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致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同馬克思基於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思考而做出的關於未來社會主義建設的設想相去甚遠，就是與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比也有較大差異。因此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既不能照抄馬克思，也不能照搬蘇聯，必須走自己的路。基於這種思考，黨和毛澤東對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苦的探索。由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異常龐大而又複雜的社會工程，要想找到完成這項工程的最優化設計方案，沒有正確的哲學理論的指導，沒有在這一理論指導下而形成的一係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是絕對不行的。作為集戰略家、革命家、哲學家於一身的時代巨人毛澤東，從領導中國革命的切身體驗中，深知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他要像民主革命時期將馬克思主義哲學運用於分析研究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從而找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樣，決心將馬克思主義哲學運用於分析和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規律，從而找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在理論上始終致力於兩個方麵的工作：一方麵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論述了一係列具有獨創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另一方麵，又基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不斷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將其升華凝聚為新的哲學理論，闡發了許多具有獨創性的新的哲學理論，並試圖在新的哲學理論的指導下，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實現理論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實踐的進步。“改造哲學體係”就是在這種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背景下提出的極富時代感的哲學命題，它既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繼續深入發展對哲學理論的熱切呼喚，又反映了哲學理論為適應實踐的發展而對自身提出的迫切要求。適應這種呼喚和要求，毛澤東對此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對哲學體係的改革進行了多方麵的思考，提出了一係列改造哲學體係的新思路。盡管這些新思路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它們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影響，對中國當代哲學發展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和廣泛的。因此，探討這些問題，對於豐富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對於促進中國哲學的進步，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要搞實際的哲學
要搞實際的哲學，這是毛澤東關於哲學體係改造的總體指導思想。這個論斷雖然是在20世紀60年代明確提出的，但這是毛澤東一生哲學理論活動中一以貫之的思想。毛澤東哲學的總體特征就是與客觀實際緊密相連，是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的哲學。從毛澤東的有關論述和他提出這一論斷的背景來看，要搞實際的哲學作為改造哲學體係的總體性思路，包含以下相互聯係的三個方麵的內涵：
（一）倡導哲學工作者深入實際，在實際中汲取營養，豐富和發展哲學理論
在1964年8月18日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學。從這一點出發，才有馬列主義，才找到哲學。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科學社會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基礎是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作鬥爭。馬克思他們看出，空想社會主義者想勸資產階級發善心，這個辦法不行，要依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從這個觀點開始才有馬克思主義。基礎是階級鬥爭，然後才能研究哲學。由此，毛澤東得出結論：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哲學這一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雖然其根源在於蒙昧時代的狹隘而愚昧的觀念，但其正式形成卻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跨入奴隸社會，有了階級分化，產生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離之後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關於“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的論斷是符合曆史事實的馬克思主義觀念。