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7年冬1958年春,上述思想又發生了變化。當時全國農村普遍出現了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的高潮。在這個高潮中出現了打破社界、鄉界,乃至縣界、省界的大協作。鑒於此,考慮到興修水利以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毛澤東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提出了將小社有計劃地並為大社的意見。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提議,還專門為此發了一個意見,指出:“我國農業正在迅速地實現農田水利化,並將在幾年內逐步實現耕作機械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果規模過小,在生產的組織和發展方麵勢必發生許多不便。為了適應農業生產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條件的地方,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有計劃地合並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這個意見雖然規定了並大社的各種條件,但意見一經發出,很快就形成了並大社的熱潮。河南省遂平縣在4月20日就成立了由27個農業社合並成的大社,這個社就是後來著名的“衛星人民公社”。
在小社並大社的過程中,為了適應“大躍進”的需要,有些社辦起了為農業服務的小工業,並取得一定的經驗。陳伯達根據湖北鄂城縣委的《旭光一社用土辦法辦小小工廠》和《旭光一社是怎樣領導和管理小小工廠的》兩篇通訊,寫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在1958年7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3期刊出。這篇文章首次公開使用了“人民公社”這個詞。文章說:“把一個合作社變成為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恰恰是在這篇文章刊出的同一天,即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慶祝黨成立37周年大會上作了一篇《在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的講演。這個講演比較具體地公布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總體設計方案。他講:“毛澤東同誌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在這樣的公社裏麵,工業、農業和交換是人們的物質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這種物質生活的人們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裝是為著保衛這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世界上人剝削人的製度還沒有徹底消滅以前,這種全民武裝是完全必要的。毛澤東同誌關於這種公社的思想,是從現實生活的經驗所得的結論。”這個演講隨即在《紅旗》1958年第4期發表,對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
1958年8月上旬,毛澤東到河北、河南、山東等地考察。他多次與當地負責同誌談到小社並大社的問題,認為大社可以包括工農兵學商。許多地方的負責同誌在彙報情況時也都強調了辦大社的優越性和迫切性。8月6日至8日,毛澤東在河南視察,在新鄉七裏營鄉時看到“七裏營人民公社”幾個字赫然掛在牆上,引起了他很大的注意。當地領導同誌彙報了他們對大社沒有用“共產主義公社”作名稱而用“人民公社”作名稱的緣由。毛澤東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麵加上個地名或者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毛澤東同時指出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8月9日,毛澤東到山東視察時,山東許多地方也正積極辦大社。對於大社的性質、名稱意見不統一。有的認為大社應轉為全民所有製,叫國營農場,有的認為仍然是集體所有製,叫集體農莊,有的則主張叫共產主義合作社。毛澤東聽了山東同誌的彙報後明確講道:“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毛澤東的這些話在報刊上發表後,全國許多地方相繼仿效。
1958年8月17日至8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原定的中心議題主要是討論經濟計劃,工業上鋼產量翻番問題。但在會議進行過程中,關於公社化的議論逐漸多起來,因而會議又討論了在全國建立人民公社的問題,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在目前形勢下,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社的規模,“一般以一鄉一社、兩千戶左右較為合適”,“並且要實行政社合一,鄉黨委就是社黨委,鄉人民委員會就是社委員會”。決議雖然明確了人民公社建成後不要忙於改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現階段我們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但又提醒人們:“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正是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這一思想,全國很快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到1958年9月底,全國已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參加人民公社的農戶占全國總農戶的98%。之後,人民公社化運動又推及到城市。
上述一切表明,到1958年八九月份,毛澤東不僅僅是把合作社及其發展形式——人民公社,看成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社會組織形式了,而更重要的是將人民公社看成了“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並認為“它將發展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人民公社也不僅僅被看成農村社會發展的組織形式,而被視為全社會普遍適用的理想組織形式了。基層單位是人民公社,而整個社會將是人民公社的放大了的形式,即一個大公社。這就是說,在人民公社這一個社會形式中,蘊含著毛澤東所追求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農村人民公社的形成和發展體現了他的社會主義理想。
