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主張盡快建立毛澤東學，為此，在《毛澤東學何以可能》（發表在《理論學刊》1995年第2期）一文中，對建立毛澤東學的根據問題作了詳細闡明。本文的任務是在此基礎上對有關毛澤東學研究對象的幾個問題作以探討。
一、毛澤東學研究對象的界定
任何一門獨立的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獲取對所研究對象的明晰認識，既是將該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區分開來的認識前提，也是使該學科的研究得以全麵展開的邏輯基礎。毛澤東學是人們基於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特殊曆史地位的深刻認識，順應幾十年來人們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了解、探索和研究的邏輯流程，觀照當代中國社會變遷、運演的規律、特征以及社會實踐的迫切要求，而提出的一門新興學科。在其新興之際，明確其研究對象，考察其研究特點，把握其邏輯前提，了解其研究內容，弄清其學科性質，就成為毛澤東學能否得以合理建構並順利發展的邏輯基礎，同時也構成了毛澤東學能否具備理論合理性和現實可行性的邏輯判據。
那麼，什麼是毛澤東學的研究對象呢？
顧名思義，毛澤東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毛澤東。然而，僅停留於此，未免顯得過於抽象和籠統。有的學者提出，毛澤東學的研究對象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種規定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不僅沒有解決對毛澤東學研究對象的認定的抽象性問題，而且又使毛澤東學研究對象產生了寬泛化和狹窄化的傾向。寬泛化，是指它把不屬於毛澤東學研究對象的內容囊括其中。大家知道，毛澤東學的提出，從學理上來講，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毛澤東研究中毛澤東智慧和集體智慧的關係問題，而這種規定繼續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毛澤東學研究對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顯然在邏輯上存在混亂之處。其症結在於沒有把毛澤東學看成是對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本人的思想的研究。如此，毛澤東學的提出也就失去了意義。狹窄化，是指它把某些本屬於毛澤東學研究對象的內容排除其外，如對毛澤東研究的研究。
筆者考慮，可以給毛澤東學的研究對象作如下規定：毛澤東學是一門研究毛澤東的生平實踐、思想理論及其發展規律和探討人們對毛澤東認識、理解、研究的曆史和現狀及其基本理論問題的科學。
這樣，毛澤東學的研究對象從外延上來看，起碼包括以下八個方麵的內容：關於毛澤東生平活動情況的研究；關於毛澤東革命和建設實踐活動的研究；關於毛澤東的思想理論發展過程及其發展規律的研究；關於毛澤東的思想性質、內容、作用和理論體係的研究；關於毛澤東的個性特征、人格魅力、浪漫氣質的研究；關於毛澤東與其他有關重要人物的比較研究；關於毛澤東早期、中期、晚期及後毛澤東時代的縱向比較研究；關於毛澤東研究的曆史、現狀及其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
二、毛澤東學與毛澤東思想研究
以往對毛澤東的研究，主要著重於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哲學思想、軍事思想、文藝思想等方麵。雖然近幾年來對毛澤東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麵思想的研究已有所加強，但總的說來還不能令人滿意，尤其是對毛澤東生平實踐活動的研究還相當薄弱。毛澤東學是適應這種狀況改變的需要而被提出來的。根據毛澤東研究的邏輯發展而提出的對毛澤東學研究對象的上述規定，毫無疑問已經顯現出了毛澤東學研究與以往毛澤東研究的不同特點。然而，把“毛澤東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來建設，盡管與毛澤東思想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但畢竟不完全一致。因而把毛澤東學與毛澤東思想研究作以簡單比較，更有利於我們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毛澤東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質。
那麼，毛澤東學和毛澤東思想研究之間到底存在一種怎樣的關係呢？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作了經典性的判定：“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係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把這一關於毛澤東思想概念的經典性規定同我們提出的關於毛澤東學研究對象的看法作比照，即可窺見二者間之異同。
（一）毛澤東思想研究關注毛澤東本人思想中正確的部分，毛澤東學研究著眼於毛澤東本人的全部思想
