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從理論上來講是非常正確的。一方麵，它體現了唯物辯證法關於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思想，另一方麵也體現了唯物史觀關於群眾路線的思想，因此，毛澤東說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發展，這個評價是合理的。從實踐上看，這個方針的提出總結了蘇聯工業化中的經驗教訓，對於克服工作中的片麵性，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使國民經濟各部門做到綜合平衡的發展也有重大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方針在實際貫徹時，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出現了很多失誤，這正是值得我們深入總結的經驗教訓。
2.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開拓出一條中國式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既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又有別於蘇聯的革命實踐模式，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之所以如此，歸根結底在於堅持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毛澤東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如中國的民主革命一樣，必須走自己的路。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必須作為一個建設的方針長期貫徹下去。這個方針的精神實質在於，突出地強調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規律、特殊道路，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來認識、來選擇，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隻能靠中國人自己。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將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確定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一個重要方針。1958年6月17日，毛澤東為國家計委起草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寫的批語中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周恩來在1963年9月底國慶招待會上也特別強調了這個方針。他說：中國人民不論在革命鬥爭中，還是在建設事業中，都一貫采取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我們認為，每一個國家的建設，都應該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更應該如此。中國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裏建設好社會主義，這本身就是對全人類的貢獻，也就能夠最好的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
對於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毛澤東闡述了如下四個方麵的思想：
第一，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同外國保持聯係，盡可能多地爭取外援，但不能將一切寄希望於外援，而必須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毛澤東認為，在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這對矛盾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起主導作用的方麵。因此，我們的方針是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要以自力更生為主。他曾經指出，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而不是靠外國人去認識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搞中國的工業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進行，要堅信自己的力量。周恩來1964年12月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自力更生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方針。中國人民不是懶漢懦夫，過去沒有，今後也決不會依賴別人過活。我們完全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國民經濟體係。
第二，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並不排斥學習外國。吸取外國的先進技術，借鑒外國的正確理論和實踐經驗，是一個國家迅速發展的必要條件。這是因為，學習外國，有助於開闊眼界，找到差距，從而克服固步自封的狹隘思想。學習外國，可以引進先進技術，可以避免重走外國技術發展所經曆過的漫長道路。因此，毛澤東在強調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十分注重向外國學習的問題。在《論十大關係》中，他專門論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他在批評了不敢向外國學習的觀念之後，接著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不僅要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而且要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
第三，學習外國必須堅持正確的態度和方法。毛澤東指出，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因此，學習外國必須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建國以後，在向外國學習的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二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針對這兩種傾向，毛澤東告誡大家，學習外國必須采取正確的態度和方法，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態度。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有批判地學，要學他們的長處和優點，不要學他們的短處和缺點。對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朽思想和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技術和企業管理中合乎科學的方麵。
第四，學習外國本身不是目的，其根本目的在於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毛澤東是用內因與外因的關係這一辯證法的普遍原理來闡述自力更生與向外國學習這個辯證關係的。在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中，內因決定外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所以，向外國學習目的在於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不完全照外國的樣子去做。毛澤東指出，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麵，吸取外國的東西，要把它改變，變成中國的。
3.厲行節約、勤儉建國的方針