應該指出的是,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弊端日益顯露,高速發展生產力和上述思想中的空想性質在實踐中遭到失敗的情況下,毛澤東又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大躍進”和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進行反思,並且提出了許多即使現在看來也是很有價值的思想。但隨著20世紀60年代初“左”傾思想在政治文化領域的日趨嚴重,在國際國內複雜形勢的影響下,到了1966年,毛澤東又沿著人民公社這一模式的思路作了新的闡發,甚至將原有的思想更推進了一步。這主要體現在毛澤東在看了解放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於1966年5月7日給林彪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中。在這封信裏,毛澤東明確表達了自己對未來美好社會的理想圖式,這後來便成了他晚年建設一個“新世界”的綱領。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審定的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9周年的社論,社論明確肯定:“毛澤東同誌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從此以後,《五·七指示》就成為中國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雖然這個模式在實踐中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完全徹底的貫徹執行,但它所反映的毛澤東晚年關於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和總體意向是明確的。
那麼,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構成及其特點是什麼呢?1958年8月3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曾指出: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綜合經營,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樣樣都有,大,了不起,人多勢重。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會主義,搞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實行工資製度,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養牲畜等。這裏毛澤東直接論述的是人民公社的特點,但其中已蘊含著他對自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構成和特點的看法。聯係毛澤東這一論述,綜合考察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以及《五·七指示》的背景和內容,不難看出,在晚年毛澤東的理想中,社會主義應當是以公有製為基礎,以高度計劃性為基本特征,以實現人人平等為核心,以高尚的思想道德來維係,並且具有塑造共產主義新人功能的新社會。這個概括可以理解為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根據這種理解,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構成大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一)關於公有製問題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在生產關係內部結構諸要素中,所有製是生產關係的基礎和核心,它決定著生產關係的其他方麵。社會製度的變革歸根到底是生產關係的變革,而生產關係的變革最根本的體現為所有製的徹底轉換。無論是依據經典作家的論述,還是參照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實現所有製由私有製向公有製的轉化,都應成為社會主義的一個最根本的觀點。因此,隨著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建立和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開始,毛澤東認為,他的使命和任務就是帶領黨和全國人民將中國的生產資料私有製轉化為生產資料公有製。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化是他所追求的社會主義宏偉目標和理想歸宿。正是出於這種思想,毛澤東倍加讚揚人民公社這一社會發展模式。因為在毛澤東看來,人民公社是著眼於所有製公有化的偉大革命,用他的話說,它是實現兩個過渡——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組織形式。當人民公社這種模式被確認以後,公有化的進程也就急劇加快了,不僅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被取消了,而且連社員的自留地、家庭副業也成為革命的對象,整個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過程,實質上是由多種形式的所有製變為單一的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並促使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的過程。比如,中央向全國推薦的河南省兩個公社章程明文規定:原屬各小社的生產資料,全部歸公社所有。社員的私有財產,一律無代價地收歸公社所有,統一經營。單幹戶加入人民公社,也必須把全部生產資料歸公社所有。各地在辦公社的過程中又遠遠超出了上述規定,甚至進一步把集體所有製變為全民所有製,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使用。有的地方還成立了以縣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在生產資料所有製問題上過高地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思想,毛澤東在1958年雖然有所覺察,並著手糾正,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又開始萌發並日漸突出。在《五·七指示》中,從文字上看雖然隻字未提徹底消滅私有製問題,但指示所設計的這個理想社會發展模式內在地蘊含著杜絕一切私有觀念的思想,模式本身具有消滅私有製的內在機製和功能。“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等舉動,就是這一功能的外在表現。
(二)關於高度計劃性問題
