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碎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這是毛澤東畢生為之奮鬥的社會理想目標。早在青年時代,當他立誌要“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時候,就昭示著他這種革命意識的萌醒。20世紀初,在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完成世界觀的偉大曆史性轉變的過程中,他的這種社會理想也逐漸被納入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從而得到升華。革命戰爭年代,他在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以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同時,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藍圖也進行了精心描畫。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意味著“舊世界”被徹底砸碎,同時也開始了建立“新世界”的宏偉事業。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想在中國日益變成偉大的實踐。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在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下,毛澤東指導中國人民實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進行“大躍進”運動的同時,又倡導人民公社化運動,在中國遼闊的大地上進行了一場深刻的生產關係革命,隨後又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終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闡發了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一係列看法和觀點,製定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係列路線、方針和政策,從而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形成的這些社會主義理論以及在這些理論指導下從事的社會主義實踐,反映著毛澤東獨特的社會主義模式。他的這個社會主義模式是中國當代社會綜合發展的產物,同時又對當代中國社會的運行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無論這個模式科學與否、價值如何,任何人都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它本質上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也是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會對中國乃至世界曆史的發展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因此,科學地研究其基本構成,探討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彰顯其形成的理論邏輯,對其做出客觀、公正、合理的評價,就成為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的曆史和現狀,預見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製定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的必要理論前提。
一、毛澤東社會主義思想的曆史發展
毛澤東並不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他的社會主義思想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經過了一個選擇、確立、創造、豐富和發展的曆史進程。
毛澤東最早受到康有為和梁啟超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崇拜康梁,期望康有為主張的君主立憲製的實現。1911年春,他離開韶山到省城讀書時,又受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影響,被同盟會的革命綱領所吸引,接受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又傾向於民主革命。這種思想很快便付之於行動。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便投筆從戎,參加了為響應辛亥革命而起義的湖南新軍。在新軍裏,毛澤東在當時鼓吹革命的一家報刊——《湘漢新聞》中,第一次知道了“社會主義”這個新名詞。盡管當時這種社會主義學說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但卻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他不僅與其他學生和士兵討論社會主義,而且還寫信給幾個同班同學探討這個問題。
1912年春,孫中山與袁世凱達成和議,南北實現了所謂“統一”以後,毛澤東以為革命已經結束,即退出新軍,繼續求學。相繼考了幾個學校,都由於不滿意而退出,最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後改名省立第一中學)。6個月後退出該校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半年。在自學其間,他廣泛閱讀了反映18、19世紀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思想和科學成就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麵的著作,比如,達爾文的進化論,亞當·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論》,穆勒的《名學》,斯賓塞爾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民約論》等。這時,毛澤東頗為崇尚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原有的康梁君主立憲的思想影響逐漸消退。他自己宣稱這是“極其有價值”的半年。
1913年春到1918年夏,毛澤東先後在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和第一師範學校讀書。在這五年期間,他除了認真從師學習並廣泛閱讀中外各種書刊以提高文化素養外,還特別注重社會實際,參加社會活動,進行社會實踐。正因如此,這時他雖然還沒有真正接觸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雖然在思想上還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混合而成的大雜燴”,而且“對‘19世紀的民主’烏托邦思想和老式的自由主義,都懷有某種模糊的向往”,但是在思想上有這樣兩個顯著特征是應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愛國主義的色彩更加強烈,他自己就指出,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第二,開始從追隨孫中山的民主主義轉向追隨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這種思想特征為他接受社會主義和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準備了重要的邏輯前提。1918年6月一師畢業後,毛澤東與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到嶽麓山,野餐露宿,準備在這裏建立一個“新村”,作為改造社會的試驗。這個方案設想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工農財文一體,實行共同勞動,平等分配,人人平等和睦。然而,這種社會改良主義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
從1918年秋到1921年春,是毛澤東的世界觀及其社會政治理想發生重大轉折的時期。在這期間,他曾兩次到過北京,與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人有過接觸,受到他們新思想的影響,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經過五四運動文化大潮的洗禮,通過參加北大新聞學會和哲學研究會,創辦《湘江評論》,舉辦文化書社,組織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以及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等社會活動,特別是經過參加並領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鬥爭以及深入工人運動等實踐活動,社會主義思想在毛澤東的觀念中日益成為主流。在此期間,毛澤東還認真讀過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著《階級鬥爭》、柯卡普著《社會主義史》等著作,這對於他世界觀以及社會政治思想的轉變起了極為重大的作用。1920年7月,留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在蒙達尼舉行會議,提出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的方針,並討論用什麼樣的方法達此目的問題,意見分歧頗大。有的會員主張用“溫和的革命”方法,用教育作工具。