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推進中國的工業化，大規模地發展國民經濟，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需要積累必要的資金，這是一般的經濟常識。如前所述，資本主義在近代工業化的過程中，是通過對內剝削、對外掠奪的途徑來進行積累的，而蘇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也是通過擴大工農業剪刀差，以犧牲廣大農民的利益來進行資金積累的。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既要反對資本主義的做法，又要避免蘇聯工業化過程給人民帶來的痛苦，隻能另辟蹊徑。毛澤東在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過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這個大難題。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同時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呢？毛澤東認為勤儉節約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應當將勤儉節約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專門辟一節論述了這一問題。他明確指出：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但是我國還是個很窮的國家，這是一個矛盾。全麵地持久地厲行節約，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的一個方法。
對於這個方針，毛澤東闡述了以下幾點：（1）勤儉節約首先是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他在《勤儉辦社》一文的按語中，高度讚揚王國藩領導的“窮棒子社”勤儉辦社的經驗，並就此寫道：勤儉經營應當是一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方針，不，應當是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麼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約的原則，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2）勤儉節約的方針不僅要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推行，而且要在一般機關、部隊、學校、人民團體中認真推行。要使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使全社會所有的人都有勤儉節約的意識。在非生產性的基本建設中要反對過高的標準；在工業生產中要節約原料，在建立企業時要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在全社會中開展反浪費運動，“反對浪費，同批判其他缺點錯誤一樣，好比洗臉。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臉嗎？”要使“我們六億人口都要實行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3）實行勤儉節約的方針，不僅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他分析說：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種不願意與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機關，下放幹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幹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4）他反複強調，勤儉節約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長久的方針。他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現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幾十年以後也需要執行勤儉的原則。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他講得更明確：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從此以後，勤儉節約一直是黨和毛澤東強調貫徹執行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
總之，毛澤東關於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理論，內容是豐富的，思想是深刻的。其基本觀點是正確的，這些正確的觀點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而且是毛澤東在分析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基於蘇聯工業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科學揭示，無論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發展，還是對於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都有重大的意義。當然，不可否認這個理論在貫徹執行時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一些問題，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檢驗、糾正和發展。
三、對社會主義建設速度與規模認識上的變化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立足於中國國情，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為新時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從正反兩方麵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然而，由於受主客觀諸種因素的影響，毛澤東的探索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的探索是在曲折中艱難進行的。這個探索的過程呈現給後人的是一幅順利與挫折、勝利與失敗、成功與失誤相互交織而構成的曆史畫卷。從總體上說，毛澤東的探索，在取得上述重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重大的失誤，而在經濟上的失誤主要是由於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速度與規模認識上的變化所引起的。因此，分析研究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速度與規模認識上的變化，對於搞清當代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規律，對於探討毛澤東晚年在經濟建設上失誤的根源，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模和速度認識上的變化可以追溯到1955年。建國初期，黨和毛澤東的工作重點是抓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社會主義改造，對經濟建設的規模和速度的追求顯得並不十分突出。毛澤東親自參與審議和修訂的“一五”計劃草案，把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規定為14%～15%，這不僅大大低於經濟恢複時期帶有恢複性質的平均增長34.8%高速度，而且也低於起初提出的20%的增長速度。然而，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要求過急的偏差，這種認識也很快發生了變化。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規定，大約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隨著1955年夏季對所謂“小腳女人”的批判，很快掀起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僅用了三四年的時間就完成了本來打算十幾年才能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