《決議》關於“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等論斷，明確告訴我們，毛澤東思想是真理的彙聚，是不包括毛澤東本人思想中錯誤成分的純真理部分。用鄧小平的話說：“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是“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麵，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而得出的“創造性的見解”。《決議》把毛澤東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的見解”概括為六個組成部分和三個基本方麵。《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主要包括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於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於政策和策略、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於黨的建設等六個部分的內容。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穿於上述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麵，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毛澤東思想研究就是對上述內容的研究，換句話說，毛澤東思想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就是上述諸問題或諸方麵。按照這種邏輯規定，毛澤東本人整個的思想中起碼有兩個方麵很難進入毛澤東思想研究的視域。
1.毛澤東本人整個思想中錯誤的因素和成分
毛澤東本人的整個思想是指毛澤東個人一生中的全部思想。在其全部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的當然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產物的被實踐證明了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然而，由於人們的實踐隻能是一定時空條件下的實踐，基於一定實踐基礎上而產生的任何思想體係，即使是極其卓越的思想家的思想體係，也不可能完全正確而無任何缺憾。被世人稱為“本世紀的巨人中的最後一位巨人”的毛澤東，盡管在世界範圍內被眾多學者和政治家譽為具有偉大思想的曆史學家、哲學家和詩人，但他的思想體係和思想流程，也不能不受時代、曆史和有限時間範圍內實踐的製約。正如毛澤東本人所言：“從現在起一千年之後，所有我們這些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在內，大概會顯得相當可笑吧。”毛澤東所謂“顯得相當可笑”，也就是要告訴大家，在他的全部思想中是有錯誤成分和因素的。從現在看，在毛澤東的全部思想當中，確實存在著某些錯誤的因素和成分，有些甚至不是無關緊要和無關宏旨的東西。
要言之，毛澤東全部思想中存在的錯誤因素或成分可分為三個大的方麵：早期毛澤東即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的毛澤東思想理論中的錯誤因素和成分；中期毛澤東即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至1956年開始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前的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思想理論中的錯誤因素和成分；晚期毛澤東即1956年以後的毛澤東在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形成的思想中的錯誤因素和成分。在這三個方麵中，早期的和晚期的自不待言，不僅早已開始研究，而且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就總體來看，由於都是作為毛澤東思想研究的背景或映襯來研究的，所以這些研究還很難說能夠達到客觀、公正或科學的要求。對於中期毛澤東的思想中是否也存在某些錯誤的因素和成分，學術界很少涉獵。近幾年來有些學者試圖研究這一問題，並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比如，有人研究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在肯定這部著作的深刻性和曆史作用的同時，指出，毛澤東在把馬克思的“源於成熟的資本主義環境”、“源於擺脫自發鬥爭階段的工人運動”而且具有豐富內容的階級鬥爭學說，“運用於中國這個資本主義不充分發展的社會環境時，已經產生了簡單化的傾向”，因為“這部著作對中國社會階級的分析，許多是對貧富的描繪，而對階級關係及其變化的闡釋就顯得單薄，人們從那麼多形象的描繪中盡管可以得出‘窮可以革命’的結論，但對各階級在生產活動中發生什麼樣的經濟關係，並對社會生產的發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等方麵就認識得很少。”有人對毛澤東在1930年肅AB團問題上的錯誤特別是產生這種錯誤的原因做了初步探討。還有人對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發生的三大失誤進行研究。不難看出，這些研究無論在內容上還是結論上，也許還存在某些問題，甚至某些研究者在某些問題的研究上還存在著某些錯誤的傾向，要麼以情緒支配自己的理性思考，要麼把自己的思想強加給曆史人物，要麼以現代的眼光過分苛求於前人。出現這些傾向固然有著多方麵的原因，但與這一問題很難納入毛澤東思想研究這一框架內亦有極大的關聯。我們不能說毛澤東這一時期的每部著作或文章所表達的思想都存在某些錯誤成分，更不是非要在每一個思想單元的良玉中硬挑出本不存在的瑕疵來，但是，它們畢竟是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產生的，必然受著實踐條件和曆史條件的製約。正是因為有這種製約以及這種製約的不斷被打破，才有思想邏輯過程中的間斷性和連續性，才有思想嬗變過程中的不斷揚棄的性質，才有毛澤東的思想邏輯在革命和建設實踐基礎上的不斷發展。此項研究是必要的，但不能背離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否則就會出現思想混亂，給社會帶來危害。