已經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蔡和森則認為“中國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並寫信給毛澤東,明確提出“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視,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資本經濟製度,其方法在無產階級專政,以政權來改建社會經濟製度。”蔡和森在信中還提出建立“革命運動的發起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的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對於蔡和森關於改造中國必須采用社會主義原理和方法的主張,以及建立共產黨的提議,毛澤東回信表示“深切的讚同”,認為“共產黨人非取得政權,且不能安息於其宇下”,“俄國的革命……隻是自然的結果”。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舉行新年大會,熱烈地討論了用什麼方法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問題。毛澤東作了總結性發言,就“改造中國與世界”闡發了自己的看法:“現在國中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至於方法,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讚成。因俄式係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隻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上述一切表明,這時毛澤東已經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已經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在社會政治理想上,已經完成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向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轉變。從此以後,他就開始探討在中國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問題了。
由於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1921年中國共產黨剛剛誕生的時候,黨和毛澤東都認為應該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俄國式的社會主義社會,因而,黨的一大黨綱明確規定:無產階級要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社會主義。中共二大根據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黨成立後對於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初步認識發表的《宣言》中,提出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即民主革命綱領和社會主義革命綱領,對中國社會革命發展規律有了初步的認識,但它未提及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實質上是認為民主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是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等資本主義社會製度有了一定的發展,無產階級再領導和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共四大提出了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問題,但又沒有提及國家政權的問題。1925年10月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才提出了建立“革命民眾政權”的口號。同年,毛澤東在《答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問》中也提出了這一問題,並論述了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的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的重要性。這裏蘊含著黨和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政治理想的萌芽。但從總體上說,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黨和毛澤東對於怎樣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沒有十分清醒的認識,還沒有搞清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辯證關係。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黨和毛澤東非常注重政權建設,選擇了以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共和國為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政治模式,並試圖通過工農民主專政達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領導和參與製定的許多法律和土地政綱、土地法、選舉細則和布告等都體現了以蘇聯為榜樣的精神和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如:反對剝削,將選舉政府的政治民主權利交給最廣大的勞動群眾,發展合作社的生產等等。1934年1月,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講:蘇維埃一切政策的出發點之一是“為了從現時工農民主專政準備將來變到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將來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它將實行國家工業化政策,它將實行國家農業集體化,它將逐步實行完全有計劃的國民經濟”,“換句話說,今日社會主義勝利建設的蘇聯,這是我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向前發展的活榜樣”!從這裏可以看出,那時對在中國到底如何才能實現社會主義製度,毛澤東隻是照搬俄國革命的辦法,而還沒有達到理性的自覺。
1935年底以後,經過了兩次革命的實踐,黨和毛澤東通過總結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深刻研究了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發展的獨特規律,弄清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辯證關係,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得出了經由新民主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的科學結論。毛澤東的這一理論主要體現在他1935年12月到1949年6月之間寫的一係列文章中。毛澤東認為,近代中國雖然從屬於世界資本主義體係,但由於近百年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兩千年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巨大惰性作用,它又遠非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在中國從來沒有得到獨立發展,近代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狀況與西方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有著巨大的差異,因而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社會性質決定了資產階級不能擔負起領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重任,這個曆史的重任落在了無產階級身上,所以,中國的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種特殊形式。正因為如此,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絕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是立刻建立像蘇聯一樣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隻是一個過渡性的社會形態。在這個社會形態裏,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後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後不可避免的結果。但這隻是中國革命的一方麵的結果,不是它的全部結果。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麵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一方麵又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再加上國際環境的有利,便使資本主義因素逐漸被抑製,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結果,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這也是毛澤東所概括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他認為,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則是在於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以上,就是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基於中國的特殊國情和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對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前提的總體規劃。
