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11日，在杭州會議上毛澤東又說，唯物論，唯心論，世界觀，辯證法，都是講的認識論。你看嘛，物質變為精神，精神又變為物質，又如此反複。
由此看來，毛澤東1964年提出哲學就是認識論，是他長期思考而得出的結論。
其二，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來看，這一命題的提出，是毛澤東對列寧有關思想的繼承和發揮。
在黑格爾以前，哲學往往被分為本體論、認識論、邏輯學三個相互割裂的部門。黑格爾批判了舊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觀點，特別是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論和先驗邏輯，在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相一致的思想。黑格爾提出，人的認識、邏輯思維是有對象、有內容的，都是受辯證法的規律所支配的。列寧對此評價很高，認為黑格爾特別天才地指明了邏輯和認識論的一致。然而，黑格爾的這些思想是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闡發的，因而，他不可能科學地說明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三者一致的問題。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唯物主義的科學前提下，對這個問題作了新的闡發。他在談到馬克思的《資本論》時指出：“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當前的問題。在‘資本論’中，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不必要用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於同一門科學。”列寧還直截了當地概括說：“辯證法，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同樣也根據黑格爾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現時所謂的認識論。”
毛澤東對列寧的上述思想是讚同的。他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就是依據列寧的論述談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的一致性的。他說，在哲學對象問題中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辯證法、論理學、認識論的一致性的問題。列寧著重指出辯證法、論理學及認識論的同一性，說這是“極其主要的問題”，說“三個名詞是多餘的，它們是同一個東西”，根本反對那些馬克思主義修正派把三者當作完全個別獨立的學說去處理的那種幹法。根據列寧的論述，他解釋說：唯物辯證法研究吾人對外界認識的發生及發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轉移，研究自然及社會的發展法則在人類頭腦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這就是唯物辯證法與認識論的一致。唯物辯證法研究客觀世界最一般的發展法則，研究客觀世界最發展的姿態在思維中的反映形態，這就是唯物辯證法研究現實事物的各過程及各現象的發生、發展、消滅及相互轉化的法則；同時又研究反映客觀世界發展法則的人類思維形態，這就是唯物辯證法與論理學的一致。不難看出，毛澤東與列寧一樣，雖然說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是一個東西，但強調的重點是辯證法。他明確說，辯證法是唯一科學的認識論，也是唯一科學的論理學。
毛澤東1966年提出的“哲學就是認識論”的論斷，從基本思路上來看，與列寧是一致的，所以是對列寧的繼承，但這時他強調的重點，不是辯證法，而是將其擴展為整個哲學，所以又是對列寧的發展。
其三，從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上看，這一命題的提出，也是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進行思考所得出的結論。
毛澤東認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也就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的過程，這個矛盾必須在實踐中逐步解決。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給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的損失，毛澤東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還缺乏建設經驗，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觀認識上還有不符合客觀的情況。所以，“大躍進”的高潮過後，毛澤東就開始著重思考認識論問題。1961年他對他的衛士說，現在搞社會主義，這還是一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要想使人的認識從必然王國飛躍到自由王國，這裏有很多條件，就像你們遊泳也有個規律，也要有條件一樣。學遊泳必然要喝上幾口水，才能認識水的特點和遊泳的規律。搞社會主義也是這個道理。並說，他正考慮在他的《實踐論》的基礎上，根據社會主義時期的實際情況，再寫一篇哲學著作。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專門講了關於認識世界的問題，號召人們在今後一段時間內，要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逐步加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調查它，研究它。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可以說是他關於社會主義認識論問題的一部重要的哲學論著。1963年5月，在修改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時，毛澤東增寫了一個前言，專門講了認識論問題，指出了研究認識論問題和進行認識論教育的重要性。在這以後的兩年裏，他在不同的場合，利用不同的機會，反複談認識論問題，多次強調研究認識論對於加強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意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得出了“哲學就是認識論”的結論。
其四，從自然科學的研究與哲學發展的關係上來看，這一命題的提出又是毛澤東根據當代自然科學的新成果、新問題而得出的結論。
