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是中國社會曆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個偉大的曆史轉折，不僅標誌著中國幾千年來階級剝削製度的徹底消滅，使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同時也使新的曆史任務即如何全麵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嶄新社會課題，擺在了黨和毛澤東及全中國人民麵前。從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苦探索。1956年，正當中國社會發生新的重大轉折的時刻，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也發展到了新的重要階段，蘇共二十大召開以及受此影響而發生的波匈事件，暴露了蘇聯模式的弊端。這就為黨和毛澤東以蘇聯經驗為鑒戒，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苦曆程中，黨和毛澤東立足於中國國情，力圖實現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理論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有機結合，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經驗教訓為參照，將中國革命時期的某些成功經驗用於新的偉大實踐，並不斷總結自身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經驗教訓，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然，由於建設經驗的不足以及其他主客觀條件的限製，也出現了某些重大失誤。但對新的社會主義建設者來說，這些成功和失誤都是今後社會主義建設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
一、批判教條主義，開始擺脫蘇聯模式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從思想方法上來說，是以批判教條主義、倡導獨立思考為突破口的。他反複強調，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既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些個別論斷當作教條機械搬用，也不能把現成的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模式原封不動地套用過來，要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來。為此，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目標、戰略方針、前進動力等一係列有關社會發展的宏觀和微觀問題進行了精心研究和設計，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劃了一個基本上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發展藍圖，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一）曆史的轉折與新的中心任務的提出
馬克思主義者的曆史使命，從根本上說，體現為兩個大的方麵，即徹底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不平等的舊製度和徹底根除人類的愚昧和貧困。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典型代表，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使命感表現得十分強烈。他痛感中華民族貧困愚昧落後的現狀，對中華大地上綿延幾千年的人剝削人的不平等的舊製度更是深惡痛絕。年輕時他就立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偉大誌，決心為消滅剝削和貧窮而奮鬥拚搏。1937年他曾將中國現代革命比喻為上篇和下篇兩篇文章，上篇文章旨在探討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以指導中國人民徹底根除剝削製度；下篇文章旨在探討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以指導中國人民消滅貧窮和愚昧。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既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必由之路的正確反映，也是他的馬克思主義使命感的理論表達，同時也表明了他的孜孜追求與曆史發展規律的契合和一致。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宣告了剝削製度在中國的徹底消滅和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對於這個中國曆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事件，毛澤東感到由衷的高興。他曾說過：1949年那樣的勝利，並沒有使我感到高興，到了1955年，當我看到那麼多農民參加了農業合作社，接著是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開始高興了。毛澤東對這個曆史的轉折之所以表現出如此巨大的喜悅之情，根本的原因在於，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使命在中國已經或正在變成現實，因為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有著雙重意義：一方麵宣布了剝削製度的結束，另一方麵意味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亦即發展生產力消滅貧窮的開始。
生產資料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使中國的經濟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的曆史任務擺在了黨和人民的麵前，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主要任務。而這正是毛澤東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也是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走曆史必由之路的理論要求。在這個曆史的轉折點上，理論與現實實現了交彙，邏輯與曆史達到了契合，理性的願望與現實的要求達到了重合，曆史的走向與曆史主體的價值趨於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實現工作重點的戰略轉變，將發展社會生產力確定為新的曆史任務，成為曆史與邏輯的必然。
在這曆史轉折的重要關頭，毛澤東以其哲人的智慧、政治家的氣魄、偉人的眼光，準確地把握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深刻變化，順應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要求，及時提出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黨和人民的根本任務已經轉向發展社會生產力。1956年1月，麵對社會主義改造快速發展的局勢，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鄭重地講道：“目前我們國家的政治形勢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並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的著名論斷。4月，又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這個講話的中心議題也是講在新的形勢下如何搞好社會主義建設，以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問題。同年9月，他主持召開了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階級關係和主要矛盾的變化，正式做出了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對於八大關於在新的形勢下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全黨要集中力量去發展生產力的思想，毛澤東是讚同的。八大之後，他利用各種機會宣傳並進一步闡發這個思想，以期使人們的思想跟上變化了的形勢。1956年11月，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講“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12月4日，在給黃炎培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1957年2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他進一步指出，現在全國人民要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還強調說，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3月17日，在天津市黨員幹部會議上，他說，現在階級鬥爭這件工作基本結束，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現在全黨要學會率領整個社會跟自然界作鬥爭，要把中國這個麵貌大體上改變一下。3月19日，他在一個講話提綱中寫到，現在處於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3月20日，他在一次會議上又說，過去的那種鬥爭基本上結束，基本上完畢了，我們在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
