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形成的社會曆史基礎和理論來源
研究人類自身活動的曆史，對於從事現實實踐的人來說，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對於人類曆史的反思，馬克思曾說過：“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這種“從後思索”的思維方法論，就其本質意義來講，是要求人們從事物發展的定型形態、成熟形態去追溯那些胚胎形態或不成熟形態，目的在於從追溯的過程中把握事物的來龍去脈，了解所產生結果的諸方麵原因，通曉事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內在聯係；就其現實功能而言，就在於要求人們要從現實的實踐出發，去重新審視和評估曆史，從而獲取關於曆史與現實相統一的，對於人們改造現實世界的實踐具有啟發和指導意義的深刻認識。因而，對於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考察，僅限於曆史性的描述和結構性的分析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在此基礎上深入下去，揭示其形成和發展的原因，弄清其形成的社會曆史基礎和理論來源，把握其形成的內在機製。隻有做到這一切，才具有現實意義。
綜合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曆史研究的科學方法，深入考察毛澤東晚年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活動及其與此有關的諸因素，對於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形成原因，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進行分析。
（一）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形成，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所麵臨的種種矛盾綜合發展的結果
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對於農業合作化的速度，當時黨內外都有人持不同意見。從1956年6月下旬起，圍繞著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速度問題，毛澤東曾與主張穩步發展、反對貪多求快的同誌發生過激烈爭論。他在七屆六中全會上把這場爭論概括為大發展與小發展之爭。由於合作化速度過快，嚴重違背了自願互利的原則，侵害了部分農民的正當利益，1956年秋季以後，不少地方曾發生農民“鬧社”、“退社”風潮，這時在幹部中也有相當多的人對高級社的優越性發生懷疑。毛澤東認為這些都是富裕農民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接受社會主義的表現，而貧農和非富裕農民是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的。他多次指責堅持穩步前進的同誌是受到了占20%～30%的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影響，而對占60%～70%的貧農和下中農的積極性熟視無睹。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毛澤東從中獲得了這樣的認識：窮則革命，富的革命則難。因此，隻要趁廣大農民尚未上升為富農時，迅速實現合作化，將他們引入合作社，就可以將其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消滅於未發之中。1956年初，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他就說過，一窮二白，“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他的思路是，等到實現了合作化，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環境下，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快速發展生產力。從很大程度上說，農業合作化就是在這種“趁窮過渡”的思想支配下迅速超前完成的。但是，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一窮二白的落後麵貌並沒有獲得根本改變。農業上普遍存在勞動力使用不足，農民每年幾乎有三分之二的時間無活幹的現象，而且，合作社小而分散，既難於統一管理，又不利於大規模的機械操作，更不利於水利化的發展，另外，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還需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和國防實力做後盾。這一切都促使毛澤東要趕快構想出一種新的社會發展模式，以促進落後生產力的大發展。
不僅如此，1956年在國際上也是一個多事之秋，這不能不嚴重影響到我國的生存和發展。這一年，由於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掀起了一股非斯大林化的浪潮，一向將斯大林奉若神明的許多黨都開始批判斯大林。黨和毛澤東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用清醒的頭腦觀察國際形勢的發展和對待斯大林問題，對斯大林的功過是非作出一分為二的客觀評價。毛澤東認為，斯大林後的蘇聯領導人丟掉了斯大林這把刀子，而中國沒有丟，中國共產黨將繼續高舉列寧和斯大林的旗幟，並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繼續發展肩負著曆史重任。從此開始，中蘇兩黨的關係開始惡化，兩國之間的關係也因此受到影響。加上當時台灣海峽局勢緊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我國不僅麵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威脅，而且又受到了日益增大的來自蘇聯方麵的壓力。這種國際環境也迫使毛澤東急於尋找一個新的建設模式。
正是這種國內國際形勢的複雜的社會矛盾的發展，加強了毛澤東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緊迫感，激發了他的民族自信心和獨立思考精神，呼喚出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責任感，這一切堅定了他迅速探索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新模式的決心和信心。“大躍進”運動的興起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出現，正是他探索的重要步驟和采取的初步行動。
實踐是理論的基礎，理論是對實踐經驗的凝聚和升華。因此，不成熟的理論歸根結底是由不成熟的實踐所決定的。在歐洲近代史上，空想社會主義者們設計的一個個不切實際的各種美好的社會藍圖，歸根結底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不成熟的階段鬥爭相聯係的。因為在沒有成熟的社會實踐的情況下，他們隻能憑著單個人思維著的理性來取代尚未成熟的社會條件，去構造或發明所謂改造社會的方案。從上麵的敘述不難看出，以人民公社化運動為實踐基礎和起點而形成的毛澤東晚年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也不是成熟的社會條件和成熟的社會實踐的產物，更不是基於豐富的實踐基礎，經過科學分析和論證的結果，而是在國內國際形勢的發展及社會矛盾綜合作用的條件下，毛澤東出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緊迫感及其作為一個革命政治家的良好願望而構築的理想社會模式。總而言之，毛澤東晚年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是毛澤東在國內國際環境及諸種社會矛盾的綜合作用下，在不成熟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出於變落後的農業國為先進的工業國的迫切需要，希求依靠群眾的熱情和生產關係的不斷革命，以解決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曆史任務而設計出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型。因此，這個模式的空想性的曆史根源之一就是社會條件和社會實踐的不成熟性。
（二）晚年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傳統文化背景