20世紀以來，自然科學有了突破性進展，導致了當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科技的進步和發展，給哲學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而集中的則是認識論問題。建國以後，毛澤東對自然科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讀自然科學著作。他曾研究過農業、土壤、機械、物理、化學、水文、氣象、生物等多門學科。20世紀60年代，他還多次邀請中外自然科學家座談研究自然科學問題。毛澤東談自然科學有自己的特點，他不僅僅是為了了解、學習自然科學的有關知識，更重要的是研究其中的哲學問題，從把握科學研究及科學指導現實的一般規律，從哲學的層麵上概括出具有一般意義的命題和思想。“哲學就是認識論”這一命題，就是毛澤東與周培源等著名科學家談關於阪田昌一的科學論時提出的。通過研究自然科學，毛澤東認為，研究自然科學問題主要就是為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上述四個方麵說明，毛澤東關於“哲學就是認識論”命題的提出，不僅有經典根據，也符合他自己哲學思想的邏輯演變，不僅是對建設實踐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進行思考的結晶，也是對自然科學的發展進行哲學思考的結果。由上所述，我們體會，毛澤東這一命題的深層意蘊，可以將其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哲學就是認識論，是指廣義的認識論。哲學認識論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認識論是關於人的認識的產生及發展過程的理論，它是整個哲學體係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廣義的認識論，是指把整個哲學都看作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
第二，哲學就是認識論，強調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致，突出哲學的認識論功能，把唯物論、辯證法、曆史唯物論都作為方法，作為認識論來掌握，意在使哲學成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偉大認識工具。這裏值得強調指出的是，哲學就是認識論，在強調唯物論、辯證法、曆史唯物論的一致性時，並不否定它們之間的區別，是以承認這種區別為前提的，否則這些都成了同一個東西，無差別也就無所謂一致了。這裏講的一致，是把整個哲學都看成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是以承認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及其辯證發展為前提的，是從哲學來源於實踐又指導實踐，在社會實踐這個基礎上談這個問題的。
第三，哲學就是認識論，作為哲學體係改革的基本思路，從哲學功能的角度出發，意在強調建立一種新的哲學結構。這種結構承認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曆史唯物論的正確性，但在體係上要突破這種板塊結構模式，將其融為一體，圍繞著如何才能有機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使人類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這個主題而展開。這個哲學體係的特點是突出哲學理論的實踐性，哲學的基本問題也將是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基本問題，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的基本問題。
正是基於對哲學對象、性質和作用的上述認識，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越來越強調加強認識論研究和認識論宣傳。他主要做了兩個方麵的工作：一方麵，他著重研究了既是哲學基本問題又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基本問題的物質和精神的關係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問題，圍繞這些問題，對認識論作出了一些新的重大發展；另一方麵，在加強認識論研究的同時，著重強調要加強認識論的宣傳，以便發揮哲學對現實的指導作用。下麵我們分別探討這兩個方麵的問題。
（二）對哲學認識論的新發展
對於哲學就是認識論這一命題本身，毛澤東沒有作詳細而係統的論述，但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依據社會主義實踐中提出的許多新問題，對哲學認識論進行了新的具有創造性的研究，初步闡述了許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探討這些思想和問題對於理解毛澤東關於哲學體係改革的思想，對於今天的哲學體係改革，無疑有重要價值。
1.關於認識的主體
在從認識論的高度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的過程中，毛澤東特別注意從主體的角度進行反思。經過對主體問題的多方麵研究，他提出了許多關於認識主體的新思想。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
首先，認識主體與曆史主體的一致。曆史主體是曆史活動的承擔者。毛澤東認為，從本質的意義上講，這個承擔者是人民群眾。因為，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發展的動力，才是曆史的創造者。認識主體又是認識活動的承擔者。按照毛澤東的主張，人隻能在認識世界中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認識世界，因而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是統一的，認識主體和實踐主體是統一的。認識隻能來自實踐，又必須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那麼，正確的認識來自什麼樣的實踐呢？1963年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一文中明確指出：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三項實踐中來。這就是說，社會實踐的主體和認識的主體隻能是人民群眾。可見，曆史活動和認識活動的承擔者都是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既是曆史的主體，又是認識的主體。
曆史主體與認識主體的統一，在理論形態上表現為唯物史觀與認識論的有機結合。毛澤東這一時期的許多講話、批件、信件都體現了這一特色。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指出，任何英雄豪傑的認識隻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隻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或者自己的科學實驗，認識的正確與否，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檢驗。1964年他在給劉少奇的信中又說：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簡單地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變為主觀真理，然後再回到實踐中去，……向群眾的實踐請教”。在這裏，毛澤東通過對工作方法的論述，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曆史唯物論的群眾觀有機地結合起來，將群眾路線的貫徹和認識真理的活動視為一個過程，把深入群眾與深入實踐看作同等的重要。這是毛澤東曆史主體與認識主體相一致的思想的充分表現。它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實踐論》中認識論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其次，個體主體與集體主體在認識中的關係。關於認識主體區分的思想，雖然早已蘊含在毛澤東的哲學認識論理論中，但開始並未得到具體明確的論述。到了20世紀60年代，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和吸取自然科學新成果的基礎上，這一問題才得到闡發。毛澤東認為，不僅有個人認識主體，而且還有集體認識主體。階級就是個集體認識主體。最初工人階級是一個自在的階級，那時它對資本主義沒有認識，以後由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這時它對資本主義就有了認識。這說明，毛澤東不僅承認階級作為集體認識主體而存在，而且還認為集體認識主體與個體認識主體一樣，其認識也有個不斷的發展過程。