如此迅速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也正因為如此，這個改造的曆史進程對他的經濟發展戰略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使他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他從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完成的曆史經驗中得到啟發，認為原有的經濟發展觀念已經落後於形勢的發展，因而，必須徹底改變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1955年12月27日，他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的序言中，針對社會主義改造迅速發展的事實明確指出：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而這個“根本的變化”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因此，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麵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社會主義改造方麵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這些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問題存在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麵，“這裏有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麵。在這些方麵，都是存在著對於情況估計不足的缺點的，都應當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在這本書的一個按語中，他還十分樂觀地指出：“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的農作物的高產量。工業、交通和交換事業的發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設想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也是如此。”很明顯，到1955年底，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和規模的認識已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這個變化不僅反映在思想上而且很快落實到行動上。1955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同14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商定的《農業十七條》明確提出，到1967年糧食產量要達到10632.8億斤，棉花產量要達到12000萬擔，並確定以此作為農業發展的戰略目標。《農業十七條》對糧食產量目標的規定大大超出了原來的設想和規劃。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將十七條擴充為四十條，擬定了著名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這個草案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大規模超高速發展經濟的戰略構想。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又提出了要以農業發展戰略構想為推動力量，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迅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構想。他指出，我們工業的發展速度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所束縛，我們的速度可以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經濟工作中很快就出現了急躁冒進的情緒和做法。1956年上半年各項建設事業出現了冒進現象，一些生產計劃突破了原有的指標。這種急躁冒進的傾向很快引起了一些中央負責同誌的重視。1956年2月，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就提出了經濟工作要注意實事求是的主張。1956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經濟工作中要貫徹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在劉少奇的關懷下，6月20日《人民日報》以社論形式發表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文章，全麵闡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方針。在周恩來、劉少奇等同誌的努力下，冒進的錯誤得到了糾正。中共八大堅持了既反右傾保守又反急躁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然而，毛澤東對這篇社論是不滿意的。當《人民日報》這篇社論稿送他審閱時，他批示“不看了”。後來他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說，社論是“罵我的，為什麼看”。《社論》引了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的話，即“人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不要勉強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情”，而沒有接著引下麵的一段話，“當然，現在情況是不少人有右傾，本來可以辦到的事，不去努力辦。”毛澤東對此非常生氣地說：“社論提法同魏忠賢的辦法一樣，君子小人。引我的話，掐頭去尾，隻引反‘左’的，這不對。不用全段話，是秦瓊賣馬，減頭去尾要中間一段。”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後，毛澤東就不斷地開始批評反冒進。在黨的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說，過去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掃掉了多、快、好、省”，“還掃掉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掃掉了促進委員會”，現在應當“恢複”、“複辟”。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親自審閱過的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高潮》的社論。這個社論不僅首次將批評反冒進的事公諸於世，而且還公開提出“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的口號。此後，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杭州會議、3月的成都會議、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反複批判反冒進，並使這種批判不斷升級。他警告說，反冒進者犯了路線性、方向性、原則性的錯誤，離右派隻有50米。他指出，以後隻能反右傾保守，不能反冒進。正是在批評反冒進的過程中，毛澤東的大規模超高速的經濟發展戰略得到了重申和進一步的發展。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標誌著“大躍進”的全麵發動。“大躍進”運動是毛澤東大規模超高速經濟發展戰略的具體實施和最集中的表現。