毛澤東出身於農民，青年時代深受農民小生產思想的影響和以農民生產方式為基礎而形成的傳統文化的熏陶，隨著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他雖從總體上超越了以農民為特征的自我，超越了幾千年綿延流傳的傳統文化，但在對社會主義、對現代政治等問題的理解和認識上，不可能不受傳統文化及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落後生產力狀況的限製。正因為如此，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小生產者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印記，他對平等、公正的理解就難免帶有小生產平均主義的色彩。完全有根據地說，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空想性質正是曆史的和現實的農民小生產者思想的反映。
建立在農民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具有久遠的曆史。中國古代就產生過以“天下為公”為理想社會根本特征的“大同”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曆來是農民革命的旗幟。近代康有為總結了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並將其與西方近代空想社會主義以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糅合起來，撰寫了一部反映近代中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大同書》，在這部著作中，他反複論證“公農”、“公工”、“公商”等主張。早在毛澤東求學期間就曾崇拜過康梁，對康有為的“大同”思想頗為欣賞。政治上對康梁的崇拜雖然轉瞬即過，但康有為所描繪的“大同”世界卻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即使是在被譽為毛澤東建國綱領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他還三次使用“大同”來比喻我們所要建立的理想社會。當然，我們並不是說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所描繪的未來社會就是康有為的“大同”世界，他在這裏隻是想用中國的民族性的語言來形象地說明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在近代中國曆史上，當先進的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時，確實有些思想家是用傳統的平均主義思想去理解和塑造自己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比如：章炳麟就曾說過：“均田一事，合於社會主義。”孫中山也反複說過：“我們國民黨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很顯然，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其等同於農民的絕對平均主義了。在這一點上，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毛澤東在整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都是非常注意的，他曾對絕對平均主義作過尖銳的批判，並將這種思想稱為“農業社會主義思想”。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講道：“我們讚助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為了便於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迅速地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製度，並非提倡絕對的平均主義。誰要是提倡絕對的平均主義，那就是錯誤的。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20幾天後，他在薄一波的一份報告中講到晉冀魯豫邊區的一些人認為“不鬥工商業，就不能肅清封建、滿足群眾的要求”的話旁邊，加了一條注：“這種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1948年7月27日《新華社信箱》解釋說：“抱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企圖用小農經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全世界，以為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例如帝俄時代的民粹派和中國的太平天國的人們，大都是抱有這一類思想的”。
然而，脫胎於農民，又處於小農經濟汪洋大海包圍之中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農民平均主義思想的一些影響。正因為這樣，20世紀50年代以後特別是當社會主義建設大規模開始以後，毛澤東以為他所追求的“大同”世界就要實現了，不再批判絕對“大同”和絕對平均主義，並表現出對大同世界和絕對平均主義的熱切向往。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到徐水視察，5日，全縣就召開大會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6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一位副部長帶著中央搞共產主義試點的意圖到了徐水，傳達劉少奇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這個副部長除號召大家學習《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外，還把帶去的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了一些人。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說過：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並用張道陵創立的五鬥米道，來說明搞公共食堂的合理性。他說，張道陵的每人出五鬥米的教，出五鬥米就有飯吃，傳到江蘇的張天師就變壞了。吃糧食是有規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鬥，放開量叫他吃。薛仁貴一天吃一鬥米，總是少數，我們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他又用張魯的原始共產主義來說明人民公社的做法由來已久。他講道：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張魯，曹操把他殺了。他也搞過吃飯不要錢，凡是過路的人在飯鋪裏吃飯、吃肉都不要錢，盡肚子吃，這不是吃飯不要錢嗎？他不是在整個社會上都搞，而是在飯鋪裏頭搞。他搞了30年，人們都高興那個製度，那是有種社會主義作風的。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由來已久了。1958年12月武昌會議期間，毛澤東重讀《三國誌·張魯傳》，並寫了兩個批語。12月7日的批語寫道：“這裏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也好。那時隻好用神道。道路上飯鋪裏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1600年的時間了。貧農、下中農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的，都是一窮二白。不同的是生產力於今進步許多了。解放以後，人民掌握了自己這塊天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但一窮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也許毛澤東感到這一批語有些不妥，所以，當即塗掉了。12月10日，他又重新寫了一個批語，其基本傾向與前一個相同。對五鬥米道的吃飯不要錢、修治道路、犯法者三原而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等做法大為讚揚。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反複講這一點，當然不是要人們退回到張魯時代原始的、粗陋的共產主義那裏去。但這個曆史事實確實說明了，毛澤東晚年的社會主義模式，無論在目標上還是在途徑上，確實受到了大同社會理想的影響。
