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前進發展的動力源泉
毛澤東在設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戰略目標和確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戰略方針的同時，認真研究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前進發展的根本動力問題。他在總結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吸取蘇聯建設經驗教訓的前提下，得出了科學的論斷：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但是，這一普遍原理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民主革命時期，社會矛盾集中表現為階級矛盾，而階級鬥爭的作用就顯得特別突出。在這種情況下，講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很容易讓人接受的。然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就不同了，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人們的主要精力都集中於搞經濟建設，這種情況給不少人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矛盾了，矛盾鬥爭不再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了。這種觀點在蘇聯表現得特別突出，斯大林就是這種“無矛盾論”的典型代表。斯大林逝世後，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召開以及由此引發的波匈事件說明，社會主義社會無矛盾的觀點隻是一種天真爛漫的幻想，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此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從而提出並論述了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的觀點。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指出：“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後來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又反複強調這一觀點。他針對教科書講道：教科書有的地方也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存在，也講要克服這個矛盾，但是不承認矛盾是動力。教科書說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個說法不妥當，矛盾才是動力，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矛盾的方法。教科書隻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不說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說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毛澤東強調說，這樣以來，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在他們那裏被否定了，辯證法在他們那裏就中斷了。他得出結論說，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
毛澤東在得出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的基礎上，又進一步研究指明，在社會主義許許多多的矛盾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由基本矛盾所規定的這些“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又有不同的性質和特點。就性質來講，它不同於舊的社會矛盾，“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就特點來講，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麵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製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動力的這些論述有三層意思必須引起我們的注意：一是他根據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和蘇聯建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建設前進發展的動力的論斷；二是認為這些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對抗性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不需要通過革命，而是要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也就是說通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的改革，即自我完善來進行；三是解決矛盾、進行社會改革是指改掉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和方麵，而不是改掉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難看出，這三點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關於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這一觀點的理論根據和雛形。在這裏，雖然毛澤東沒有提出改革本身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的論斷，也沒有對改革本身再進行更深入的論述，但這種思想是包含其中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的思想，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誕生，奠定了理論基礎。
總之，上述毛澤東提出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戰略目標、總體戰略方針以及所揭示的動力構成了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體係的基本輪廓，這是批判教條主義，擺脫蘇聯模式，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而取得的初步成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誕生奠定了基礎。盡管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出現了令人痛心的失誤，但其成功之處，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二、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理論與實踐
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設計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戰略目標，而工業的現代化在這個總體戰略目標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正因為如此，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探索就成為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方麵，在此將其單獨抽取出來加以探討，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中國工業化道路理論的提出：中國的工業化要走自己的路