（二）批判教條主義，反思蘇聯模式，倡導獨立思考
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黨和毛澤東及時提出，要用主要精力來搞社會主義建設，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這是黨和毛澤東在曆史轉折時期的正確選擇。總的目標和任務明確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實現這一目標和任務的途徑和方法應當怎樣呢？因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才能快速地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就作為一個全新的問題擺在了黨和毛澤東的麵前。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和毛澤東經過幾十年的艱苦探索，終於找到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引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後勝利，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又成功地開辟了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毛澤東決心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也要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希望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搞得比蘇聯更快、更好。
民主革命時期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確立，是毛澤東與盲目照搬蘇聯革命模式的教條主義進行艱苦鬥爭的結果。與中國革命道路的形成、發展和確立一樣，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也是從批判盲目照搬蘇聯建設模式的教條主義開始的。
全國解放初期，特別是1953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後，黨和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也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1953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迎接1953年的偉大任務》的元旦社論，社論明確宣布，1953年將是我國進入大規模建設的第一年，將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53年開始的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總結說，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加上蘇聯和其他友好國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從1953年到195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產值平均遞增4.8%。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在這段時期內，經濟建設上雖然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角度看，則存在著重大的缺點，即基本上照搬了蘇聯建設模式。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對建國頭八年中這種既有重大成績又存在某些缺點的情況進行過總結。他說，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頭八年內，“不論在革命方麵和建設方麵，那時候都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以及在總路線指導下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辦法，因此教育了幹部和群眾，統一了他們的認識，工作也就比較做得好。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
當時在經濟建設方麵之所以照抄蘇聯模式，是有深刻原因的。一方麵，由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來得非常快，黨和毛澤東以及全國人民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缺少成熟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麵的經驗尤為缺乏。而蘇聯在當時已經搞了近4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很多經驗，這自然成為我們搞建設的樣板。另一方麵，當時“一邊倒”的政治格局也決定了我們隻能向蘇聯學習。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上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對立。在這種政治格局中，中國的工業化建設不可能從資本主義國家得到經濟和技術援助，我們隻能從蘇聯那裏獲得建設所必需的經濟和技術援助。既然采取了蘇聯的經濟技術，又由蘇聯幫助建廠、建項目，那麼，采用蘇聯的經濟管理、經濟組織方法，按照蘇聯的建設模式，來搞中國的經濟建設也就成為必然。另外，蘇聯強製推行其社會主義建設模式也是我們采取照搬蘇聯方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在各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史上，斯大林和蘇聯的確是有重大貢獻的。但是他們也有不足之處。長期以來，蘇共在共產國際中居於領導地位，各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都必須接受和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實際上是接受和服從蘇共的領導。這就使得蘇共領導人在曆史上形成了指揮幹涉他黨他國事務的作風。共產國際解散以後，1947年成立了歐洲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組織，要求以蘇聯的利益為世界社會主義的“最高利益”，要求各國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內政治、經濟建設上，推行蘇聯的模式，以與之相適應。在國際活動以及外交上要協調和服從於蘇聯的世界戰略、策略，甚至某一個具體政策。這就把蘇聯的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模式看成了唯一的楷模。斯大林還聲言，對蘇聯經驗的任何輕視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南斯拉夫就是因為要獨立自主地堅持自己的內外政策，走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被斯大林視為異端而排除出歐洲九國情報局和逐出社會主義陣營的。因此，中國在設計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時是不可能不考慮這個因素的。