毛澤東極為讚賞“大躍進”這個口號。1958年5月26日，他在寫給中央和各省市區黨委的信中曾說：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開篇。他還說過“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者閉口無言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拋到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發表時，我要頒發博士學銜的話，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發明科學家。”毛澤東之所以看重“大躍進”這個口號，是因為在他看來這個口號最鮮明準確地表達了他的經濟發展戰略。在同赫魯曉夫的一次談話中，他說，1949年中國解放我是很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後，很窮，一窮二白，以後對工商業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隻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那麼，以“大躍進”為現實表現的毛澤東的經濟發展戰略有哪些特征呢？全麵研究“大躍進”的理論和實踐，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麵：
其一，超英趕美的總體戰略目標。翻開“大躍進”的曆史，呈現在人們眼前和回響在人們耳際的口號，最多最響的莫過於“超英趕美”了。可以說，“大躍進”中大煉鋼鐵的壯觀圖景，工農業戰線上的“衛星”發射，無不是在這一口號的感召下出現的。這個口號之所以叫得如此的響亮，影響如此之深廣，就在於它表達了“大躍進”的總體戰略目標。從十月革命勝利世界上出現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起，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都是原來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因此，革命勝利後都把經濟上趕超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努力的目標，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普遍現象。中國也不例外。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始於1955年。這年10月，他在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出要用10個到15個五年計劃左右的時間爭取趕上或超過美國。1956年8月30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他又說，我們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黴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他論證道：“美國建國隻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隻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後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個估計雖然過高，但在思想上還是比較慎重的。但是到了1957年底，毛澤東的上述經濟建設戰略目標的設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年11月，毛澤東赴莫斯科參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會議期間，赫魯曉夫提出蘇聯在工業生產上15年趕上和超過美國。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立刻提出要在15年後趕上和超過英國。這種從願望出發而製定的不切實際的戰略目標，在1958年元旦社論裏向全社會予以公布。這篇題為《乘風破浪》的社論，號召人們要“乘壓倒右派、壓倒官僚主義、壓倒保守思想的共產主義風前進”，爭取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準備再用20～30年的時間趕上並超過美國，以便逐步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更為甚者，隨著“大躍進”的全麵發動，超英趕美的時間一再提前，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7年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口號。6月22日毛澤東對一個報告的批示中說：“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隻需兩年到三年是有可能的。”9月2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陳雲等同誌的一封信中又說：為5年接近美國，7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僅隔3天，9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又說：總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趕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在這種不切實際的戰略目標驅使下，隨著趕超時間的提前，國家的經濟發展指標也越來越高。八大二次會議製定的新的“二五”計劃建議數，工業方麵普遍翻了一番以上，農業方麵普遍提高20%～50%。到了8月北戴河會議上，中央討論通過的“二五”計劃意見書中，提出的1962年指標，又比3個月前八大二次會議的數字，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在這種總體指標的壓迫下，各行各業都紛紛製定高指標，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又逼出了浮誇風，使我國經濟發展陷入混亂。
其二，高速度。趕超經濟發展戰略實質上是以高速度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戰略。中國的生產力如此落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高出中國許多，在經濟上要趕上並超過它們，必然要求經濟的發展要突出一個“快”字。所以，“大躍進”的經濟發展道路是一條以超高速為特征的道路。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建設速度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擺在我們麵前的最重要的問題。為了強調速度問題，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力爭高速度》的社論，指出，“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是總路線的基本精神。”高速度“像一根紅線，貫穿在總路線的各個方麵。如果不要求高速度，當然沒有什麼多快好省的問題；那樣也就不需要鼓足幹勁，也就無所謂力爭上遊了。因此可以說，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速度問題是建設路線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方針問題。”“快，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整個“大躍進”就是在這種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氣氛中進行的。
其三，群眾運動。趕超戰略目標和超高速發展措施都是憑主觀願望而盲目製定的，根據我國當時的生產條件，按正常的生產程序顯然是無濟於事的。在這種情況下，黨和毛澤東就把實現趕超目標和經濟超高速運轉的希望寄托在廣大群眾的熱情和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上，試圖通過發動群眾，靠發揮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同大自然作戰，以達到預期目的。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社論說：“我們的國家是又窮又白，我們的建設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這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群眾。”1958年9月《人民日報》社論《關鍵在於大搞群眾運動》更明確指出：“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大搞特搞群眾運動，是我們一切建設事業高速度發展的基礎。”“沒有群眾運動就沒有高速度。”毛澤東視察馬鞍山鋼鐵廠時說：“發展鋼鐵工業一定要搞群眾運動，什麼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毛澤東還針對那種否定社會主義建設中大搞群眾運動的傾向指出：“我們還有一些同誌不願意在工業方麵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們把工業戰線上搞群眾運動，說成是不正規，貶之為‘農村作風’、‘遊擊習氣’，這顯然是不對的。”