毛澤東的上述思想屬於他社會主義思想體係的重要環節和組成部分。他的這些思想是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光輝結晶,是正確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具有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前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觀點。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科學構想,實質上就是要以這種過渡性的社會形態替代完整形態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借重資本主義一定程度的發展來提高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實際水平,為社會主義製度的到來創造必要的社會物質條件。這裏典型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有機結合。這是民主革命時期形成並始終堅持的關於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觀點。即便到1949年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和《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了向社會主義轉變問題的時候,這種思想也沒有發生變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同時也宣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製度的誕生。按照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內在邏輯,這時他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構想將變成社會現實。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就是根據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和《論人民民主專政》這兩個反映新民主主義社會構想基本精神的綱領性文件製定的。最初曾擬名為《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後來幾經修改才刪掉了“新民主主義”的定性稱謂,但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構想並沒改變。這個綱領描繪了新中國的藍圖,反映了黨和毛澤東當時關於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思想。在建國後的最初3年裏,黨和毛澤東也是切實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來建設中國社會的,黨內其他領導人與毛澤東的構想也是基本一致的,他們團結一致,帶領全國人民經過艱苦奮鬥,迅速恢複了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到1952年全國工農業生產已經超過曆史最高水平。這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不折不扣地來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
然而,按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社會,既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中介,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中介,因此,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就必然將這樣一個問題突出出來,即何時和怎樣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
本來,毛澤東的思路是,穩定地從容地過渡到社會主義。他在建國前後曾公開表示,20年後我們的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形即轉入社會主義。然而,由於當時社會曆史條件的限製,比如為克服物資極度貧乏的困難而不得不沿用戰爭年代高度統一的管理體製的客觀要求,加速工業化的需要以及當時嚴重的國際局勢的影響,還由於當時黨和毛澤東認識和實踐水平的製約,他很快就改變了搞一段新民主主義的構想,在1952年就開始思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其間經過近一年的討論醞釀,到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思想。以後經過中央多次開會討論,以及對有關文件進行修改、補充,到12月便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表述。
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表明毛澤東形成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生產關係的改造可以同步進行的新思路。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社會構想,顯然是不同於新民主主義社會構想的一個新的社會發展模式,其中最突出的變化就是由將來生產力發展了以後的“突然轉變論”變成了“現在逐步過渡論”,認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就開始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就是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過渡時期。
然而,這個不同在本質上並沒有構成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思想上的根本對立。大家知道,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根據毛澤東的主題報告,黨中央提出了兩個轉變的思想:即在完成新民主主義任務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這兩個轉變,一個是生產力方麵的,一個是生產關係方麵的,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基礎,後者是前者的延伸和結果。過渡時期中的“一化”實際上是指的前一個轉變,而“三改造”就是指的後一個轉變,因而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構想與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構想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隻是由原來的先後實現兩個轉變,變為同時實現兩個轉變了,這裏並沒有改變他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生產力與社會主義原則關係的正確觀點。從這個意義上應當說,由新民主主義社會構想變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構想,是毛澤東社會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另外,就社會主義改造本身來說,毛澤東更是作出了舉世公認的獨特創造,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化了社會主義實踐。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的可能性和通過示範、提供社會幫助使小農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的設想。十月革命後,列寧曾設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贖買”的方式來消滅資本主義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但沒有成功。毛澤東根據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兩重性的分析,吸取和總結了全黨的經驗,爭得民主黨派的合作,在對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時,以“利用、限製、改造”的政策為指導,通過加工訂貨、統購包銷、收購產品、公私合營,在一定時期內付給資本家一定的定息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實現了馬、恩、列關於“和平贖買”的設想。在對個體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則堅持了自願的原則,提出了我國農業合作化由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逐步過渡的形式和步驟。毛澤東還在研究列寧“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上,揭示、闡發了三大改造之間的內在關係。他認為,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可以增加工業品支援發展農業合作化和鞏固工農聯盟,又可以使國家取得糧食和工業原料,使得資本家要想獲得原料,就得把工業品拿出來賣給國家,就得搞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還可以使國家有能力幫助手工業實現機械化,提高勞動生產率;手工業的合作化又會增強其為農業服務的能力。這一切都是毛澤東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貢獻。從中國社會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積極意義還在於它對於鞏固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起了巨大的作用,為後來乃至今天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製度上奠定了基礎,避免了資本主義的歧途,在經濟文化都很落後的情況下堅持了社會主義發展方向。