毛澤東還認為，黨就是一個集體認識主體。那麼，作為集體認識主體的黨怎樣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呢？他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結合起來進行了說明，從而展示出自己對黨這個集體認識主體與個體認識主體在認識過程中關係的看法。他指出，認識總是從實踐中來，但一般說來，個人的實踐和認識是比較狹隘的、片麵的，所以要獲得對事物的正確認識，必須注意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因為，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麵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麵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因此，民主集中製是使黨的領導機關這個集體認識主體獲得正確認識的重要保證和條件。
毛澤東在重視集體認識主體的作用，強調民主集中製的認識論意義的同時，並沒有忽視個體認識主體的認識功能。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他說：“曆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並舉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大量的事例予以證明。這表明，毛澤東在集體認識主體與個體認識主體的關係上，既重視集體認識主體的認識成果，也不忽視個體認識主體的積極探索，同時，將民主集中製的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與個人的思想探索區別了開來。因而，具有重大的意義。
再次，認識主體和工具的關係。在人與工具的關係問題上，毛澤東向來注重人的作用。“大躍進”的曲折以及工具在科學發展中的巨大作用，使毛澤東對工具的認識有所改變，並將工具與認識主體聯係起來進行了考察。1964年在關於阪田文章的談話中，他肯定了“認識工具”的概念，並指出，認識工具當中要包括钁頭、機器等。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長。钁頭是人手的延長，望遠鏡是人眼的延長，身體五官都可以延長。還指出，我們用工具改造世界，認識就會深入，有了大望遠鏡，我們看到的星星就更多，有了人造衛星，我們對宏觀領域的研究也就更有條件了。毛澤東把認識工具與認識主體聯係起來，並肯定了認識工具在認識中的巨大作用，在理論上，這是對認識主體概念的發展，在實踐上，使我們對於提高認識能力的思路、眼界變得更加寬闊。
2.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
1963年5月，毛澤東寫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文中將認識論中的一些基本理論與哲學基本問題密切結合起來進行探討，從而提出了“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的論斷，從總體上對哲學認識論進行了新的概括。
所謂物質變精神，就是指客觀物質世界通過感官反映到人的頭腦中來，從而形成關於所反映對象的觀念性的東西。物質變精神的過程是與從實踐到認識的過程相一致的。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這是整個認識過程中的第一個階段，即由客觀物質到主觀精神的階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階段。毛澤東這一思想，既強調了精神的客觀根源，堅持了認識論中的唯物主義路線，又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堅持了認識論中的辯證法，這就與認識論中的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劃清了界限。
所謂精神變物質，就是將理論變成群眾的行動，轉化為物質力量，也就是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在實踐中達到預期的結果。精神變物質的過程是與從認識到實踐的過程相一致的，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階段。毛澤東曾以大理石為例對精神變物質進行過說明。他說：大理石有許多種，有自然的大理石，有人造的大理石。人為什麼能造大理石？因為理解了大理石的化學構成，認識了大理石生成的化學過程，人就可以造石頭，精神就可以變石頭。精神變物質的過程，不僅是精神指導實踐形成物質成果的過程，而且是實踐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過程。這就既看到了精神的指導作用，又看到了物質條件和實踐對精神力量的製約作用，堅持了認識論中唯物論與辯證法的有機統一。
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是一個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命題。它所反映的是一個認識過程的兩個階段，是整個認識過程中的兩次飛躍。在這兩次飛躍中，前次飛躍是基礎，而後次飛躍意義更加偉大，但決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否則，就會陷入二元論、唯心論或機械論。因此，毛澤東向來都是將二者作為一個統一整體來論述的。
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是毛澤東對認識發展過程的新提法。它與《實踐論》中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由理性認識到實踐和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的提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但側重點也有所差異。後者著眼於認識的來源、形式和途徑，前者則強調了認識的客觀內容和根本特征。後者雖然必須通過前者才能實現，但它與哲學基本問題直接聯係了起來，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表達了認識的過程，因而，既是對認識過程的總概括，又是對物質和精神辯證關係的生動表述。
在提出並闡明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基礎上，毛澤東還著重論述了認識的反複性問題。對認識的反複性，他主要闡述了以下三個方麵：