曆史實踐證明，毛澤東以超英趕美為總體目標、以盲目追求高速度為核心、以搞大規模群眾運動為措施的超高速經濟發展戰略是嚴重脫離中國實際的，它使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形成了一個速度型經濟發展模式，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消極影響。這個經濟發展戰略，從總體上說，一方麵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願望，這是應當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麵卻嚴重忽視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是應當引以為戒的。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經濟發達國家為可比的參照來思考中國經濟的發展戰略，確定自己的經濟戰略目標，這無可非議，但製定經濟發展戰略首要的是考慮本國的國情，要從自己的客觀實際出發，否則這隻能是空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先進的生產關係作為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基礎，有剛剛獲得解放的人民群眾的高度生產積極性作為主觀條件，還有黨的領導作為可靠的組織和政策保證，按理說，追求一種相對較高而又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完全可能的，黨和毛澤東特別關注經濟增長的速度問題也是非常應當的，然而，無視客觀條件，不了解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單憑樸素的感情和良好的願望去一味追求高速度，就不可能不得到與願望相反的結果。發動群眾，倡導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也是非常正確的。但將群眾運動的作用絕對化，無限誇大群眾運動的作用，就難免違背經濟發展的規律。總之，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實施的經濟發展戰略，隻是反映了他作為一代偉人強國富民的良好願望，但這實在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良性軌道。
作為一名曆來倡導實事求是的原則的無產階級思想家和革命家，即使是在“大躍進”運動中經濟“過熱”的時候也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現實主義精神，正因為這樣，當經濟超高速發展戰略的消極作用日益顯露的時候，毛澤東很快就認識到並開始糾正自己的失誤。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他主持召開了一係列的會議采取許多措施予以糾“左”。他承認從1958年9月起，有一個很大的冒險主義錯誤，黨內的主要傾向還是“左”，並表示要為錯誤承擔責任。這期間雖然因為錯誤地批判所謂彭德懷的右傾問題，使經濟領域“左”的錯誤再度泛濫，但毛澤東很快就發現並開始了比較徹底的糾“左”工作。在1961年1月八屆九中預備會議上，毛澤東就建設速度問題談到：現在看來，社會主義速度不要那麼十分著急，十分著急了辦不成，越急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搞幾年慢騰騰的。這對我們有利，不要務虛名而遭實禍。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他進一步為高速度降溫，指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毛澤東對超高速經濟發展戰略的謹慎反思，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這種“壓低”，為60年代經濟調整的順利進行奠定了思想基礎，對我國經濟發展開始初步走上相對穩定協調的發展軌道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並沒有真正放棄他的大規模超高速經濟發展戰略，他在一定時期內對經濟發展規模和速度的壓縮和壓低，並批判經濟發展中的“左”的偏向是以下述思想為前提的，即他承認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隻是就其具體工作而言，並沒有認識到根本指導思想或這種經濟發展戰略是錯誤的，直到逝世，他都沒有放棄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他之所以糾“左”，一方麵是經濟形勢的日益惡化所迫，更為根本的是在他看來，經濟發展如同其他事物一樣，都是波浪式前進的，有快有慢是一種規律，搞幾年慢騰騰隻是兩個高速之間的低穀，同時也是下一個高速的準備。這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凡一項工作任務的提出，工作部署的輕重緩急，總是同對現實形勢的分析和一定的估量相聯係的。形勢緩和，提出的任務就高一點，步子就邁得快一點；形勢緊張，指導思想就特別慎重，步伐更力求穩妥。”這段話是薄一波分析1955年“五月變化”的原因時講的，但它對於分析研究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曆史具有普遍的意義。這種總體戰略上的決策方式，體現了有張有弛、波浪式前進的特點，使政策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從抽象的意義上講，並沒有什麼錯誤，然而，如果在沒有認識經濟形勢緊張的根源和繼續堅持經濟超高速發展戰略總體指導思想的情況下，它就很有可能成為經濟惡性波動的誘因，這恐怕是幾十年來我國始終沒有找到一條相對高速而又持續穩定和協調增長道路的原因之一。
那麼，為什麼毛澤東會形成這種大規模超高速經濟發展戰略呢？或者說為什麼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對建設規模和速度的認識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呢？原因是多方麵的。我們可從以下幾個方麵來認識這一問題。
其一，國際國內形勢的影響。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戰略家，從青少年時代起，他就立誌“改造中國與世界”。在他看來，中國是整個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戰略決策不能不從與整個世界局勢的相互關聯中去考慮。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麵臨著資本主義的嚴重威脅，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建設與鞏固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二重主題。毛澤東認為，隻有加快經濟建設步伐，快速提高生產力水平，才能使中國的社會主義真正得以鞏固。他的趕超戰略和高速度思想，可以說與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的憂患意識有著緊密的聯係。他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講：“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大塊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他還說過：隻有經過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我們的國家才算充分鞏固。毛澤東的大規模超高速經濟發展戰略也受到蘇聯建設實踐的巨大影響。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采取嚴重敵視的態度，中國不得不采取“一邊倒”的政策，這雖然是政治上的策略，但不可能不影響到經濟。雖然1956年提出要擺脫蘇聯模式，但這種經濟上的重大影響是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的。不僅如此，中國一直認為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我們做出了榜樣，提供了經驗，我們可以借鑒其經驗，比他們搞得更快更好些。在經濟戰略目標的製定上也是如此。列寧首倡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種經濟發展戰略，斯大林將這種思想推向實踐，赫魯曉夫繼承這種思想和做法，並且將其視為比較容易的事情，因此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趕超美國的口號。