由此可見，當時黨和毛澤東在建設方麵照搬蘇聯模式，是由當時的主客觀條件所決定的，是不得已而為之。毛澤東從來都是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他決不會滿足於這種照抄照搬的狀況。他後來曾說過，解放後三年恢複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隻能基本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毛澤東之所以感到心情不舒暢，根本的就在於他認為這種做法違背了他一貫倡導並堅持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因此，一旦有條件，他必然會改變這種現狀，運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去探索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1956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全麵展開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有了這種客觀條件。一方麵我們已經有了8年建設的經驗，如果從1953年執行“一五”計劃算起，也已經有了3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蘇聯的經驗被我們搬來後，好的方麵對我國的經濟建設起了有益的作用，不好的方麵也日益暴露出許多弊病。因此，這幾年的建設實踐也使黨和毛澤東積累了一定的建設經驗。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召開，給毛澤東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國際背景。蘇共二十大第一次公開揭露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陰暗麵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弊端，使社會主義建設者們不得不對有關社會主義的許多問題進行重新思考。特別是這次大會對斯大林的批判，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思想解放的契機。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開始了對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
毛澤東的探索從思想方法上來說，體現為以下相互聯係的幾個方麵：
其一，鮮明地提出了要反對教條主義的口號。毛澤東認為，在前一段時期裏，對於蘇聯的經驗，我們雖然沒有全部照搬，但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是嚴重存在的。這主要表現為，不分長處和短處都去學，盲目地學。因此，要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首先要從思想上獲得解放，而思想解放必須從反對教條主義做起。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鑒於斯大林教條主義所造成的惡果，明確指出了現在破除教條主義迷信的必要性。文章說：“事實總是這樣：教條主義隻是思想懶漢才會加以欣賞的東西，它對於革命，對於人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從提高人民群眾的自覺、鼓舞人民群眾的生氣勃勃的首創精神、促進實際工作和理論工作的迅速發展等等方麵說來，破除教條主義的迷信，現在仍然是必要的。”
4月25日，他在《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又對盲目學習教條主義的傾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指出，我們不反對向外國學習，但“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1956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更進一步分析了教條主義的實質和危害：“教條主義者不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隻有通過一定的民族特點，才能在現實生活中具體地表現出來和發生作用。他們不肯認真地研究本國、本民族的社會曆史特點，不肯根據這些特點，具體地運用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指導無產階級的事業達到勝利。”隨後，在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又指出：“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度不好。另一種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
其二，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進行再認識。毛澤東指出：“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於我們是十分寶貴的。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裝備了這麼多的重要工廠呢？美國給我們沒有？英國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隻有蘇聯肯這樣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的同盟國家。”然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也有弊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波折以及我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照搬蘇聯模式的經驗都說明必須革除這些弊端。因為這些弊端在50年代中期已經尖銳地顯現出來了。應當對蘇聯的建設經驗進行再認識。毛澤東提出蘇聯建設模式的弊端是：（1）在重工業、農業和輕工業的關係問題上，他們片麵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做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裏是不存在的。（2）在對待農民的政策上，“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製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3）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蘇聯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4）在民族關係問題上，“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這個分寸，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這就是說要辯證地對待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
其三，在提出反對教條主義，總結蘇聯經驗的基礎上，主張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上，我們要能夠獨立思考。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上，提出反對教條主義，一方麵是反對不加分析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另一方麵是指破除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迷信。因此，反對教條主義的必然要求就是要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問題進行獨立的思考。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指出：“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的上麵，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麵接受了對於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這裏明確地將教條主義與缺乏獨立思考和創造精神等同起來。由此可以窺見，毛澤東反對教條主義是與提倡獨立思考聯係在一起的。1956年9月，毛澤東在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代表團時又明確地說，對斯大林的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了。毛澤東這是從能夠獨立思考的意義上來對蘇共二十大表示其喜悅心情的。還可以從下麵的一則回憶中看出毛澤東在當時是十分重視獨立思考的重要性的。他在1957年4月11日與著名邏輯學家王方名的談話中，通過總結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經驗教訓，闡明要在革命和建設以及一切工作中都要注意獨立思考。在此將王方名的回憶摘錄如下：
“接著，主席用誨人不倦的精神，談起他的偉大的革命實踐。”