毛澤東所理想和嚐試的社會主義社會,其基本特征是政府高度集權、全麵幹預社會生活。在這個社會當中,由於生產資料公有製成為社會存在的基礎和根基,那麼作為生產資料主人的代表者,就理所當然的是國家和政府,因此,國家和政府也就合乎邏輯地有了全麵幹預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權力,它將通過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製基礎之上的高度集中的計劃體製,統一指揮和安排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在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中,各行各業,各個單位,都是一個大學校,每個大學校以一業為主兼營他業,自成係統,自我供給,但都將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采取行動,發揮自己的社會功能。很明顯,這種理想模式是一種對商品經濟具有強烈排拒作用的社會結構。這種模式,從經濟運行上來說勢必過分強調指令性計劃,崇尚擴大產品經濟的範圍,貶低商品交換的作用,忽視價值規律的功能。人民公社實際上成為一個自成體係的“小社會”,是整個社會的縮影,各社內部行業齊全,是多種經營的綜合性組織。公社的供銷部可以代替市場,產品由供銷社統購統銷。社員也沒有什麼私有財產,他們的一切都由公社統籌規劃和安排。“大學校”的模式是“公社”模式的極端發展,在大學校模式下,更不可能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與商品經濟有聯係的經濟調節手段被否定,利潤製度、獎金製度、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都被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批判,價值規律被當作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規律,以經濟手段管理經濟被批判為“資產階級經濟主義”,發展生產被視為“唯生產力論”。正因為這樣,導致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長期滯後。
(三)關於人人平等問題
毛澤東設計的理想社會的核心內容和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真正平等。在他看來,平等應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在經濟上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並且逐步走向全民所有化,實現生產資料占有關係上的平等;在生活資料分配方麵做到均平,消滅貧富不均的現象,做到分配上大體均平;在政治上,消滅等級製和特權階層,讓勞動人民有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為了真正實現人與人的平等,一是要消滅三大差別。毛澤東認為,五·七道路就是消滅三大差別的好途徑。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在闡發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時就指出:“按照毛澤東同誌所說的去做,就可以促進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二是取消工資製,恢複供給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淡化物質利益。1958年全民公社化運動時期,毛澤東就對供給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人民公社普遍實行供給製與工資製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但供給製卻被視為共產主義因素而倍加受到青睞。工資製被視為向資產階級讓步。在1958年秋天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一再講,過去戰爭年代的供給製是先進的,具有共產主義性質,過供給製生活是馬克思主義作風;體現按勞分配的工資製有很大弊病,在社會主義社會不是非實行不可的製度。進城以後,改供給製為工資製是一個倒退。劉少奇對供給製也頗為讚賞。他說,實行糧食供給製提高了群眾的情緒和生產積極性,這是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供給製實際上是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的一種體現,是對實為平均主義的社會平等理想化的追求。比如,當時山東省莒縣愛國公社實行了“九包”生活供給製,即包生、包住、包吃、包教、包文娛費、包婚禮、包治療、包養、包葬。當時進行“共產主義”試點的典型河北省徐水縣,甚至實行“全民供給製”,幹部職工取消薪金,社員取消按勞取酬的工分,實行“十五包”,即吃飯、穿衣、住房、鞋、襪、毛巾、肥皂、燈油、火柴、烤火費、洗澡、理發、看電影、醫療、喪葬等。不難看出,在當時十分落後的生產力水平下,這種供給製實際上是一種粗陋的平均主義。毛澤東非常讚賞“吃飯不要錢”的製度。他認為,這種吃飯不要錢的製度,不但消滅了私有製,而且也消滅了等級製、特權製、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1958年9月,毛澤東在視察舒蔡人民公社時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毛澤東的這種思想導致了他對物質利益的忽視,以致把物質利益原則當作物質刺激、個人主義加以批判。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在人民公社化運動時期,他基本上否定了物質利益原則的積極作用。1958年底開始糾“左”以後,他的認識有所改變,但“文化大革命”期間,出於對資本主義複辟的擔心,他又開始批判工資製,認為消除不平等,工資製也應該被取消。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1974年12月26日,他在同周恩來談話時又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三是他將等級製、工資製、按勞分配等看作資產階級法權來批判,試圖通過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來實現平等。他懷著對資本主義“複辟”的憂慮說:“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在晚年,毛澤東曾設想了許多辦法來限製資產階級法權。
(四)關於維係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高尚的思想道德問題
在毛澤東看來,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具有高尚的道德並以此來維係的社會。這種高尚道德的標準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或者“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建國以後,他始終是以他所理解的以無產階級世界觀為基礎的高尚的道德思想,作為維係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紐帶,認為人們的一切活動都應在無產階級思想體係的指導下進行,都可以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喚起人們的道德力量,激發人們的思想覺悟,增強人們的社會主義凝聚力量,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的發展。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之所以親自樹立並要人們努力學習許多典型人物,如雷鋒、王進喜、劉文學等,都是為了加強道德修養,發揮道德的力量,以激發人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推動社會主義進步。
(五)關於塑造共產主義新人的問題