從世界範圍看，當中國準備開始大規模國家工業化的時候，擺在黨和毛澤東麵前的已有兩種現成的工業化模式：一是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模式，一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
這兩種工業化模式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當毛澤東選擇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時候，這兩種模式的存在不可能不對他產生影響，因為它們畢竟有共同的地方，即都是工業化。既然都是工業化，那麼，其中的經驗教訓還是應當吸取的。所以，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采取了辯證的態度，一方麵重視其他國家工業化的經驗教訓，另一方麵決不照搬別國的現成模式。中國的工業化應當立足於中國的國情，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走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因此，毛澤東在設計中國工業化道路，提出中國工業化理論時，從指導思想和思維方式上，提出和實行了如下的抉擇：
首先，中國決不能選擇西方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
西方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是以資本原始積累為起點的。它們的工業發展是以犧牲大部分人的利益特別是廣大農民的利益為前提的。西方各國的工業化過程中，為了加速工業化進程，它們大致從三個途徑來積累資本：一是對本國人民進行殘酷掠奪和無情剝削，使大批農民失去土地和財產，變成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英國的以“羊吃人”為特征的圈地運動即是其鮮明寫照；二是對落後國家的人民實行殖民政策，進行瘋狂的掠奪和奴役，將別國人民的財富用武力的手段，強行聚集到自己的手中，比如英國的工業化，就是來自於它數百年的殖民地掠奪；三是靠軍事賠款。比如，普法戰爭（1870—1871年）後德國向法國索取了50億法郎的賠款，甲午戰爭（1894—1895年）後日本向滿清政府索取了2億兩白銀的賠款，而加速了它們的工業化。馬克思在其名著《資本論》中，曾對這種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工業化道路，進行過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資本主義工業化采取這種殘酷的辦法積累資金，從根本上說是由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目的所決定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目的不是為了改善和提高廣大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不是為了幫助農民提高農業生產力，而是為了獲得高額利潤。因此，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也就是一個剝削勞動人民的過程，是一個掠奪被壓迫民族的過程，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化的過程。馬克思正是在對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揭露和批判中，孕育了社會主義的宏偉理想。社會主義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社會製度，她所追求的是人類大同、人類平等。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是不可能采用西方工業化模式的。斯大林曾指出：“我們所需要的工業化，是要它能保證社會主義式的工業不斷地超過小商品式的工業，尤其是資本主義式的工業。我們工業化的特點，就在它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它能保證社會化部分的工業戰勝私人經濟式的部分，戰勝小商品的和資本主義的部分。”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正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理想在中國的實現，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去實現中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這是與中國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馳的。我們並不否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及工業化的速度，有時也可能是比較快的，但毛澤東認為，這是一條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極為痛苦的道路，即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道路。況且，資本主義工業化，從輕工業開始，需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另外，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在中國並不是沒有嚐試過，近代中國許多仁人誌士曾經進行過無數次試驗，結果均以失敗而告終。正因為上述諸種原因，為了避免廣大勞動人民的痛苦，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實現中國的工業化，毛澤東認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製度，才是中國實現工業化的政治前提和製度保證，中國的工業化隻能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中國的工業化道路要體現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中國的工業化同時也就是社會主義化。
其次，中國也不能照搬蘇聯的工業化模式。
蘇聯的工業化道路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它從本質上體現了工業化與社會主義化的一致性。在這點上，中國的工業化是與之相同的。然而，能不能完全照搬蘇聯的工業化模式呢？
蘇聯的工業化模式形成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1925年12月，斯大林在蘇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根據蘇聯政治經濟現狀提出了黨在最近時期的任務是把蘇聯由農業國發展為工業國的提議。經過短短的10年，以發展重工業為優先的傾斜式突變工業化戰略取得了成功，到1936年11月，蘇聯第八次蘇維埃大會宣布蘇聯已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的速成性和保證社會主義方向的特征，引起了黨和毛澤東的關注，雖然那時中國正在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還不可能開始中國工業化的實踐，但對蘇聯工業化模式在中國的可行性，黨和毛澤東是持樂觀態度的。即使到1953年公開確定了中國工業化的任務時，在模式的選擇上，依然是照搬蘇聯，認為隻要照蘇聯的樣子走，就能使中國的工業迅速發展，使中國的生產力快速提高，從而趕上和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過去，我們走‘俄國人的路’，所以我們的革命勝利了；現在我們實行國家工業化，隻要走‘俄國人的路’，也一定可以得到輝煌的勝利。蘇聯的昨天就是我們的今天，蘇聯的今天也將是我們的明天。”這是當時國人的普遍心態。
然而這種照抄照搬的辦法，其弊端很快暴露出來。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首先提出教條主義地抄蘇聯是不行的：一方麵，有可能將蘇聯模式正確的和錯誤的一同抄來；另一方麵，即使在蘇聯是正確的東西，由於國情的差異，搬到中國來也不一定合適。所以，毛澤東提出，中國的工業化，也不能照搬蘇聯模式。
最後，中國的工業化要走自己的路。
中國的工業化，既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也不能照搬蘇聯工業化模式，唯一的選擇就是運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亦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的矛盾分析方法，去探索中國的工業化的問題，找到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