在階級社會裏，哲學作為處於最高層次上的社會意識形態，雖然受著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製約，並且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但它無論如何也脫離不開階級鬥爭，是為一定階級服務的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講，哲學的基礎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對哲學來講是第一位的，階級鬥爭決定哲學，這些說法也都是正確的。應當強調指出的是，理解毛澤東的這些論斷不能忘記了曆史的聯係，不能脫離當時的曆史背景。說哲學產生於階級鬥爭，並受階級鬥爭所決定，在一般意義上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毛澤東強調這一觀點的時候，恰好是階級鬥爭日益擴大化的時候，他在這個時候強調“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無疑是要人們到虛構的階級鬥爭實踐中去搞哲學。雖然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仍然是哲學發展的動力之一，但這個動力的地位已經不像階級社會那樣突出。如果在這種時候，還一味地強調隻有搞階級鬥爭，才能推動哲學的發展，這必然會從虛構的階級鬥爭實踐中引出錯誤的理論總結，從而造成錯誤的實踐與錯誤的理論的惡性循環。這也許是晚年毛澤東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忽視毛澤東這些思想中的有價值的一麵，即哲學的生命力在於社會實踐，哲學工作者隻有深入實際，在實際中總結社會實踐經驗，吸收廣大群眾的智慧，增加新的營養，才能推動哲學理論的發展。在8月18日的哲學談話中，他批評大學文科現在的搞法不行。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不行。書本裏怎能出哲學？他認為，哲學界的缺點是沒有搞實際的哲學，而是搞書本的哲學。因此，他提出，哲學家應當下鄉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文科的大學生、教授、助教，統統下去，去搞階級鬥爭，那是個大學。在那裏能夠得到點感性認識。什麼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裏學了點東西。1964年8月30日在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的談話中又說：比較起來我國文科最落後。就是因為接觸實際太少，無論學生也好，教師也好，都是一樣。就是在課堂裏講課。講哲學就是書本上的哲學。如果不到社會上、人民中間去學哲學，不到自然界去學哲學，那種哲學學出來沒有用處，僅僅懂得點概念而已。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1965年12月21日的杭州會議上向哲學工作者提出要求，要他們到實踐中去搞哲學，以發揮哲學的作用和推動哲學的發展。他說，希望搞哲學的人到工廠、農村去跑幾年。他還舉例來證明到實際中去就會產生新的哲學觀點，說南京大學一個學生，農民出身，學曆史的。參加了“四清”以後，寫了一些文章，講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鄉去，登在南京大學學報上。在這一期南京大學學報上，還登了一篇文章，說道：本質就是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這個說法，我也還沒有說過。現象是看得見的，刺激人們的感官，本質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隱藏在現象的背後，隻有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發現本質。受此啟發，毛澤東提出，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時間不要那麼長。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在下麵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麵工作，一麵教。哲學、文學、曆史，不可以在下麵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裏教嗎？
社會實踐是推動理論發展的最終動力和源泉，理論的發展歸根到底受社會實踐的製約，從這個角度講，毛澤東要求廣大哲學工作者深入社會，廣泛接觸工農群眾，以推動哲學的發展和發揮哲學的功能，這是對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把握不住時代的脈搏，一味地在概念的王國裏做文字推理的遊戲，從書本到書本，哲學的生命力也就衰竭了。然而，毛澤東在強調這個問題的時候，由於受當時“左”的影響，不可能不存在一些缺點，比如確實有些過分偏重於要哲學工作者參加各種實際勞動而忽視讀書的一麵。因為不管怎樣說，哲學的發展總是要通過哲學家對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思維科學知識以及各種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才能最後實現，因此，如果把哲學工作者坐下來讀中外哲學著作，研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著作，對新知識、新經驗進行概括的活動，也看成是脫離實際，那顯然是有偏頗的。誠然，毛澤東在談話中也曾說過：哲學家要研究自然科學史，不讀自然科學史不行。哲學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國曆史和中國哲學史的曆史過程。但是，與強調哲學家下鄉下廠相比，對這個方麵的重視顯然是不夠的。