當然,毛澤東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和實踐也有局限性,這不僅在於在改造的時間上由原來設想的15年縮短到了3年,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改造的任務,使得社會主義改造出現要求過急,工作過粗的缺點;而且在於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並沒有像預先設想的那樣同步進行,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時,工業化還遠未實現,而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製度鞏固的必要基礎。這些都是應當認真總結和記取的經驗教訓。
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毛澤東開始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在探索過程中,一方麵,為了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沒有實現的工業化任務,提高社會主義所必需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在1956年前後,鑒於蘇聯建設中的經驗教訓,毛澤東闡發了一係列社會主義理論,並且隨後領導了旨在發展生產力的“大躍進”運動,留下了深刻的經驗教訓;另一方麵為了堅持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理想,在生產關係方麵和社會製度建設方麵,毛澤東也進行了艱苦探索,支持並領導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形成了他晚年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這兩個方麵是1956年後毛澤東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主要內容,標誌著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程度和水平。這裏既有光輝的正確思想,也有特定條件下形成的局限性。關於前一個方麵,本書的第十一章已進行了係統研究,這裏不作贅述。本章的任務是對第二個方麵,即對晚年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設計進行全麵分析和總結。
二、晚年毛澤東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形成及其構成
晚年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是隨著“大躍進”的發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展開而逐步形成的。
前麵已經說過,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以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作為物質前提,是毛澤東一以貫之的思想。正是在這一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指導下,當社會主義製度君臨中國大地的時候,毛澤東就準備全力以赴地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以鞏固和發展在落後生產力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對於如何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力,當時黨和毛澤東曾明確表達過如下思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社會主義革命,要求人們精神解放;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人們精神的解放,又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躍進;這種生產力的躍進,又繼續刺激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躍進和人們思想的前進。因此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力,要從兩個方麵入手:一是發揮主觀能動性,精神思想大解放,敢想、敢說、敢幹,實現生產力的“大躍進”;二是進行生產關係的不斷變革,發揮生產關係的能動反作用,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沿著前一條思路實施的結果就是“大躍進”運動的發動和進行;後一條思路則是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思想源頭。而這二者又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可以這樣說,“大躍進”是高速發展生產力的內容,人民公社則是維護和促進“大躍進”順利發展的社會組織形式,因此,生產關係的不斷變革,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進行,既是“大躍進”的產物,又是為“大躍進”的高速度服務的,在實踐中二者是亦步亦趨,相向並行的。正是在用不斷改變生產關係的辦法來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思想支配下,逐漸形成了人民公社這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並在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發展成為晚年毛澤東的理想社會模式。
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興起也是有個過程的。我們知道,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的時候,毛澤東是準備用15年左右的時間穩步地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但是在1955年下半年,他的穩步發展戰略發生了變化。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時,大多數合作社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社,規模一般為二三十戶的為多。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是比較適合當時生產力的水平和幹部的管理能力的。但當時也出現了極少數的大社。毛澤東對大社表現出了極大興趣。在1955年他親自主持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他為《大社的優越性》一文寫的按語說:“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種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並。……當然,這種合並要有步驟,要有適當的幹部,要得到群眾的同意。”這裏明顯地昭示出要加快生產關係的變革,以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意向,並且在此之後合作化的速度超速進行,促使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於1956年提前完成。由於合作化速度過快,相當一部分社盡管建立了,但並不鞏固,因而出現了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有些社員鬧退社和分社的情況。鑒於此,黨和毛澤東又提出了鞏固合作社的問題。1957年9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指示》和《關於做好農業合作社生產管理工作的指示》,其中談道:“合作社和生產隊的組織,要力求便於經營管理和發揮社員集體勞動的積極性。為此,它們的組織規模大小,應該照顧地區條件、經濟條件、居住條件和曆史條件,容許有各種差別,而不應該千篇一律。”“由於目前農業生產的種種特點,又由於目前農業社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還不高,幾年來各地實踐的結果,證明大社、大隊一般是不適合於當前生產條件的,……因此,除少數確實辦好了的大社以外,現在規模仍然過大而又沒有辦好的社,均應根據社員要求,適當分小”。這兩個文件還具體規定了今後農業合作社的組織規模,並提出了一套適合當時生產力水平的生產管理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