不難看出，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要求，有兩個根本點：一是工業化與社會主義化的一致性；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前提下必須有中國特色。因此，毛澤東設計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應完整地表述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曾經提出，不僅要研究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更要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他運用理論與實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的方法，經過艱苦的探討，終於找到了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工業化的問題實際上也涉及到了這樣三個層次，即工業化的規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規律和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規律。毛澤東同樣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為尋找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他一方麵號召並帶領大家認真學習馬列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般理論，探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麵，又將學習理論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試圖找到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逐漸提出和豐富了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理論，對中國工業化的目標模式、中國工業化道路中的基本經濟關係、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具體方針進行了設計和研究，為中國工業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中國工業化的目標模式：建立獨立、完整、現代化的工業體係
實現國家由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完成國家的工業化，必然有個標誌，這個完成的標誌，體現為工業化的目標。而工業化的標誌和目標的確定，對工業化道路的選擇及其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影響都是巨大的。所以，在工業化的目標和標誌方麵，毛澤東沒有教條地接受蘇聯的設計和要求。
在蘇聯的工業化實踐中，斯大林曾認為，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占70%就算實現了國家工業化。也就是說，工業化應該以實現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占70%為追求目標。這個理論的缺陷是明顯的。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比重的變化，決定於兩個因素的變化，即不僅決定於工業的增長速度，也決定於農業的增長速度。當工業的增長速度快於農業的增長速度時，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必然增加，這是一種情況。然而，當農業因某些情況速度下降時，即使工業增長速度放慢也可能使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增加。很明顯，這不能真正反映工業化的真實情況，僅僅依據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判斷工業化的進展，是缺乏科學性的。
毛澤東對這一點是有看法的。在建國以前，即便是在他認為蘇聯模式是中國工業化的最佳選擇的時候，在工業化的目標和標誌問題上，他也是表達了不同意見的，盡管當時由於實踐及各方麵條件的限製，他的思想還不太清晰和明確。1949年3月5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他講道：“從中國境內肅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還沒有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問題，隻有待經濟上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才算最後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建國以後，當工業化的實踐進行了幾年之後，在黨的八大上，周恩來在總結蘇聯工業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工業化的實踐經驗，根據毛澤東關於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的思想，對工業化的標誌和目標進行了係統闡述，他指出：“八大規定的建設方針是，‘為了把我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我們必須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係。’這個方針，把過去的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的提法具體化了，提出了建設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係的要求。我們的工業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任何一個國建設社會主義總要有一點獨立的能力，更不用說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太小的國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國家。而我們這樣的大國，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係，不然一旦風吹草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支援我們完全解決問題。我們所說的在我國建立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係，主要是說：自己能夠生產足夠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夠獨立地製造機器，不僅能夠製造一般的機器，還要能夠製造重型機器和精密機器，能夠製造新式的保衛自己的武器，像國防方麵的原子彈、導彈、遠程飛機；還要有相應的化學工業、動力工業、運輸業、輕工業、農業等等。”周恩來的這段表述完全反映了毛澤東對工業化目標的看法。他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也明確談過這個問題。教科書上講，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居世界第一，擁有豐富的種類繁多的自然資源，因此它自然給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業體係的任務。”毛澤東指出，這段寫法可以。要知道這是經過我們同他們爭論，才這樣寫下來的。過去，他們和東歐的一些國家都曾經要我們不搞完整的工業體係。像捷克、日本這些國家，鐵礦等資源靠外國，還發展了鋼鐵工業，我們資源多，怎麼能不搞呢？