（三）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形成還與他早年對理想社會藍圖的設計有關
前麵已經提到，早年毛澤東由於受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曾設計過一種以建立“新村”為核心的理想社會藍圖。雖然嚴酷的階級鬥爭事實促使毛澤東很快就放棄了這一設想，並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但早年的這一活動對毛澤東的影響還是存在的。如果我們比較一下這個藍圖與晚年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化運動及後來的《五·七指示》中對未來社會的理想設計，確實會看到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早年的理想社會藍圖中，毛澤東提出了一條新學校、新家庭、新社會三位一體的新思路：“創造新學校，施行新教育，必與創造新家庭新社會相聯。……新學校中學生之各個，為創造新家庭之各員。新學校之學生漸多，新家庭之創造亦漸多。合若幹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在這裏，工、農、商、學各業齊全。不難看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對理想社會的向往，《五·七指示》中對“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規劃，都與此有著相似之處。青年時代的美好願望，在幾十年以後又通過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出來。從這個角度講，他早年對理想社會的設計確實作為一種因素影響到了他晚年對理想社會的規劃。當然，我們這樣提出問題，並不是想表明青年毛澤東的理想是簡單明了地直接延伸到他以後的革命實踐和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去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就不會成其為作為偉大領袖的“毛澤東”了。事實上，正是因為他拋棄了早年的空想，才成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者，才成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因此，從本質上講，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對未來社會的理想，與青年毛澤東對未來社會理想的“新村”模式是有根本差別的。但同樣可以有根據地說，早年毛澤東所具有的對平等互助、道德高尚、人性自由的新生活、新社會的向往，恰恰成為毛澤東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在社會政治理想上由空想社會主義向科學社會主義轉變的一個重要的主觀心理因素，同時他早年的社會理想也成為他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文化心理契機。當然，毛澤東實現社會理想由空想到科學的轉變，以及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要的是由社會實踐所決定的，但他所從事的社會實踐又是與他的主觀心理因素不可分割的。這種主觀心理因素的內在連續性，是使他晚年對理想社會的設計受早年他關於理想社會藍圖影響的重要文化心理機製。
（四）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形成還與戰爭年代形成的軍事共產主義經驗有關
晚年毛澤東在設計社會主義模式時，其重要根據之一，就是戰爭年代的軍事共產主義經驗。這個模式的空想性與他將戰爭年代的成功經驗絕對化有很大的關係，是他企圖用軍事共產主義的經驗和方法來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思想的必然結果。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在聽取彙報時插話說，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些，我就不信。在同年8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他多次用戰爭年代的經驗來證明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些行為的合理性，並批評與戰爭年代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相去甚遠的種種做法。在8月21日上午，他講道：要考慮取消薪水製，恢複供給製的問題。過去搞軍隊，沒有薪水，沒有星期天，沒有八小時工作製，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軍民打成一片，成千上萬的人調動起來，這種共產主義精神很好。人活著隻搞點飯吃，不是和狗搞點屎吃一樣嗎？不搞點幫助別人，不搞點共產主義，有什麼意思。又說：中國的黨是很特別的黨，打了幾十年的仗，都是實行共產主義的。過去我們成百萬的人，在階級鬥爭中，鍛煉成為群眾擁護的共產主義戰士，搞供給製，過共產主義生活，這是馬克思主義作風與資產階級作風的對立。我看還是農村作風、遊擊習氣好。22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麼建設社會主義不行了呢？為什麼要搞工資製？這是向資產階級讓步，是借農村作風和遊擊習氣來貶低我們，結果發展了個人主義。8月30日上午他又講道：我們有22年軍事共產主義生活，不發薪水，實行供給製，進城後說供給製是落後辦法，是遊擊主義，農村作風，不能促進積極性，不刺激進步，要搞薪水製，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製，說資產階級的等級、法權那樣神氣，其實是把供給製變成資產階級法權製，發展資本主義思想。難道二萬五千裏長征、土地革命是靠發薪水過來的嗎？抗戰時期，二三百萬人，解放戰爭時期，四五百萬人，是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沒有星期天。黨政軍在一元化領導之下，沒有什麼“花”，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擁政愛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敗了蔣介石。打美國的時候，也沒有“花”。現在有“花”，發薪要有等級，分將、校、尉，結果是脫離群眾，兵不愛官，民不愛幹。這一點和國民黨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辦公桌、椅子分等，工人農民不喜歡我們。我看要打掉這個東西，薪水製可以不要馬上廢除，因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準備。人民公社搞起來，就逼著我們逐步廢除薪水製。在這次會議上，他還用軍事共產主義實踐批評了有人提出平均主義出懶漢的說法。他說：過去22年出了多少懶漢？我沒有看見幾個懶漢。這是什麼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掛帥，階級鬥爭，打倒日本，打倒反動派，有共同目的，為多數人而辛苦。現在發明一個東西，要給100塊錢，倒是會出懶漢，爭吵，不積極。我不相信實行供給製，人就懶了，積極性就低了，因為幾十年的經驗，證明不是這樣。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搬用戰爭年代經驗的傾向非常明顯。比如，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政治掛帥，崇尚階級鬥爭，實行供給製的分配形式，建立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推崇“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紀律化”的口號等等。不能否認，在戰爭年代我們黨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這些經驗對社會主義建設也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運用這些經驗必須注意將其與新的時代條件相結合，機械地搬用，不僅不會起到好的作用，反而會適得其反。在戰爭年代，我們實行的的確是軍事共產主義政策，這個政策對我國革命的勝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那是在極其艱苦的戰爭環境裏，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為了維持生存和階級鬥爭的需要，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它具有時代的特點。在經濟有了很大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再采用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的方法，想以此來推動社會的發展，顯然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