“他首先說，中國革命開始時很困難，陳獨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張國燾等人跟著別人跑，使中國革命遭受一個又一個的失敗。”
“直到一九四九年，我們眼看就要過長江的時候，還有人阻止，據說千萬不能過長江，過了，就會引起美國出兵，中國就可能出現南北朝的局麵。”
“主席接著說：我沒有聽他們的。我們過了長江，美國並沒有出兵，中國也沒有出現南北朝。如果我們聽了他的話，中國倒真可能出現南北朝。……”
“最後，主席概括地說：可見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可以說是實事求是、獨立思考的勝利。陳獨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張國燾，都不能實事求是、獨立思考，都盲目地跟著別人的指揮棒轉，所以他們隻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失敗。”
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反複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性，其用意是非常明顯的。在他看來，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我們獨立思考的結果，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選擇也隻有靠我們獨立思考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三）擺脫蘇聯模式，探索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努力及其成果
在1956年中國曆史發生重大轉折的時期，毛澤東在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新時期的根本任務的前提下，鑒於國際形勢的變化，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對蘇聯建設模式進行了反思，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和要能夠獨立思考的主張。他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目的，那就是以蘇聯為鑒戒，總結我們的經驗，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956年4月，毛澤東提醒全黨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正是在總結我國自己的建設經驗，借鑒蘇聯建設的經驗，並充分了解中國國情的基礎上，黨和毛澤東對於在新的形勢下如何發展生產力，什麼樣的道路才是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些問題進行了艱苦的思考和探索，寫出了《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文章，組織並主持召開了八大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議，開始尋找不同於蘇聯模式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958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的講話中，在回憶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形成過程時指出：1956年4月提出的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總結》中又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風鬥爭，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而前者則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
說“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這種估價顯然過高了。因為盡管《論十大關係》等著作是在反思蘇聯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寫出的，在主觀上也確實表現出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力圖擺脫蘇聯建設模式的努力，但無論從《論十大關係》等著作對經濟體製的設想，還是對政治體製等問題的設計來看，蘇聯建設模式的影響還是顯而易見的。盡管如此，這段時間，黨和毛澤東為擺脫蘇聯模式而做出的努力還是十分巨大的。這不僅表現在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而且這個初步探索也確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總體上來看，探索的成果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大的方麵：
1.設計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戰略目標
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強烈願望，也是黨和毛澤東幾十年來的不懈追求。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反複強調要“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而且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現代政治製度看成是中國工業化的前提，認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建國以後，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在分析總結近百年來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曲折曆史的基礎上，在吸取蘇聯建設經驗的前提下，繼續強調中國的工業化問題。但明顯不同的是他在提工業化的同時逐漸提出了“現代化”的概念和設想。
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後，在經毛澤東修改和審定的《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明確提出了現代化的問題。這個提綱指出：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可以促進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就可以建立和鞏固現代化的國防。1954年9月23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毛澤東上述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想進一步推向前進，首次明確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思想。他說：“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業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黨和毛澤東日益明確地將實現現代化確定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戰略目標。在黨的八大製定的黨章總綱中，明確規定了“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現代化的國防”的“四個現代化”的要求。1957年2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在論述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過程中，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提法又有了新的發展。他提出，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同年3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了這一思想，指出“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裏，毛澤東將“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改為“現代科學文化”，發展了周恩來和八大黨章的提法，標誌著黨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總體目標設計的進一步精確化。實際上，“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可以包括在“現代化的工業”之中，而增加的“現代科學文化”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目標在精神方麵的要求，因此，這個提法更加完善。