首先，闡明了認識反複性的涵義。1959年底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寫道：認識規律要有一個過程，人們要經過成功與失敗的比較，反複實踐，反複學習，經過多次的勝利和失敗，並且進行認真的研究，才能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又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到了1963年，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一文中又強調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夠完成”。這是對認識反複性思想的經典表述。它既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總結，也是對人類認識史的科學概括。
其次，論述了反複性產生的原因。毛澤東結合社會主義實踐，從主客觀兩個方麵對認識反複性的原因作了說明。從客觀方麵看，社會主義發展規律有一個自身暴露的過程。十年社會主義建設，隻是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開始，社會主義的本質和規律還沒有充分暴露出來，這就會限製人們對它的認識，從而導致認識的反複性。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毛澤東說，規律是在事物運動中反複出現的東西，事物反複出現成為規律，才能被人認識。在《十年總結》中又說，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我們麵前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在實踐中，繼續調查它、研究它，從而找出它固有的規律。這就是說，對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水平，在一定意義上決定於社會主義規律自身的暴露程度。從主觀方麵看，人們的認識還受到階級立場、實踐經驗、思維能力等方麵的限製，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出現反複也有這方麵的原因。在《十年總結》中，毛澤東指出，現在就全黨同誌來說，他們的思想並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並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忽視調查研究，脫離群眾路線，必然產生主觀主義、片麵性，使認識出現反複。
最後，在論述反複性的基礎上，提出了錯誤難免問題。根據認識反複性的思想，從徹底的辯證法觀點出發，毛澤東分析了正確與錯誤、成功與失敗的辯證關係，論述了錯誤難免的觀點。1957年，針對有人認為承認錯誤難免就會寬恕我們工作中的錯誤的觀點，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搞革命和建設，總難免要犯一些錯誤，這是曆史經驗證明了的。……當然，我們不要因為錯誤難免就覺得犯一點也不要緊。但是，還要承認工作中不犯錯誤確實是不可能的。問題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1960年《十年總結》又重申這一觀點，認為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於重視犯錯誤，找出犯錯誤的原因。從毛澤東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隻要是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問題不在於承認犯錯誤是難免的，而在於要在承認錯誤難免的前提下，盡量少犯錯誤。提出錯誤難免並不是為了寬恕錯誤，而是要辯證地對待錯誤，使錯誤成為正確的先導。承認錯誤難免也不是承認一切錯誤都難免，而應該辯證地分析哪些錯誤可以避免，哪些錯誤難以避免，錯誤的難免和可免本身就是辯證的統一。
3.關於自由與必然
人的認識過程中的必然與自由問題，是毛澤東一直非常重視的問題。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結合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曾對此進行過探討。建國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曲折又引起了他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使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更加係統化。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係列講話、筆記和談話中。這些文獻主要是：《黨內通信》、《十年總結》、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這些文獻中，毛澤東從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角度著眼，對必然與自由的問題進行了集中的闡述和新的概括。
其一，給必然與自由的含義以科學的規定，強調了實踐在必然轉化為自由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所謂必然，就是客觀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所謂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隻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毛澤東對必然與自由理論的深化，主要在於他強調了實踐在由必然轉化為自由過程中的重要地位。自由不僅包括認識自由，還包括實踐自由，二者是辯證的統一，而且更為重要的應是實踐自由。所以，毛澤東在“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這個舊哲學命題上，加上“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從認識和實踐的結合上給自由下定義，就使自由這一概念的含義更加完整和準確。
其二，在實踐中取得成功和失敗兩方麵的經驗，是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必要條件。毛澤東指出，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經過反複的實踐，在實踐裏麵得到成績，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獲得全麵的認識，從而取得主動，獲得自由。比如，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還說：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因為“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這就是說，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都是實現必然向自由轉化的重要條件。