與此相聯係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在毛澤東思想研究這一框架下更無法把毛澤東早期、中期、晚期思想中的錯誤成分作綜合性的研究。因為毛澤東的思想中的錯誤因素和成分與作為純真理的“毛澤東思想”相悖，人們隻好把毛澤東的思想中的錯誤遞歸到毛澤東的晚年，提出了“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概念。顯然，這一概念很難概括毛澤東的思想中所有錯誤的因素和成分。辯證法觀念昭示我們，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動包括偉大的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動，正確的或錯誤的，都不可能是蹴然而成的，必然有其自身發展的思想脈絡。毛澤東的思想中錯誤成分的產生也不例外。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些學者似乎對此有些察覺，比如，有人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毛澤東早年的思想和行為意向聯係起來研究，認為毛澤東晚年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思想錯誤，可以在毛澤東早年的一些思想觀點如“動”、“鬥”那裏找到根據。也有人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實踐論》聯係起來加以研究，認為《實踐論》在“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情況下，也存在著片麵化、絕對化的錯誤”，即將“實踐作為認識的唯一源泉”。認為“這實際上就否定了學習文化、學習科學知識的必要，導致了對擁有文化、擁有科學知識的知識分子的輕視”，“長期以來對待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錯誤態度、錯誤政策，大多都是直接導源於這種片麵化、絕對化的實踐觀”。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李銳先生對這個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左’的思想也可以向早期追溯。毛早年接受過主觀唯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想影響。他對曾國藩、康、梁、孫、黃、陳獨秀等都佩服過。當學生時，受唯心主義影響，精心寫過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強調主觀意誌作用。從思想上總觀一生，後期的‘左’傾錯誤的思想理論觀點，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一個潛伏、發生、生長、發展，最後到登峰造極的過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總方向完全正確，但‘矯枉必須過正’，反對洋學堂，支持和讚揚（與承認不同）農民群眾的過火和落後行為，以及‘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收入《毛選》時修改了），等等，不能不說有某些‘左’的思想。（20世紀20年代農民對地主的過火行為，成為60年代紅衛兵對革命幹部的‘革命行動’的合法根據，真是曆史的悲劇。）十年內戰時，敵人太強大，毛很能實事求是。但延安的整風發展到‘搶救運動’，完全是‘左’傾過火，卻沒有從思想上認真總結，讓康生滑了過去，使這個陰謀家得以隱藏下來，拚命迎合，竊據高位。開國之後，基本上一直輕敵（不是指‘三座大山’，而是指輕視農民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又急於求成地搞社會主義，因而不能不經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傾思想，似乎是早年的‘返祖現象’。”上述觀點的紕漏之處是顯而易見的，筆者實難苟同其中的某些觀點。但這種研究也確實昭現出將毛澤東早期、中期、晚期的思想中錯誤因素和成分的探討綜合化、係統化的趨勢，這對於從根本上弄清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實質，進而揭示偉人悲劇產生的內在緣由，提供了一個好的思路。但囿於毛澤東思想研究框架的這種研究，限製了這一思路的進一步展開，因為既然“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本身不能包容任何錯誤的思想觀點，那麼，在毛澤東思想研究領域，就不可能對毛澤東的思想中含有的錯誤因素或成分進行全麵研究，充其量也隻能是把錯誤的某些方麵當作正確思想的背景或對立麵來加以簡單的觀照。毛澤東本人的整個思想，既包括他的正確的思想，又含有他的錯誤思想，以毛澤東本人的整個思想為研究對象的毛澤東學，既可以充分地展開對毛澤東正確思想的研究，又可以研究毛澤東的思想中錯誤的一麵，對其錯誤思想進行追根溯源式的清理，這對於我們吸取經驗教訓，更好地為現代化建設服務自然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