在毛澤東看來,未來的理想社會,應當是共產主義新人的產物,又是產生著共產主義新人的學校。所以,他在設計社會主義理想模式時,將造就和塑造共產主義一代新人的內在機製賦予了模式本身,試圖通過理想的社會模式的自覺塑造,培養符合共產主義要求的新人,為向共產主義過渡準備條件。20世紀50年代末期,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既是生產組織者,又是生活的組織者,公社本身就是共產主義新人的產物,它也必將能塑造更多的共產主義新人。因為人民公社的每一個新人都將又紅又專並且具備各種各樣的職能。當時有些文章預言,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描繪的人的全麵發展的情景,在人民公社的明天很快就要變成現實,到那時每個人都是腦力勞動者,又是體力勞動者,每個人都能成為哲學家、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據此,毛澤東認為,共產主義的新人應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多麵手,即“拿起錘子就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就能種田,拿起槍杆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杆子就能寫文章。”二是要有批判和創造精神。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我國七億人民都應成為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設者和保衛者。三是要有高尚的道德,要具有反修防修的素質。毛澤東在《五·七指示》裏,要求各行各業都要批判資產階級,並在其晚年指導全國人民進行了“鬥私批修”的實踐。為塑造全麵發展的新人,毛澤東強調,全國都要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要成為共產主義的大學校。在這個學校裏,都要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文化。為了做到這一點,毛澤東非常欣賞軍事組織,因此,他提出了全國人民都要學習解放軍的口號。“文化大革命”中各種群眾組織幾乎都冠以兵團、縱隊、戰鬥隊等稱號,各級學校也都以連、排、班代替了原來的年級、班級、小組,就是這種思想留下的痕跡。從上麵的敘述和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晚年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帶有強烈的空想性質。但是這種空想既與歐洲空想社會主義不同,又與中國近代農民革命的空想有著巨大的差異。它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由於諸種因素的影響,使思想脫離了實際,沒有很好地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的有機結合而產生的複雜現象,它的最大失誤就在於脫離了中國生產力的實際狀況,超越了社會發展的曆史階段,因此,決不能將其歸結到空想社會主義體係中去,也不能由此把晚年毛澤東視為空想社會主義者。曆史上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在曆史觀上完全是唯心主義的,而晚年毛澤東在哲學世界觀和基本指導思想上具有明顯的矛盾性。他始終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晚年的錯誤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因此,他在指導社會主義建設,設計理想社會主義模式的過程中,雖然在某些問題上受主客觀條件的限製,表現出一定的曆史唯心主義傾向,但從總體上說他仍然是一個曆史唯物主義者。
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過程來看,晚年毛澤東所理想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產生的,它本身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物,而不是曆史唯物心主義的產物。因此,從總體上來說,晚年毛澤東還是科學社會主義者,就這個模式本身而言,應放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中作具體分析。當然,晚年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既包括正確又包含錯誤,既有科學的部分又有不切實際的成分。具體說來,在所有製問題上,毛澤東堅持搞公有製,這並沒有錯,這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最基本的觀點,但他要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立純粹的公有製,取消個體經濟和私有經濟,並急於將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急於將各種形式的所有製變為單一的全民所有製,這就錯了,犯了超越曆史階段的錯誤。在計劃性問題上,毛澤東強調社會主義在經濟諸方麵要有計劃,這也沒有錯,計劃性本來就是公有製的必然要求,但他過分誇大計劃調節的作用,排斥市場的作用,限製商品經濟的發展,忽視價值規律,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搞商品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這就不對了。在人人平等問題上,毛澤東主張消滅三大差別,實現共同富裕,反對兩極分化,提倡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關係,反對等級和特權思想,這也都是合理的。但一段時間裏,他急於改變按勞分配政策,崇尚平均主義,這就違反了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在社會主義高尚道德的培養問題上,他重視人們的共產主義思想道德教育,強調發揮道德的社會功能,這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求人人都要像雷鋒那樣做到毫無自私自利之心,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塑造共產主義新人,這也是鞏固社會主義陣地,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為將來實現共產主義準備條件的重要戰略思想,但理想模式中采取的方法顯然是不可取的。上述一切表明,在晚年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中,有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性的互相排斥和鬥爭。作為毛澤東本人,主觀上力圖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作指導,設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但又有脫離實際,違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情況,這就出現了他晚年一方麵固守他的具有空想性質的模式,但另一方麵又時常破除其模式中空想性的某些因素的矛盾現象。但令人遺憾的是,直到逝世,他也沒有從這個怪圈中解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