黨和毛澤東所提出的中國工業化的目標或工業化完成的標誌，突破了蘇聯模式的束縛，是從中國國情出發，考慮到中國自己的鞏固和發展而確定的，具有自己的特色。它強調相互聯係的三個方麵：首先，中國的工業化體係必須是獨立的。即中國的工業主要是依靠中國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求生存和發展。中國自己生產的工業產品應該能夠滿足社會擴大再生產、人民生活和國防各方麵發展的需要。其次，中國的工業化體係必須是完整的。也就是說，工業的部門比較齊全，各工業部門之間能夠相互協調、相互促進，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良性運行和發展。再次，中國的工業化要體現現代性，即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一致性。中國的工業化在技術上、工藝上應日益現代化，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毛澤東強調的工業化體係的這三個特性，適應了時代發展的要求，作為工業化的目標要求，就是現在看來，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基本點：重、輕、農的關係問題
為了建立一個獨立、完整、現代化的工業體係，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具體道路作了精心研究和思考。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考和設計，從思想方法上說，不是主觀決定，而是實事求是，時刻強調一切問題的解決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
中國的國情是怎樣的呢？毛澤東對此有深刻的認識。從生產力的水平來看，他指出，中國的生產力是相當落後的，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從生產力的結構上來看，毛澤東認為，中國是以傳統農業經濟為主體的二元經濟結構，近代式的若幹工商業都市和停滯著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幾百萬產業工人和幾萬萬舊製度統治下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同時存在，若幹鐵路航路汽車路和普通的獨輪車路、隻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從中國主體生產力的狀況來看，毛澤東講道：“農民在全國總人口中大約占百分之八十，是現時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由此可見，中國的國情，從總體上來說，就是中國是一個生產力十分落後的傳統農業經濟占絕對優勢的國家。建國後，毛澤東用“一窮二白”來概括中國生產力狀況和特征，是比較確切的形象說法。既然中國是一個有著特殊性的農業大國，那麼，思考工業化道路的過程中，就必須從這個基本的事實出發。事實上毛澤東就是這樣做的。他正是以思考工業與農業的關係為契機，來設計中國的工業化道路的。他在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這裏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
對於工業化過程中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直接的論述，但對於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他們還是非常重視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並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列寧和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曾初步論述過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問題。列寧指出：“目前整個形勢所提出的基本問題，我們共和國國內外政策的首要問題，就是發展全部經濟，首先是發展農業的問題。……無論如何要提高農業生產率。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必然會促進我國工業的發展。”斯大林也講過：“如果說工業是主腦，那麼農業就是工業發展的基礎。因為農業是吸收工業品的市場，是原料和糧食的供應者，是為輸入設備以滿足國民經濟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資後備的來源。如果讓農業仍然處在技術十分落後的狀態中，如果不保證工業有農業基礎，不改造農業，不使農業跟上工業，那末能不能把工業向前推進呢？不，不能。”
這些論斷顯然是正確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
然而，這些正確的理論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並沒有得到很好地貫徹執行。斯大林在實踐中不僅沒有解決好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問題，而且正是在這個關係上出現了大問題。由於他片麵地強調發展重工業，忽視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為了籌集重工業發展的資金，不惜犧牲農民的利益，對農民挖得很苦，嚴重地損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因而使農產品價格過低，農業長期落後，糧食產量在長時間內不能達到革命前的水平，對整個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毛澤東本來十分重視農村工作和農民問題，再加上蘇聯工業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的啟示，使他在一開始思考工業化道路時，就注意了這個問題。他不僅繼承了列寧斯大林在工農業關係問題上的有價值的思想，而且克服了蘇聯工業化過程中在這個問題中的片麵性，對中國工業化道路中的工農業關係問題作了多方麵的論述。
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中，鑒於蘇聯的經驗教訓，毛澤東著重研究了經濟建設中的重大關係問題，將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列為首要的重大關係，並明確指出：“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必須處理好。”
1957年2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以“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為題又詳細地論述了發展農業與發展工業的關係。他講道：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以後，在實踐中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在重、輕、農的比例上，曾出現過嚴重的偏差。在糾正“左”傾錯誤的過程中，毛澤東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對重、輕、農關係的認識更加深刻了。
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首先提出了以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觀點。他說，過去安排計劃是重、輕、農，這個關係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過去陳雲同誌提過：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好基建。現在看來，陳雲同誌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個字安排好，這是6億5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明確提出了“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體戰略思想。1962年，黨中央把毛澤東這一思想概括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從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思考的整個過程來看，在重、輕、農的關係問題上，我們可從以下三個方麵來把握他的思想：
其一，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