其三，獲得對於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是實現必然向自由飛躍的前提和保證。早在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就指出，要改造世界首先必須認識世界，因為要改造世界必須有指導行動的“圖樣”，而這些圖樣正是客觀實際的反映，需要在認識活動中獲得。到了20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建設的曲折曆程，更使毛澤東感到了獲得社會主義社會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對於建設社會主義實踐的重要性。因而在總結經驗教訓時，毛澤東著重強調了獲取正確的認識，不斷實現由必然向自由轉化過程中必須遵循的幾個重要原則或方法。一是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調查研究的方法；二是必須走群眾路線和堅持民主集中製的原則；三是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采取獨立思考的方法。隻有堅持這些原則和方法，才能真正認識中國的國情，認識社會主義這個必然王國，實現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其四，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因而，人類的認識也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這不僅表現在人們對一些具體事物的認識上，還表現在人類對於無限發展的整個世界的認識上。毛澤東說：“人類的曆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曆史。這個曆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鬥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鬥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範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類就是在自由與必然的相互作用中永無止境地向前發展的。
（三）不厭其煩地宣傳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毛澤東提出哲學就是認識論，倡導哲學認識論研究，其目的就是為了發揮哲學的認識論功能，提高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因此，在強調加強哲學認識論理論研究的同時，他反複告誡大家，要不厭其煩地進行認識論的宣傳。哲學就是認識論是他強調加強這種宣傳的內在理論根據。
倡導對幹部進行哲學教育，這是毛澤東獨具特色的領導戰略和領導方法。在民主革命時期，他親自編寫講義，為幹部講哲學。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仍然十分重視哲學教育。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說：關於辯證法，需要作廣泛的宣傳。我說辯證法應該從哲學家的圈子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我建議，要在各國黨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上談這個問題，要在黨的各級地方委員會上談這個問題。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再次倡導學哲學，尤其提出要加強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學習和宣傳。這次倡導學習和宣傳認識論，從理論上講，是哲學就是認識論這一思想的必然要求，從實踐上看則是有著特殊曆史背景的。
從1958年開始，革命和建設事業在曲折中前進，特別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挫折和失誤，對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影響是深刻的。他在帶領全黨幹部努力糾正經濟工作各方麵失誤的過程中，在諸如《十年總結》、《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文獻中，從哲學認識論的高度，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作了較為深刻的理論反思和總結。總起來看，他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挫折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最根本的是認識路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問題。他曾分析說：“這些缺點和錯誤之所以發生，根本上是由於許多領導人員放鬆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進行得很有效的調查研究工作，滿足於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的彙報，下去的時候，也是走馬看花，不求甚解，並且在一段時間內，根據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或者片麵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斷和決定。”為了吸取經驗教訓，毛澤東一方麵要求廣大幹部搞調查研究，實事求是，改進工作方法；另一方麵又注重從哲學認識論上引導幹部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增強改正失誤的自覺性，以此為契機提高領導幹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1963年5月，他針對農村社教問題說道：沒有進行調查研究，比如走路，像平常那樣走，什麼也看不見，彎下腰來細看，就可看到地麵上的螞蟻很多，就能看到很多東西。否則，不僅新鮮的萌芽的東西看不見，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現象也看不見。例如，階級鬥爭和幹部不參加勞動，是大量存在的現象，有些人看不見。當然這些事情也是要逐步認識的，要從現象到本質。比如幹部不參加勞動，勢必產生修正主義，有許多同誌就看不清。為了造成調查研究的風氣，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要在日常工作中講哲學，對幹部進行馬列主義認識論的教育。
1963年5月20日，毛澤東在為《前十條》寫的前言中，專講認識論問題，並明確指出：“對我們的同誌，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於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鬥，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1964年9月25日，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寫了一大段批語：“我們的幹部中，自以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因此，不厭其煩地宣傳這種認識論，是非常必要的。簡單地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變為主觀真理，然後再回到實踐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則必須重新向群眾的實踐請教。這樣就可以解決框框問題，即教條主義問題了，就可以不迷信了。如果不是這樣做，則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10月18日，毛澤東又在這個批語上加寫了一段話：“所謂認識客觀真理，即是人在實踐中，反映客觀外界的現象和本質，經過漸變和突變，成為尚未經過考驗的主觀真理。要證實這一過程中所得到的主觀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觀真理（即規律性），還得回到實踐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