（二）強調哲學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倡導將哲學原理具體化為可操作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澤東關於“要搞實際的哲學”這一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方麵，就是強調哲學的應用，而哲學作為一種最普遍最抽象的學說，它不可能直接對實際工作發揮作用，其作用的發揮必須通過一係列的中介環節。這就要求哲學工作者和廣大領導幹部在這個中介環節上下工夫。這裏的中介環節實際上就是將馬克思主義一般哲學原理運用於分析具體的社會實踐，找出比哲學原理在層次上低一級的可操作的具體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在這裏，哲學理論必須首先轉化為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再轉化為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在工作中的表現。有什麼樣的哲學理論就有什麼樣的思想方法，有什麼樣的思想方法就有什麼樣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在1959年4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所謂方法，無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結合的，思想方法不對頭，工作方法也就不對頭。正因為這樣，毛澤東曆來非常注重哲學向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轉化工作。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便自覺地將哲學運用於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寫出了《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這樣的名著，提出了諸如學會“彈鋼琴”、“心中有數”等一係列工作方法，對中國革命的勝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更加注重將哲學原理具體化為工作方法。他明確指出，要在“工作方法方麵求得一個進步，以適應已經改變了的政治情況的需要。”正是為了適應這種已經變化了的政治情況的需要，1958年1月，毛澤東對我們黨多年來特別是建國以來的實踐經驗進行了新的總結，並在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集體討論的基礎上，寫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9年4月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好幾次講了關於工作方法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寫了《工作方法十六條》。1961年在全麵調整的過程中，對工作方法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強調和闡發。1963年提出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總結工作。1965年，又提出要努力避免片麵性和局限性，無論什麼事情，都必須加以分析。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總結闡發的關於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思想很多，擇其要者大致有：
1.一切經過試驗
經過個別試點，通過典型試驗，獲取做某項事情的經驗，然後由點到麵逐步推廣和全麵展開，這是黨和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十分重視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1958年毛澤東又把這種方法重新提出來，要求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一切經過試驗，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一般個別相結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原理的具體運用，目的是通過深入認識個別去把握一般，通過領導者運用典型的經驗來示範群眾，從而推動工作的全麵展開。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將其形象地比喻為種“試驗田”，並明確指出：“普遍推廣試驗田，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導方法。這樣一來，我黨在領導經濟方麵的工作作風將迅速改觀。在鄉村是試驗田，在城市可以抓先進的廠礦、車間、工區和工段。突破一點就可以推動全麵”。種“試驗田”原是1957年湖北省紅安縣一些地方創造的一種領導農業生產的方法。其意思是說，為了領導農業生產，領導幹部走出辦公室，放下架子，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和農民、技術人員一起搞科學實驗，通過科學實驗，創造典型經驗，再用這種典型經驗去領導和推動廣泛的群眾性的生產活動。1957年11月湖北省委向中央報告說，紅安縣共有縣、區、鄉、社四級幹部1470名，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以後，親自動手搞試驗田的就有1151名。在試驗田的推動影響下，全縣實現了大麵積增產，還實現了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群眾的三結合，有效地改變了幹部作風。黨和毛澤東對這個報告非常重視，195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區各方麵普遍推廣湖北省委關於各級幹部種試驗田的經驗。通知指出，種試驗田是一種徹底克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風，使幹部真正到群眾中間去領導群眾。它可以使幹部走上“又紅又專”的道路，實現政治和技術的統一。令人遺憾的是在實際工作中，特別是在“大躍進”運動中，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一切經過試驗”並沒有得到認真貫徹執行，這種方法變成了僅僅停留於口頭上的形式主義的東西。但不能因此就否定這一領導方法的科學性和重要性。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針對“大躍進”中許多運動沒有經過典型試驗一哄而起的情況，總結經驗教訓說：“一切經過試驗這一條，一定要實行。凡是沒有把握的、沒有成熟經驗的事情，都必須先經過試驗，然後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廣。”
