輯延伸和理論指導,並且正是後者的發展水平,標誌著該學科成熟的程度。科學發展的曆史表明,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必然要對該學科自身進行不斷的反省和認識,並把這種反省和認識逐步發展成為關於該學科的係統的知識體係,為該學科的進一步發展提供自覺的理論指導。毛澤東學也是如此。所謂毛澤東學理論,就是毛澤東學對於本學科的反省、反思和自我認識的理論產物。近幾年來,隨著毛澤東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學者們對毛澤東學本身的反省、反思更趨自覺,認為有必要強化毛澤東學理論的研究,並建構一門相對獨立的新學科——毛澤東學理論體係,以便於係統地總結毛澤東學研究的經驗和教訓,完善毛澤東學理論和方法論體係,促進毛澤東學的健康發展。筆者就毛澤東學理論體係的建構問題略陳己見,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建構毛澤東學理論體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建構毛澤東學理論體係的必要性體現為以下六個方麵:其一,是奠定毛澤東學研究科學理論基礎的需要。毛澤東學研究的曆史表明,能否采取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於毛澤東學的發展起著關鍵作用,在毛澤東學研究中出現的某些錯誤的認識、偏頗的結論,都與研究者立論的理論基礎有著重大關係。毛澤東學理論全麵研究和解決毛澤東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問題,深刻反思和檢驗毛澤東學研究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力求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總的理論指導原則,使毛澤東學的發展奠定在唯物史觀的堅實理論基礎之上。其二,是為毛澤東學的全麵發展指明前進方向的需要。在毛澤東學研究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情況:一方麵選題嚴重重複,眾多的研究者在反複研究著類似的問題;另一方麵,大量的需要去開拓、去創新的領域又無人問津。這誠然與輿論導向、人們的偏好以及其他因素有關,但對毛澤東學的曆史、現狀和未來趨勢缺乏正確的把握和認識是其至關重要的因素。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方麵浪費了研究者們的大量精力,另一方麵又限製了毛澤東學的發展。毛澤東學理論全麵研究毛澤東學研究的曆史、現狀和未來趨勢,並在這種研究中及時肯定毛澤東學發展中的成就,也同時指明存在的不足,給研究者及時指明哪些是應該放棄或少費精力的課題,哪些是應當著力開拓的新領域,從而使人們及時明確前進的方向。其三,是強化毛澤東學研究規範化和科學化的需要。正確的理論指導是科學研究實現規範化和科學化的思想前提。而科學理論的形成來源於科學發展過程中經驗教訓的總結和提升。毛澤東學理論的研究任務之一,就是要全麵總結、提升毛澤東學研究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對經驗教訓進行係統的整理、研究,使其上升到理性的水平,並概括成係統的理論,概括出毛澤東學研究必須堅持的原則、方法,以及某些科學程序,提供毛澤東學研究必須堅持的科學理論。從而指導毛澤東學的研究沿著規範化、科學化的軌道進一步發展。其四,是正確借鑒新方法的需要。方法創新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前提。方法創新離不開批判借鑒。批判借鑒新方法以推動毛澤東學研究的發展是毛澤東學理論予以密切關注的問題之一。毛澤東學理論不僅隨時注意發現毛澤東學本身研究過程中產生的新方法並予以介紹和提倡,而且還隨時注意社會科學其他領域以及自然科學領域的新方法,研究其與毛澤東學研究的關係、引進的價值及引進的方法等。毛澤東學理論還隨時注意國外毛澤東學研究中方法論的進展,並予以科學研究和批判地繼承。通過批判借鑒新方法,毛澤東學理論起到了促進毛澤東學發展的不斷創新,並使其與時代和科學的發展同步的作用。其五,是更好地發揮毛澤東學功能的需要。毛澤東學理論注重研究毛澤東學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探討社會需要與毛澤東學發展之間的矛盾運動,從而指導毛澤東學研究更好地發揮它的科學功能和社會功能,實現其社會價值。其六,是推動毛澤東學人才培養的需要。毛澤東學理論以探討毛澤東學研究者知識結構、心理素質、工作能力等素養為己任,以研究毛澤東學人才的培養方法以及如何營造毛澤東學人才成長的社會環境為主要內容。同時,毛澤東學理論,又是從事毛澤東學研究的入門課、啟蒙課,對於有誌於毛澤東學研究的人具有啟迪和導向作用。因此,毛澤東學理論體係的建構,將有助於毛澤東學研究人才的健康成長和不斷湧現。