（五）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形成，還與將經典作家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論述教條化或誤解了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相聯係
晚年毛澤東在設計未來社會的藍圖時，是非常注意遵循經典作家的主張的。在北戴河會議決議及其後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他都明確地將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全體人民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極大提高，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三大差別的消滅，國家職能的消亡等，作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中央派往基層搞共產主義試點的人也是帶著《共產黨宣言》和《哥達綱領批判》去的。中共中央號召廣大幹部學習的一本很有名的書，叫做《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其中係統輯錄了經典作家們關於共產主義的論述和設想。這本書成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人們的工作指南。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搞社會主義建設，是無可非議的，但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必須注意與本國實際相結合，這既是社會主義各國實踐的內在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的設想是以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前提的，他們是依據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規律來推導社會主義和未來共產主義基本原則的。然而，現實中的社會主義並不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上產生的，恰恰相反，社會主義革命多在不發達的國家取得了勝利，這樣，馬克思的設想與現實中的理論需要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巨大的差異。因此，現實中社會主義建設政策的製定、模式的選擇應該以這個差異為邏輯起點和認識起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尋求正確的理論和行為選擇。
實際上，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是落後國家從中世紀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換的一條獨特的道路，它隻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目標，經過共產黨所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的艱苦努力而作出的一種主體性的選擇，它與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有著很大的不同，它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可以說，它是與資本主義道路並列，按照自身規律通向未來社會的獨特道路。這種現象的出現既是曆史的遺產，又是現實中多種因素交互作用造成的。馬克思所論述的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階段，是建立在工業文明高度發展基礎之上的，它所脫胎的資本主義“母腹”，基本上完成了對封建主義的全麵批判和清算，科學和民主精神得到了極大發揚。而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所脫胎的“母腹”，遠未完成從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變的曆史過程，它所麵臨的問題是實現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換。如果看不到現實社會主義的這一特點，認為馬克思所描述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特征就是現實社會主義應當具有的特征，那就必然會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誤解了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更會給實踐帶來危害。
晚年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設計就明顯地存在著這種失誤。換句話說，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空想性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由於他忽視了現實社會主義的這一曆史特點，教條搬用或誤解了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的結果。晚年毛澤東把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農業文明視為實現理想社會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認為“一窮二白”，更容易向共產主義過渡，所以，一再根據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描述，追求生產關係的不斷革命，認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供給製比工資製好。他晚年設計的亦工亦農、亦文亦武、自給自足、自我封閉的人民公社和“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形成的。從這個角度講，晚年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實際上是繞開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必經階段，跨越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的曆史進程，企圖快速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發展戰略。這就決定了這個模式的空想性質，按照這一模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絕不是理想中要建立的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精神文明高度發展的社會，也決不會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天堂”。按照這一模式進行實踐，隻能延緩自然經濟的解體，阻滯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曆史進程，導致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失誤。毛澤東晚年的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
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形成的社會曆史和理論淵源上的原因是多方麵、多層次的，上述五個方麵，僅是其中的主要之點。另外，這五個方麵所起作用的形式和大小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