毛澤東正是受赫魯曉夫的感染才提出了“15年趕超英國”的設想。不僅如此，標誌著對經濟建設規模和認識發生變化的兩篇《人民日報》社論，即《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新高潮》（1957年11月13日）和《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1957年12月12日），都是在莫斯科審閱和修改的。後來中蘇關係惡化，赫魯曉夫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持反對態度，出於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需要，毛澤東更加相信和堅持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從國內形勢來看，社會主義改造出乎意料地提前完成，1957年反右鬥爭又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生產積極性，麵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沒有正確分析和研究這些積極性的作用，僅看到其積極的一麵，沒有估計到會產生消極的一麵，並進而得出工業化並不很難的結論。1958年5月，他說，過去不少人認為，工業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認為“搞工業不容易啊”，總之對工業化有很大的迷信。我是不迷信工業高不可攀。在1958年9月5日的國務會議上又講：說工業了不起，可難了，什麼科學可難了，這也是迷信，就不要相信那些。這無疑強化了他對經濟高速增長可能性的認識。
其二，對經濟建設缺乏經驗。對於如何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和如何開始新中國的建設，由於黨和毛澤東經過幾十年的艱難曲折，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曆史經驗，有了比較完備的認識，所以是有充分理論準備的。然而，由於生產資料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的提前完成，社會主義全麵建設來得太快，對於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毛澤東和黨中央都缺乏充分的理論準備和必備的經驗積累。1957年2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就講過：“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他提醒人們“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著矛盾的，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同時他希望“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麵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麼高的代價。”“大躍進”是毛澤東進行經濟建設的“大試驗”，在付出了代價之後，他更覺得自己的建設經驗不足。1961年8月23日，在第二次廬山會議上，他講道：“對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們搞社會主義是邊建設邊學習。搞社會主義，才有社會主義經驗，‘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更深刻地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前些年，“我注意得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缺乏經驗，但又不能等有了經驗再搞建設，這樣在建設實踐中就必然希望有某種現存的東西來補償這個不足。這種補償不外乎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外求，即求助於經典作家的現有理論和別國的現有經驗；二是內求，即求助於自己原有的某些傳統經驗。這兩個方麵，都是搞建設的寶貴財富，但必須與現實結合好才行，否則會出現相反的效果。這也存在兩種可能：將經典作家的理論或別國的經驗絕對化就會導致教條主義，將自己的原有經驗絕對化就會導致經驗主義。毛澤東經濟高速增長戰略的形成就與這兩個方麵都有關係。比如趕超戰略的製定就有將列寧、斯大林的論述和蘇聯的實踐經驗絕對化的傾向。“大躍進”過程中關於高速度的論證，恩格斯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一天等於二十年”的論斷也成了人們常引的理論根據。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的這個發展戰略具有教條主義的認識論根源，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經驗主義認識論根源。這個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是群眾運動，他之所以如此強調群眾運動的作用，正是將革命戰爭年代群眾運動經驗絕對化的結果。群眾運動作為無產階級政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它隻適合於特定的客觀對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問題眾多，都用群眾運動的方法顯然是不行的。發展生產力以解決人與自然界的矛盾為中心，沿用戰爭年代群眾運動的經驗，用群眾運動的方法解決這一矛盾，往往會忽視客觀對象的特殊規定性，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其三，過分相信和強調主觀能動性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並企圖通過發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來彌補物質技術力量的不足，這是毛澤東形成這一經濟發展戰略的又一重要原因。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一窮二白”，但又要實現生產力的躍進，這充分反映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深刻矛盾。毛澤東的經濟發展戰略反映並試圖解決這一矛盾，在黨和毛澤東看來，解決矛盾的途徑就是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毛澤東說：“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1958年5月24日《人民日報》社論發揮了這一論點，社論指出：“解放了的、覺悟了的、團結起來和組織起來的六億多人口，這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創造力量，有了這個力量，就能夠有最多的資金和最大的技術力量，就能夠有工業和農業的高速度發展，就能夠做到人類所能夠做到的一切。”“大躍進”中，有人提出“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的口號。《人民日報》對這種明顯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不但不加以糾正，反而無條件地加以提倡，並大批所謂條件論。8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年底算賬派輸定了》的社論明確宣揚這個觀點：“國民經濟的發展，主要的不是決定於這種或那種條件，而是決定於人，決定於廣大的人民群眾是不是鼓足幹勁，是不是力爭上遊，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群眾說得好，‘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了的”，“條件論者可以休矣”。在這裏隻講人的因素不講物的因素，以為隻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正是這一思想成為毛澤東大規模超高速經濟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礎。另外，在“大躍進”的形勢下，有些理論工作者，甚至提出了“規律可以消滅”的論點來為這種經濟發展戰略作論證，報紙雜誌還大批所謂“條件論”、“悲觀論”、“機械論”、“農業增長有限論”，理論界的諸多牽強附會的論證，也強化了毛澤東高速經濟發展戰略的形成和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