發展國民經濟要以農業為基礎，在客觀上是由農業在我國社會主義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決定的。在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曾明確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是一個普遍規律。毛澤東具體地論述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第一，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農業生產越發展，人民的基本生活就越有保障，整個國民經濟就越繁榮，社會就越安定；第二，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輕工業隻有在農業生產提供充足原料的前提下才能迅速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第三，農村既是輕工業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市場問題是關係現代工業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大問題，我國工業產品的市場主要在國內，尤其在國內農村。而農村對於工業產品的購買力，又直接受農業生產狀況的影響。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第四，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進行經濟建設，必須積累大量資金，而農業是經濟建設所需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事實證明，農村發展快慢，對於國家財政收入和基本建設規模有重大影響；第五，當時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和輕工產品，其原料主要靠農業提供。通過對外貿易，換取外彙，購買我國還不能生產而又迫切需要的工業器材和設備，對於加速工業發展有重大作用。
其二，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
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以農業為基礎來發展國民經濟，這並不否認發展工業的重要性，毛澤東在提出以農業為基礎思想的同時，提出了發展國民經濟要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深刻揭示了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體係中的重要地位。毛澤東指出的工業的主導作用，實質上是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對國民經濟的領導作用和改造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為，重工業擔負著為全社會製造生產資料，特別是製造生產工具的任務，是保證實現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條件。隻有重工業優先發展了，農業、輕工業、交通運輸業以及其他各部門才能獲得必要的技術裝備，才能促進這些部門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反過來看，如果不優先發展重工業，國民經濟各部門得不到技術裝備，那麼，不僅農業的技術改造不能實現，農業不可能迅速發展，而且整個國民經濟也就不能迅速發展了。所以，毛澤東指出：“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另外，工業還擔負著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任務。而這一切都是主導國民經濟發展變化的重要性因素。
其三，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思想
以農輕重為序，是指安排國民經濟計劃時，必須從發展農業出發，在資金、物資和勞力的分配方麵，首先考慮農業，再考慮輕工業，然後根據農業和輕工業的情況安排重工業，同時在安排重工業生產時，也要按照為農業、輕工業服務的方向，對重工業內部的結構加以調整，以便使那些和農業、輕工業有關的部門如機器、化肥、農藥、建築材料、燃料、動力等生產資料首先得到發展。毛澤東指出，以農、輕、重為序，把重放到第三位，並不是否定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原則。他說：“這樣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這樣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原則，農業中也有生產資料，重工業是不會放鬆的。”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又解釋說：我們的提法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所謂並舉，並不否認重工業優先增長，不否認工業發展快於農業；同時並舉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由此可見，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並不是要求在資金和物資分配的比例上，農業和輕工業要高於重工業，實際上要求在農業和輕工業發展的基礎上，保證重工業的優先發展。這是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要重工業，又要人民”這一原則的具體體現。因為通過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就會既保證了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又使重工業的發展有了可靠的人力、物力方麵的保證。實質上是一種通過更多的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來加速重工業發展的方法。其實，這一思想毛澤東自己表達得十分清楚，在《論十大關係》中，他明確講：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但是絕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麼發展重工業？接著又強調說：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總賬是劃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毛澤東關於農、輕、重為序的思想具體說明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特點，具有重要的意義。
毛澤東關於處理工業與農業關係的理論是馬列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很多重要思想已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正確的理論原則。盡管由於諸種因素的影響，這些理論原則在實踐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但從總體原則上說，這些觀點仍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理論的成功運用和發展。在以下兩個方麵毛澤東在理論上具有獨到之處：第一，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毛澤東對工農業關係的闡發，是對馬克思關於社會生產兩大物質生產部門要保持平衡發展原則的靈活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擴大再生產理論告訴我們，社會生產主要分為兩大部類，第一部類是生產資料的生產，第二部類是消費資料的生產。第一部類生產的產品是為了滿足第二部類擴大再生產的需要，為了使社會生產在擴大再生產的基礎上不斷地進行，第一部類生產的增長速度應該快於第二部類生產的增長速度。生產資料的生產主要是重工業部門。毛澤東正是根據這個原理，確定了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民經濟方針。然而，第二部類的生產對第一部類的生產又不是消極被動的，二者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和平衡，才能促進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毛澤東鑒於蘇聯的經驗教訓，全麵理解和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擴大再生產的理論，不僅注意重工業的優先發展，也不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為序的方針，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發展。第二，從哲學的角度看，毛澤東對工農業關係的闡發，是堅持和發揮了唯物辯證法關於重點和非重點辯證統一的觀點。毛澤東指出，重工業是我國經濟建設的重點，因此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是確定了的，但是，不能由此而忽視輕工業和農業，因為盡管它們相對於重工業而言，是經濟建設中的非重點，然而，它們是基礎，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得如何，直接製約和影響著重工業的發展，所以，要多發展一些輕工業和農業，以促進重工業的發展。毛澤東的這種分析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在事物發展的重點和非重點兩個方麵中，強調重點，並不是可以離開非重點去孤立地、片麵地發展重點，並不是可以忽視非重點，而是要在注重重點的前提下，適當注意非重點。這樣，非重點發展了，反過來可以促進重點的發展。這是重點與非重點的相反相成、對立統一。毛澤東所闡發的這種用發展非重點的辦法促進重點更快發展的經濟辯證法，在理論上是深刻的，在實踐上也是非常有效的。