2.抓兩頭帶中間
毛澤東認為，任何一種情況都有兩頭，先進與落後就是矛盾的兩個極端。先進和落後作為兩個極端往往占少數，而處於中間狀態的占絕大多數，即“兩頭小，中間大”。領導工作的著眼點在於推動整個全盤工作的順利進行，也就是要使占大多數的中間狀態發動起來，那麼怎樣發動呢？毛澤東提出了“抓兩頭帶中間”的方法。所謂抓兩頭即是抓兩種典型，一種是先進的典型，一種是落後的典型。抓先進的典型，就是通過正確總結先進單位和個人的經驗，加以推廣，以帶動中間和落後的單位和個人，使其向先進轉化。抓落後的典型，就是幫助落後的單位和個人總結經驗教訓，一方麵使它們向先進狀態轉化，另一方麵也給先進和中間狀態的人們提供教訓，避免先進和中間者向落後轉化。這樣通過抓兩頭實際上帶動了全局，達到了抓兩頭帶中間的目的。所以，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說：抓兩頭帶中間，這是一個很好的領導方法。抓住兩頭就把中間帶動起來了，這是一個辯證的方法，抓兩頭，抓先進和落後，就是抓住兩個對立麵。
3.多謀善斷
這是毛澤東針對“大躍進”以來出現的許多少謀武斷、無謀亂斷的情況而發的。1959年4月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他將其作為《工作方法十六條》的第一條提了出來，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這個多謀善斷的重視。他開宗明義指出：“多謀善斷”這句話的重點在謀字上，因為謀是斷的基礎和前提，隻有多謀才能善斷。毛澤東對怎樣才能做到多謀作了說明：第一，要多聽各方麵的意見，特別是反麵意見。他說，我們了解情況要多聽各方麵的意見，多看各種材料，各種方案。有些同誌不大願意聽不同的意見，隻願聽相同的意見，與相同意見謀得多，與相反意見謀得少。聽不同的意見才有好處。不一定相同的意見才正確，不同的意見就不正確。不同的意見也可能是正確的。要聽聽各方麵的意見，特別是反麵的意見，不同的意見，將各方麵的意見集中起來分析研究，才能多謀善斷，訂的計劃才能正確。第二，要與多方麵商量，特別是與你身邊的幹部、工人、農民商量。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就是少謀武斷，根本不同人家商量，這是武斷。有些同誌在訂經濟計劃時不同別人交談，不去多謀。為什麼不跟秘書謀一下，不跟工廠廠長謀一下？可以謀你左右的幹部，也可以謀工人、農民。第三，要通過各種渠道謀。他說，多謀的方法很多，如開調查會、座談會等等。謀的目的是為了斷，多謀的目的是為了善斷，為了善於下決心。但多謀並不等於善斷，多謀寡斷，有謀無斷，亦不能成就大事。三國時曹操有個謀臣叫郭嘉，他批評袁紹說：正是因為袁“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沒有決心，不果斷，結果才在官渡之戰打了敗仗。所以，毛澤東建議大家讀一讀陳壽的《三國誌·郭嘉傳》，學習郭嘉的多謀善斷。對於在多謀的基礎上如何才能善斷，毛澤東主要闡明了兩點：一是對多方麵謀得的意見進行“多思”，從而作出正確的判斷。二是要抓住時機，當機立斷。對於這兩點，他分析說：隻有觀察形勢正確，才能當機立斷。把握形勢的變化，來改變我們的計劃。優柔寡斷是不對的，斷的時候要下決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就是說，隻有正確把握了形勢，才能斷，否則就會斷得不當，當正確把握了形勢時，必須當機立斷，否則就會失去時機，這才叫“善斷”。
4.留有餘地
針對1958年“大躍進”中由於高指標造成工作中被動的情況，毛澤東提出了“一切工作都要留有餘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留有餘地，就是人們在訂計劃、辦事情的時候，不要滿打滿算，要留有活動的餘地和機動力量。毛澤東指出，留有餘地既是過去革命戰爭年代的寶貴經驗，又是蘇聯經濟建設的經驗。他說，過去我們打仗是要留有餘地的，集中兵力打擊敵人，還要有個預備隊，必要時把預備隊拉出去。現在搞生產就忘掉了。又說，我第一次訪問蘇聯與斯大林談話時，問他們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有什麼經驗。蘇聯同誌說，經濟建設有兩條經驗：第一是留有餘地；第二條是抓住重點。鑒於此，毛澤東指出，計劃工作要留有餘地，長短期計劃都應如此。並且強調說，留有餘地是政治問題，也是工作方法問題。這是因為：第一，留有餘地能發揮上下兩方麵的積極性。毛澤東說，我們在安排工作計劃的時候，要留有餘地，給下麵點積極性。不給下麵留有餘地，就是不給自己留有餘地。這裏的意思是說，如果上級的計劃訂得太滿，下級覺著努力也完不成，就會喪失積極性，同時，群眾認為計劃難以實現，也會泄氣，這就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第二，留有餘地才能保住重點。毛澤東說，有重點才有政策。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我們要按政策辦事情。打仗要有重點，有個主次方麵，建設也要有重點。隻有留有餘地，才能保證重點項目的實現。
5.波浪式前進
針對“大躍進”中一些人頭腦發熱犯有直線性的錯誤，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建設中要懂得波浪式前進。“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不能天天搞高潮。我們的經濟建設，按實際情況，可以高些，可以低些。這是波浪式前進。據此，毛澤東將波浪式前進作為工作方法提了出來。他說，波浪式前進也是個工作方法。凡是運動就有波，在自然科學中有聲波、電波。凡是運動都是波浪式前進，這就是事物發展的規律，是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我們的工作，訂計劃，也要照顧到這一點。波浪式前進是客觀法則，客觀規律，不能老是翻一番。
