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人民群眾的社會曆史主體地位，是毛澤東畢生的政治追求，作為這種政治追求的理論反映，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的現實化和實質化一直是毛澤東政治哲學所要思考的核心問題。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製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的確立，使人民群眾翻身做了主人，從製度上保證了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的實現，完成了毛澤東對於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現實化的理想，然而，現實化並不等於實質化，現實化隻是給實質化提供了前提，實質化則是現實化的進一步深化和展開，人的主體地位實質化的過程將伴隨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過程。因此，從曆史和邏輯相統一的角度看，以《論十大關係》和黨的八大為曆史和邏輯的起點，在隨後對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探索的過程中，毛澤東逐步展開了關於人民群眾主體地位實質化的基本思路。這些思路的展開及其實踐，既有成功的經驗，又有失誤的教訓。在中共八大召開40年、毛澤東逝世20周年之際，對毛澤東的這些思路進行哲學剖析，無論是對於正確估價毛澤東晚年思想，還是對於深入把握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都有重大意義。
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群眾之為社會曆史的主體，這既是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曆史前提，又是社會主義思想的邏輯前提。在這個雙重前提下，需要繼續思考和致力於行動的是，如何使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變成社會的本質，使人民群眾真正地占有社會，徹底完成社會對人民群眾的占有和人民群眾對社會的占有的二重統一。毛澤東晚年苦苦尋求和思索的正是這一問題。毛澤東關於這一問題的思路表現在許多方麵且涉及到眾多問題，我們不可能全麵予以論述和評析，在此僅選取以下幾個方麵的問題加以研究，即可揭示其思路的基本走向，亦可以從中理解毛澤東晚年的良苦用心以及晚年失誤的悲劇性質。有興趣者可將其作為引玉之磚，繼續將這一問題思考下去，定能獲得理論和思想上的釋然或徹悟。
一、人民主體地位與社會製度建設
人民主體地位的實質化首先體現為製度的人民化。毛澤東曆來強調製度的人民選擇。
中共八大前後，毛澤東倡導走自己的路、獨立思考，其中就包含著建立獨具特色的製度（這裏的製度是指具體製度）的問題，要求大家不要照搬蘇聯的某些具體製度。毛澤東的這一思想，蘊含著一個重要的邏輯前提或支點：製度對人來說是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外在的製度觀離開具體的人來談製度，它不考慮製度與遵循製度的人之間的在生成中的內在聯係，認為關鍵問題是選擇一個抽象的“好”的製度。在這種製度觀看來，各種不同的製度模式，可以裝在一個叫做“製度集合”的大筐裏，改革者可以不斷地從裏麵拿出不同的製度來，一個不行再換一個。毛澤東“八大”前後對製度的看法顯然是對這種外在製度觀的重大思維突破，他倡導的是一種內在製度觀，認為製度是從一群人、一個社會中生成的，是內在於人群和社會的。一個在社會中生成的製度，包含了這一社會的環境特征、人的自然稟賦和人與人衝突及其解決的全部信息。
由這一邏輯前提延伸出的必然結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不應照搬另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製度，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製度應該是內生於這個國家和民族的製度。這一結論顯然是與建國以後我們的做法相悖的。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表述了當時的心理矛盾：一方麵充分肯定了成績；另一方麵又意識到照抄蘇聯，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能力是個缺點。八大前後，毛澤東在理論和實踐中開始試圖解決這個悖論。
在理論上，他反複強調反對教條主義。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明確提出破除教條主義迷信的重要性：事實總是這樣：教條主義隻是思想懶漢才會加以欣賞的東西，它對於革命，對於人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從提高人民群眾的自覺性、鼓舞人民群眾的生氣勃勃的首創精神、促進實際工作和理論工作的迅速發展等等方麵說來，破除教條主義的迷信，現在仍然是必要的。
4月25日，他在《論十大關係》中繼續對教條主義進行批判。
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更進一步分析了教條主義的實質和危害：“教條主義者不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隻有通過一定的民族特點，才能在現實生活中具體地表現出來和發生作用。他們不肯認真地研究本國、本民族的社會曆史特點，不肯根據這些特點具體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指導無產階級的事業達到勝利。”
在實踐上，“大躍進”運動的發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興起無不體現了他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觀努力。
有一個問題也許會引起大家的疑問：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曾講道：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現在又提“走自己的路”，怎樣理解這兩個結論的關係？有些人曾寫過一些文章，題目即是從走俄國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後者是否是對前者的否定？這兩個結論之間是否有矛盾？
龔育之先生解釋說：“走俄國人的路”，屬於曆史方向的選擇這個層次。在十月革命以前，先進的中國人曾經試圖“走日本人的路”、“走英國人的路”、“走德國人的路”、“走美國人的路”，但都走不通。十月革命以後，中國的先進分子提出“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這代表一種新的覺醒，其實質是走社會主義的路。“走自己的路”是屬於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是指社會主義方向選定了，走向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的問題。按這種解釋，看來後者不是對前者的否定，而是超越。納入我們的議題，應如何解釋呢？“走俄國人的路”是不是意味著照抄蘇聯的製度，如果是，那麼這與毛澤東的內在製度觀是否矛盾？其實這裏並無矛盾。走俄國人的路既然是一種方向選擇，那麼，它就是指蘊含在俄國人的路中的社會主義一般，而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具體，走自己的路並不否定社會主義一般，而是在社會主義一般的前提下，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接下來的問題：既然毛澤東主張製度與人的內在統一，那麼，這裏的人是指單個的個人還是集體人，換句話說，製度是一種集體產品，還是個人產品？如果說是個人的產品，顯然是英雄史觀，也就不會主張人民群眾的社會曆史主體地位。顯然，毛澤東主張製度是一種集體產品，但僅此還不能說明問題。還必須回答：這種集體的性質是什麼，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還是別的什麼利益集團？毛澤東主張是人民群眾。他之所以時刻強調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恐怕就包含著這種首創精神對製度的創造。人民群眾對製度的創造即是人民群眾利益在製度上的顯化，也就必然體現人民群眾的本質，從而也就在製度的層麵上體現著人民主體地位實質化的目標和向往。當然，毛澤東也不否定個人的作用，他主張個人與集體的統一，但在這個關係中顯然集體是占主導地位的。而且他向來認為個人的作用隻有通過集體才能全麵發揮和強化。
問題不止於這些，比如，人民無疑都帶有社會曆史文化特征和民族特征，對於某一代人來說，這種文化的、民族的特征顯然包含著先前製度的一種遺留，這就是說，人們對製度的創造要受先前製度的影響和作用，這裏顯然存在著“人擇製度”與“製度先於人”的悖論。莎士比亞在《李爾王》一劇第四幕中借李爾王之口道出了這樣一句台詞：“當我們降生時，我們為跨進由笨蛋們所設計的偉大舞台而哭泣。”不知別人怎麼理解這句話，照我看來，這座舞台的基本構架便是製度，準確講是既定的製度；而“由笨蛋所設計”，則一語道破了人重新進行設計的必要性。李爾王也存在著“製度先於人”與“人擇製度”的苦惱。那麼要問，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有何思考呢？
再比如，在製度的起源與變遷過程中毛澤東是如何看待人民主體地位的呢？在製度的功能發揮中，毛澤東又是如何認定人民主體地位的呢？
再比如，在所有製、決策結構、資源配置的協調方式這三個事關經濟體製本質的重要方麵，毛澤東是如何考慮人民主體地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