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以後，雖然社會主義建設開始出現曲折，但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設想沒有變，而且在目標的設計上還進一步完善。他在1957年7月寫的《1957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說的一段話有著深刻的意義。他寫道：“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起，還要十年至十五年。隻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築）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從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潛在思想，即把社會主義製度產生的物質基礎（社會化的大工業）和社會主義建成的物質基礎（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文化）區分開來了。這個區分也說明了毛澤東把“工業化”的目標追求改為“現代化”的目標追求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經過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以後，在反思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毛澤東對現代化的建設目標又有進一步的考慮。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從此，黨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四個現代化目標的認識就比較全麵、完整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調整過程中，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形成以後，又將“農業現代化”排在了“工業現代化”的前麵。1963年1月29日，周恩來在上海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完整地闡述了“四個現代化”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曆史任務，即“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從此以後，“四個現代化”就成為中國人民為之奮鬥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目標。
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雖然幾經曲折，幹擾了“四化”目標的實現，但是，毛澤東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設計的這個總體戰略目標，確實是中國人民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理想選擇。第一，這個目標既有物質文明方麵的要求，又有精神文明方麵的要求，體現了社會進步和人類解放的全麵追求，它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思想的一般要求，又體現了中國的現實情況；既體現了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又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內在價值和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第二，它將農業現代化放在首位，在目標上突破了蘇聯建設模式的框框，將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都做了比較恰當的估價和安排，從而為避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弊病指出了方向。第三，它將社會主義製度產生的物質基礎和社會主義建立的物質基礎區分開來，既反駁了那種認為中國沒有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物質基礎，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的觀點，又反駁了認為中國物質基礎已經很高，中國可以很快進入共產主義的思想。因此，“四個現代化”目標的選擇和確立，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的重大貢獻，它不僅是對國際社會主義理論發展史的一個重大的貢獻，更重要的是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實踐價值。當然，這個目標所體現的這三點，在實踐中由於主客觀條件的影響，沒有充分地顯現出來，這是應當吸取的經驗教訓，但不能以此否定毛澤東所設計的“四化”目標的正確性。
2.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戰略方針
有了明確的戰略目標以後，確定實現這一目標的戰略方針就成為十分重要的事情。所以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始終把對戰略總方針的設計，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來思考。1956年他在總結蘇聯建設經驗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並吸取了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一些優良傳統，明確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戰略總方針。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毛澤東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社會主義建設戰略總方針，有三個方麵值得我們重視：一是切實地反映了中國的現實國情。中國的國情是“一窮二白”，而中國的這種現實的社會生產力水平與社會主義理想目標所要求的生產力水平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但是剛剛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國人民決不會也不可能坐等生產力的自然增長，必須發揮現有的各方麵的潛力來加速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樣，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成為總方針也就有了可靠的現實根據。二是鑒於蘇聯建設的經驗教訓而提出的。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既沒有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沒有處理好黨與少數民族和農民的關係，妨礙了各方麵積極性的發揮。三是繼承了民主革命時期的優良傳統。毛澤東指出，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曾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要實行這個方針。