毛澤東所闡發的這些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實際工作中的運用，它體現了世界觀與方法論的一致性，顯現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本質特征。雖然這些方法，由於受“左”的影響，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應用中都存在一些難以完全避免的缺陷。但是，毛澤東改造哲學體係，倡導哲學的應用這個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事實上，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證明，有沒有哲學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形成的正確的中介性觀念模式，是哲學能否正確發揮指導現實的作用的關鍵性環節。我們應當充分重視並研究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沿著這一思路去改造哲學體係，以充分發揮哲學指導現實的功能。
（三）重視哲學的普及與解放，倡導把哲學變為群眾手裏尖銳的思想武器
毛澤東倡導搞實際的哲學，其最終目的就是要使哲學更加接近現實，更好地發揮哲學理論對現實的指導作用。而哲學理論對現實的指導作用的發揮是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隻有讓廣大人民群眾掌握和應用這個理論，才能使其對現實發生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因此，倡導哲學的普及與解放就成為“要搞實際的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毛澤東倡導哲學的普及與解放，從這個角度考慮哲學體係的改革，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特點。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的內在要求。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顯著特點就是它的實踐性，它不僅要認識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它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思想武器。馬克思說：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列寧也指出：馬克思的哲學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給了工人階級。”毛澤東繼承並發展了馬克思列寧的這些思想，曆來強調哲學的認識功能。這就是說，發揮指導現實的作用，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和內在要求，也是其形成和發展的內在源泉。但是，如何才能發揮其作用呢？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毛澤東也說過：“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係，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要發揮其作用，就首先必須為群眾所需要和掌握，就必須依賴於哲學的普及與解放。
哲學的普及與解放，不僅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在本質和顯著特點，而且也適應了人民群眾的客觀需要。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使社會發展的主題，由階級鬥爭轉向對自然界開戰，這就要求人們轉換思維模式，以利於對大自然進行革命，這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人民成了社會的主人，社會結構發生了質的改變，向自然界開戰與過去的戰爭又不同，在新情況下，必須完善工作方法和改進領導方法，這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確定了新的社會製度，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但社會矛盾更為複雜，為更好地處理這些矛盾，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要解放思想，破舊立新，更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切成了哲學普及與解放的社會契機。
正是在理論與現實的雙重要求下，毛澤東反複闡述關於哲學普及與解放的觀點。1955年3月，他指出：“我們要在黨內外五百萬知識分子和各級幹部中，宣傳並使他們獲得辯證唯物論”。1963年，他更明確地提出：“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裏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裏的尖銳武器”。
為了實現哲學的普及和解放，毛澤東提出了兩個方麵的要求：一是要求廣大幹部群眾克服對哲學的神秘觀點，強調隻要下工夫，哲學是可以學到的。1963年5月11日，他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總之，你們不要把哲學看難了，看得神秘了。比如軍隊打仗，看得那樣神秘，我是不信的，逼上梁山，蔣介石教育，都會打仗了。在我們的元帥和將軍裏邊，住過軍事學校的，隻有少數人，許多人都是當兵出身。還說，不要把哲學看得那麼神聖不可侵犯，看得那麼黑暗，把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哲學看得那麼難。哲學是可以學到的。雷鋒日記，我看過一部分，這個人懂得點哲學。他還舉例指出，大學學五年，能出哲學家，我就不信，哲學家許多沒有進過大學。例如王充、範縝、傅毅、柳宗元、張載、李贄、戴東原、王船山，哪個是去搞哲學的？黑格爾是搞哲學的，但是他學問寬。康德是個天文學家，他的天體論至今仍有價值，馬恩列斯哪一個是哲學家？二是要求廣大哲學工作者在講哲學寫哲學的方法上下功夫，使其易於為廣大幹部群眾所掌握。1963年5月11日在杭州會議上，他講道：要在日常工作中講哲學。中央、中央局、省三級開會時都要講。講哲學不能超過一個小時，最好在半小時以內。超過一個小時就講糊塗了。1964年12月20日，在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會議上，他又講：曆來講認識論，不聯係具體工作，離開具體工作講認識論，那講哲學幹什麼？有什麼用處。1965年1月14日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中寫道：“羅列一大堆表麵現象，拚湊一大堆枯燥無味的條文，使人得不到要領，是煩瑣哲學。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希望搞哲學的深入實際，把哲學體係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不要寫得那麼多。還說，寫哲學能不能改變個方式？要寫通俗的文章，要用勞動人民的語言來寫。