建構毛澤東學理論體係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現實的、可能的。

(一)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為建構毛澤東學理論體係提供了新的起點

《決議》雖然是對建國以來的若幹重大問題作結論的,但其核心問題,是要科學地闡述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科學地闡述毛澤東思想。在《決議》的八個部分中,不僅有一個部分是專門講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而且在整個《決議》的八個部分中,都貫串著這個核心問題。《決議》分清了建國以來的曆史上的根本是非,指明了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重新科學地闡明了毛澤東思想,並以黨的決議的形式,對這些根本問題鄭重地做出了結論。據此,我國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龔育之先生曾在兩個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討論會上兩次闡明《決議》是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新起點。他解釋說:說新起點,就意味著要有新高度。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實現了偉大的曆史轉折,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的曆史時期,我們黨的思想、理論在新的實踐基礎上達到了新的高度。“我們要站在這個新高度來研究毛澤東思想、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關於“新起點”的提法,對於建構毛澤東學理論體係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筆者理解,《決議》是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新起點,同樣也應當成為毛澤東學理論體係建構的新起點(盡管“毛澤東思想研究”與“毛澤東學理論”是兩個存在著差異的概念)。這個新起點的意義具體體現為三個標尺:其一,曆史標尺。《決議》是對建國以來黨的曆史的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是對毛澤東理論和實踐活動的科學總結,同時,也是對幾十年來毛澤東研究的曆史和現狀的反思和認識,是對毛澤東研究中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對毛澤東研究未來趨勢的把握和預示。從這個意義上講,《決議》又是對毛澤東學本學科發展的一次理性反思,是毛澤東學達到成熟的一個顯著的曆史豐碑,是對毛澤東學基本理論的一次原則性闡發。它成為我們建構毛澤東學理論體係的一個新的曆史起點。其二,政治標尺。“毛澤東”這一概念的內涵已經超越了他本人,成為一個民族、一段曆史、一種文化的象征。這個象征體現著中華民族精神曆史演變過程中的一個特定階段,濃縮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曆史經驗的深刻意蘊,顯示著中國文化發展到現當代中國的突出貢獻和顯著特征。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毛澤東的曆史,象征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曆史,象征著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並影響著後毛澤東時代的曆史。也就是說,在毛澤東學的研究中,我們所麵對的並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科學研究對象,對毛澤東的研究和評價,決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學術問題,而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涉及到如何看待現代中國革命整個曆史的問題,是一個涉及到如何看待我們今後繼續前進的整個立足點的問題,也是一個影響國際政治的問題。正如鄧小平指出:“對毛澤東同誌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誌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不隻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決議》對於毛澤東的評價和闡述是充分考慮了政治問題的,是立足於黨的利益和全國人民的利益基礎之上的。當然,《決議》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論斷都是以對實際情況和實踐的科學研究為基礎的,是奠定在科學基礎上的政治原則。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尊重科學的黨,是堅持人民利益的黨,是追求真理、修正錯誤的黨。毛澤東學理論體係的建構必須以充分考慮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為前提,必須將政治原則與理論研究在科學的基礎上統一起來,在這方麵,《決議》顯然提供了一個權威的參照和良好的起點。其三,學術標尺。學術研究所追求的目標是獲得科學的結論。《決議》雖然是以組織權威的形式公之於眾並貫徹鮮明的政治態度和原則,但這一切都是靠科學權威來支持的。這是因為《決議》符合曆史之真實,符合千百萬人民實踐的結果,所以,它有科學權威,是科學研究的結晶。它對毛澤東的評價和闡發是實事求是的、辯證的,是符合科學研究的原則的。應該說《決議》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做出的,是遵守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和程序的產物,它在科學的基礎上,達到了遵守黨的紀律同對理論問題進行自由研究的統一。這種學術範式也應該成為毛澤東學理論體係建構的典範和由此出發的邏輯起點。

(二)幾十年來毛澤東研究曲折發展中的經驗教訓,特別是近年來毛澤東研究的繼續拓展和深化,為建構毛澤東學理論體係提供了必要的邏輯前提

毛澤東學理論體係的建構,最根本的途徑是對毛澤東學曆史的發展和現狀以及發展的趨勢進行科學的概括和總結,其理論體係的基本原則和範疇都是從毛澤東學研究的實踐經驗中逐漸形成和概括出來的,沒有毛澤東學的豐富曆史和經驗教訓,也就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建構毛澤東學理論體係。我國的毛澤東研究已經有著長久的曆史,如果從20世紀30年代算起也已經有了近70年的曆史。在這近70年的曆程中,關於毛澤東研究的論文、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毛澤東研究經過了曲折的曆史進程,既有順利發展的學術繁榮期,也有算不上什麼學術研究的研究荒蕪期;在學術成果方麵,既有不少精品,也有由於時代的影響和個人素質的製約而產生的不少稱不上什麼學術研究的文字;在研究態度和方法方麵,既有馬克思主義科學態度和方法的廣泛運用,也有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態度和方法的實施。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六中全會《決議》公布以來,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十幾年來,學者們在《決議》的指導下,將毛澤東學研究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表現在:一是研究對象和領域日益拓寬。不僅關注思想研究,生平研究也日漸活躍,如對毛澤東各種生平活動的概述、毛澤東各種年譜的撰寫、毛澤東傳記的出版等;在將哲學、軍事、詩詞等方麵研究繼續深化的同時,幾乎所有的重要學科都將毛澤東納入自己的研究對象,如經濟、政治、外交、領導學、社會主義、體育、書法、財政、語言、曆史、人權等等;在理論研究日益深化的同時,應用研究提到重要位置,如毛澤東的詩詞、書法、軍事、交際、口才等藝術,毛澤東戰略在現代商戰中的應用等等;二是研究角度呈現多元化趨勢。在研究對象日益細化的同時,整體性研究的趨向更加明顯;在重視對毛澤東本身進行單獨研究的同時,比較研究的趨勢日益加強;在進行思想研究的同時,史的研究日益加強;在注重體係研究的同時,問題意識日益加強;在重視毛澤東研究的同時,對毛澤東研究的研究日益加強。三是研究方法的日趨豐富。在堅持唯物史觀總原則的前提下,注重引進國外毛澤東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方法,如心理史學方法,計量史學方法,比較方法等等,還注重利用其他學科的方法,如係統方法、控製方法、信息方法等。四是研究成果有明顯的層次性,既有學術品位比較高的專業性、理論性較強的著作問世,又有為一般幹部閱讀的處於中間層次的介紹研究毛澤東的決策及處事藝術的應用性著作;還有照顧廣大群眾及青少年朋友的通俗讀物。曆史表明對於毛澤東的這些研究,既有成功的經驗,又有一些教訓,將這些經驗教訓加以總結,既有必要,也有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