從毛澤東的有關論述來看，他所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一是主要調動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二是利用反動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三是在對待國際上各種勢力的問題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毛澤東關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思想內容涉及麵是非常廣泛的，它既包括人的因素，又包括物的因素；既包括經濟因素，又包括政治因素；既包括黨內的因素，又包括黨外的因素；既包括國內的因素，又包括國外的因素。在毛澤東看來，隻要把這些相互區別又相互聯係的諸種因素進行合理配置，讓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發揮最大的效力，來為社會主義服務，那麼，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會像民主革命那樣，甚至比民主革命還要快還要好地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那麼，怎樣才能真正地做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呢？毛澤東對此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在某些具體方麵作出了精心的研究，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具體說來，毛澤東主張要從以下幾個方麵著手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第一，在經濟層麵上，要合理配置經濟因素，發揮現有經濟力量的最優效力。毛澤東認為，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首先要從宏觀上對經濟發展的布局進行合理安排，挖掘其潛力，發揮其最大作用。為此，他指出在經濟上要處理好以下幾種關係：一是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將這三者合理配置，使其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因為沒有重工業製造的機器，輕工業、農業也就沒有生產工具，也就無法快速發展；但是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又不能隻從重工業本身看問題，如果忽視了與重工業發展有密切聯係的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就會達不到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目的。相反，在一定的條件下，大力發展輕工業和農業，滿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積累了資金，擴大了工業品市場，從而為快速發展重工業提供了前提條件。二是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由於長期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經濟發展極不平衡，近代工業多集中於沿海城市，內地工業十分落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無疑要改變這種不平衡的工業發展布局，逐漸地發展內地工業，這也是合理的。但是，要發展內地工業，必須充分注重發展和利用沿海工業的現有基礎，發揮沿海工業的技術優勢、資金優勢，以帶動內地工業的發展。所以毛澤東指出，發展內地經濟，就要重視沿海經濟的發展，使二者相互促進。三是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鞏固，因此，建設強大的國防必須以強大的經濟做後盾，決不能把國防建設同經濟建設對立起來。所以，毛澤東說，你要真想加強國防，就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除此之外，在經濟層麵上，毛澤東還論述了生產與需要、積累與消費、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等許多經濟關係，以發揮經濟因素的相互促進作用。
第二，在政治層麵上，要處理好各種政治關係，以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發揮政治對經濟的能動促進作用，這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一大特色。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就非常重視研究政治對經濟的複雜關係，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他又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的論斷，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當然也不會忽視這一點。事實正是如此，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始終注意政治在社會主義時期對經濟作用的特點。在《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一係列講話和文件中，他多次談到處理好各種政治關係，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問題。這些關係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與非黨的關係，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以及與此相關的知識分子問題，工商業者問題等等。他認為，在這些關係上，必須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正確的方針政策，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達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目的。
第三，在文化層麵上，要采取有效的文化政策，調動文化界的積極性，發揮文化對經濟建設的積極作用。對此，毛澤東根據文化領域特有的發展規律，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第四，在經濟權益的層麵上，要正確處理各種利益關係。他特別提出要處理好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他說：“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係，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兩種關係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隻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麵。”關於國家和生產單位的關係，他主張要給工廠以獨立性。他說，把什麼東西都集中到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因此，原則上應該要保證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係的獨立性，有一定的物質利益和經濟權力，隻有這樣，才能調動企業的積極性。關於個人物質利益，他說，我們曆來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但這並不是反對關心群眾生活。拿工人講，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在合作社和農民問題上，我們也要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不能剝奪農民。在利益關係問題上，毛澤東還特別提出了要正確處理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關係，以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問題。
第五，在人員安置的層麵上，要處理好各種複雜的關係，做到“統籌兼顧，適當安排”。上述各種因素，無論是經濟、政治、文化，還是經濟權益，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即人與人的關係問題。因為無論物與物、人與物的關係的處理都離不開人與人的關係。毛澤東指出：“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隻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為此，毛澤東特別注意研究人的問題。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到：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包括把國民黨留下來的軍政人員都包下來，連跑到台灣去的也可以回來。對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殺的，都加以改造，給生活出路。民主黨派保留下來，長期共存，對它的成員給予安排。所有這些，都是統籌兼顧。這是一個什麼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以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同年2月27日，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他列專節講了“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問題，並著重指出，之所以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就是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並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