（四）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方針：兩條腿走路，自力更生，勤儉節約
在確定了中國工業化獨具特色的目標和明確工業化過程中要著重處理的重要經濟關係的同時，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工業化必須堅持的一係列重要的方針。這些方針主要是：
1.一整套“結合”“並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來看，工業化的過程不僅是一個工業內部諸部門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工業與農業及其他外部環境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這是因為工業經濟本身就是一個內外交錯的複雜的矛盾體係。在這個複雜的矛盾體係中，就物質資料生產的不同門類而言，有工業和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之分；就工業的管理權限而言，有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之分；就企業的規模而言，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分；就設備能力和技術狀況而言，又有土法生產和洋法生產之分，等等。所有這些相互影響，相互製約，相互作用，推動著工業化的發展，規定著工業化的進程。因此，在設計工業化道路時，就必須對它們之間的關係作出合理的協調，以發揮現有潛力的最大效益。
毛澤東在設計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的學說研究了上述這些關係。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中，他研究並闡發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係，並且就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指出：“中央要發展工業，地方也要發展工業。就是中央直屬的工業，也還是要靠地方協助。”他又指出，“地方應該想辦法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首先是協作區，然後是許多省，隻要有條件，都應建立比較獨立的但是情況不同的工業體係。”1957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我們必須逐步地建設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的企業以為骨幹，沒有這個骨幹就不能使我國在幾十年內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是多數企業不應當這樣做，應當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業。1959年底1960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又說：如果是說建設單位搞得過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這當然是要反對的。如果因此就反對建設中小型企業，那就不對。許多小的會變成中的，許多中的會變成大的，同落後的會變成先進的，土法的會變成洋法的一樣，這是客觀發展規律。“十大關係”提出了中央和地方同時並舉的方針。實行這個方針，就必然引出大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洋法土法生產同時並舉這兩條來。因為要發揮地方積極性，開始時主要靠中小型企業和土法生產。
正是在研究工業化過程中各種經濟關係的基礎上，經過充分醞釀，毛澤東將上述有關思想概括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一個重要方針，即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發展重工業和發展輕工業同時並舉，還有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並舉等一整套“結合”、“並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毛澤東提出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麵是運用了唯物辯證法關於對立統一的學說；另一方麵是對蘇聯經驗教訓的反思。蘇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重重輕輕、重工輕農、重洋輕土、重中央輕地方、重大輕小等偏向，造成了工業的畸形發展。毛澤東認為這是一條腿走路，是不符合辯證法的。他在一次會議上講，蘇聯隻重視重工業，不重視農業、輕工業，這是一條腿走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手扶拐杖，比較偏頗。
這裏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提出的兩條腿走路，並沒有從蘇聯堅持的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堅持了主導方麵和次要方麵的統一。毛澤東自己解釋過這個問題，他指出，在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並舉中，以工農業同時並舉為最重要。每一個並舉中間，又有主導的方麵。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為主導；工業與農業，以工業為主導。所謂並舉，並不否認重工業優先增長，不否認工業發展快於農業；同時，並舉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那麼如何評價毛澤東關於“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呢？毛澤東自己曾講過這是1958年對立統一學說在我國的重大發展。1958年12月9日，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他講的第六個問題是“研究辯證法問題。”他講道：兩條腿走路是對立統一的學說，是屬於辯證法範疇的。馬克思關於對立統一的學說，1958年在我國有很大發展。例如：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工業與農業同時並舉，重工業與輕工業同時並舉，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中小企業同時並舉，小土群與大洋群同時並舉，土法生產和洋法生產同時並舉，還有管理體製——中央統一領導和地方各級分級管理，從中央、省、地、縣、公社一直到生產隊，都給他一點權，完全無權是不利的。這些思想在我們黨內已經確立了，這很好。對於兩條腿走路，周恩來有個評價，他在1969年5月3日與一部分文藝界人士的座談會上說：兩條腿走路，就是對立麵的統一。這個問題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早已解決了。對立統一本身就是兩條腿，既要有機地結合，也要有主導方麵（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麵）。這是我們的哲學思想，是我們重要的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