毛澤東關於哲學普及與解放這些論述，有力地推動了我國1958年春興起的群眾性學哲學用哲學運動的發展，對於提高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認識，增強人們在經濟建設中的自覺性，減少盲目性，對於推動生產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個事實有力地證明了毛澤東倡導搞實際的哲學，倡導哲學普及與解放的正確性。誠然，人民群眾學哲學用哲學的活動，也有過偏差，出現過將哲學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但問題不在於這個活動本身，更不在於毛澤東關於哲學普及與解放的思想，關鍵在於“左”的思想的影響，以及缺乏正確的組織和引導等重要因素。哲學工作者，應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認真研究哲學普及與解放的理論與實踐活動，真正領會毛澤東要搞實際的哲學的科學含義，以推動哲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明確指出改造哲學體係，還與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反修防修的提出有關。因為毛澤東向來善於從哲學的高度提出問題，在他看來，蘇聯之所以會出現修正主義，不能不與思想方法和哲學思想有關，因此，要徹底地進行反修防修，就必須改變斯大林時代延續下來的哲學體係。正因為如此，他關於改造哲學體係的思想中就不能不留下一些“左”的時代印記，但就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提出本身來說，隨著時代的發展，改造哲學體係越顯得非常必要，應當引起哲學工作者的高度重視。
二、哲學就是認識論
“哲學就是認識論”，這是毛澤東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而提出的關於改造哲學體係的一個新的思路，是他關於“要搞實際的哲學”思想的具體化，反映了他對哲學的對象、性質和任務的新認識。雖然毛澤東對這一問題沒有多少理論闡發，但結合當時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探尋他提出這一問題的基本思路，對於我們今天哲學體係的進一步改革，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哲學就是認識論的提出及其基本意蘊
“哲學就是認識論”，是毛澤東在1964年8月24日關於阪田文章的談話中提出來的，他說：“什麼叫哲學？哲學就是認識論。別的沒有”。毛澤東的這一論斷涉及到哲學的對象、性質和任務等重大理論問題，但遺憾的是，他隻是提出了問題，對這個命題的含義以及它所包含的重要意蘊，沒有作出解釋和說明。因此，學術界長期以來對此爭論不休，意見難以統一。有人撰文讚成這種觀點，說這對於突破我國長期以來沿襲蘇聯的把哲學分為“四大塊”的體係具有重要意義。也有人持反對意見，認為這種觀點會縮小哲學的對象，不僅取消了本體論，而且與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界限也劃不清楚。
那麼，究竟應當如何理解和評價毛澤東關於改革哲學體係的這一理論構想呢？列寧曾經說過：為了解決社會科學問題，“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曆史聯係，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曆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對於哲學問題，同樣需要采取這種科學的方法，進行曆史的考察，從曆史與邏輯的統一中，探討其科學的含義。按照這種方法，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進行分析和研究。
其一，從毛澤東哲學思想發展的脈絡來看，這一命題的提出，是他一貫思想的邏輯延伸和繼續發展。
哲學就是認識論，雖然隻此一句，別無解釋，但絕不是即興而言，而是長期思考的結果，反映了他對哲學自身的深層認識。
早在1937年，毛澤東給延安抗大寫的哲學講義《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就指出：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同時又是無產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動的方法；它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體。又說，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產，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並沒有什麼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
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要尊重唯物辯證法，首先要遵從唯物論。為什麼要遵從唯物論？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這三個東西是一個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