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毛澤東是如何解釋事與願違製度的產生與人民主體地位的關係呢？
蝴蝶效應即是人們解釋事與願違製度起源與功能的特例：愛德華·洛淪茲曾半嚴肅半開玩笑地說，一隻蝴蝶在巴西扇動翅膀可能會在得克薩斯引起龍卷風。其含義用混沌學的語言說就是：一個混沌係統具有將很小的微觀擾動放大成為宏觀行為的能力。或者說，一個細微的變化通過某種非線性的反饋係統可能會引發出始料不及的、影響巨大的後果。由此可以想到那個未經許可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人民公社好”指示的記者的作用，還可以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細小事件而引起的大波動。在這個時候，人民的主體地位怎麼體現呢？限於篇幅，在此不可能全麵回答上述諸問題，但稍事思考，就不難從中悟出毛澤東在這些問題上的答案及由此體現的他從製度的層麵上對人民主體地位實質化所做的艱辛努力。
二、人民主體地位與權力運作
人民主體地位的一個重要體現是：人民是權力的主體，人民主體地位實質化的過程即是人民日益成為權力主體的過程。
有人說，人類社會對於權力的需要是絕對的，但權力對人類社會的危害也是絕對的。這是悖論。毛澤東從曆史中、從現實政治中早就意識到了這個悖論。從延安時期與黃炎培談論周期率到七屆二中全會的警告，言談話語、字裏行間無不透露出對這一悖論的深沉思考。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意味著權力的來臨，但同時也給毛澤東極大的擔心，擔心權力對黨乃至對社會的危害。因此，他殫精竭慮，尋求理想的出路。出路有二：
第一，權力的限製。權力的多重限製，在限製權力的同時，也可以限製進步，這是它的負效應。但這是必要的代價。因為它的另一麵卻是能夠更有效地限製災難——由權力導致的災難，比如權力的濫用——人民主權地位的喪失——社會不穩定——社會不發展。就人類曆史而言，進步總是相對的，災難則是絕對的。
第二，加強權力行使者的修養。沒有完善的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這是古訓，也是毛澤東的觀點。然而，沒有完善的人恐怕不僅僅指人的理性和認識能力、行為能力的有限性，更為重要的是人有性惡的一麵。毛澤東並不像古代的荀子等人那樣是純粹性惡論者，但他並不否定人有性惡的一麵。他很清楚，在一個人的利益不能用另一個人的利益加以約束的情況下，人的自利動機可能是一股禍水。在一些場合中，人們選擇在社會和長期看來是錯誤的決策，不是人們不知道這一決策的後果，而是人們為了眼前的生存或局部的利益寧願作這樣的選擇。林彪、“四人幫”的行為即是明顯例證。在人的自利動機不能由另外的權力或製度從外部加以約束的情況下，人們必須求助於自律。無論是權力的相互製約還是對自律的要求，都是以承認人的不完善為前提的。人的不完善對於共產黨人來說也是如此。
相比說來，在這兩個出路中，毛澤東更注重人的自律，在權力的製度約束方麵較弱一些。
無論是權力的限製還是自律，其價值指向都是人民主體地位的實質化。他之所以采取這些措施，因為在他看來，權力是人民給的。他說：什麼“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廣大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的革命的人民群眾。
毛澤東最痛恨腐敗、最痛恨官僚主義，就是因為腐敗、官僚主義是人民主體地位實質化的嚴重阻礙。
毛澤東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
毛澤東走了，但他擔心的問題現在仍然存在。他沒有解決的問題需要後繼者繼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科學地總結經驗，總結教訓，找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三、人民主體地位與社會平等之尋求
平等問題是曆代思想家最苦惱的問題之一，但理論上的苦惱來自現實中的困惑。這種困惑同樣困擾著毛澤東。
曆史上，資產階級理論家不乏平等之說，但大多是講資產階級的平等，這種平等觀是從事實上的社會不平等為前提的。也有的經濟學家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講平等，認為：在改革中，經濟發展和社會平等有衝突，二者是魚和熊掌的關係，要想達到經濟發展，必須犧牲社會公正。一句話：不平等和越來越大的不平等在一個發展中國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改革必須付出的社會代價，並且實際上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先決條件。對於平等的這種觀點，顯然無法談及人民的主體地位的實質化問題。就是目前，國內的一部分人也持這種觀點。
如果不是孤陋寡聞或避而不見，就不應該忽視諾貝爾獎獲得者——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對經濟、社會和製度之間關係的深刻洞察。1958年，繆爾達爾接受20世紀基金會的資助，對東南亞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進行了曆經十載的深入調查研究，完成了探討落後國家貧困根源的三卷本巨著《亞洲的戲劇：對一些國家的貧困的研究》，以及《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著重從社會平等出發探討不發達國家之所以落後的根源，並且指出了切實的解決途徑。在這些被有識者稱為“充滿智慧的著作”中，繆爾達爾提出了一係列理論創見。他指出，平等問題在不發達國家中處於中心位置，不平等及其加劇的趨勢不但沒有促使社會發展，而且事實上已成為對社會發展的限製。隻有扭轉這一趨勢，創造更大的平等，才是加速發展的條件。他特別強調，認為犧牲社會平等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隻不過是一些經濟學家和改革者們的假設，而不是事實。他在分析亞洲不發達國家如印度、泰國、緬甸等的情況時，指出這些國家的共同點是權力滲透了分配領域，腐敗現象無所不在，其結果導致了分配的不平等和收入的集中化，最後阻礙了以保護和促進民眾利益為目標的有效改革。他用大量的事實論證說：生產雖然是社會發展不可少的，但它不會使社會自行前進；生產的分配在同一宏觀係統中是互相依賴、相輔相成的。隻有公平分配的平等改革才富有生產性，不平等嚴重阻礙不發達國家獲得更快發展。他得出結論：社會不平等是經濟不平等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經濟不平等又加劇了社會不平等，最終使一個國家很難擺脫貧困。他肯定這樣一個信條：公共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他用良心呼喚大家注意，政策選擇是從價值觀前提和對通過運用這些前提獲得的事實的了解中推斷出來的結果。概言之，所謂價值觀就是要在製定每項政策時想到：這一政策使什麼人得益？滿足的是什麼人的利益？
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極為關注經濟平等與社會平等的關係問題，他自然不會讀到岡納·繆爾達爾的著作，但他從中國社會發展中得出的結論與這位世界級的經濟學家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難道是巧合嗎？如果說毛澤東不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但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從哲學的高度與這位經濟學家達到了思維上的契合和同構。當然，在實踐中毛澤東對社會平等的強調似乎日益走向了極端，但這絲毫不能否定他對社會平等之重要性看法的理論價值。鄧小平讓一部分人或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後達到共同富裕的觀點可以說是對毛澤東社會平等觀的一個補充和發展，十四屆五中全會及“九五”規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中所顯示出的對經濟發展與社會平等的關係的基本思路，則更有理論遠見和實踐價值。
四、人民主體地位與民主之發展
社會民主程度是體現人民主體地位之發展的重要砝碼。人民主體地位的實質化與社會民主的實質化是一致的。毛澤東並沒有把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人民當家做主變為製度上的現實看作民主化的結束，而恰恰是看作民主實質化的起點。這主要表現在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越來越重視勞動者民主權利的廣泛性和深刻性。他指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的權利就沒有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