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25日，他在《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指出：“我們要學的是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他在批評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主張的同時，又以其獨特的哲學思維，結合中西體用之爭問題，闡明了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問題。他認為這種“體用”分法不對。因為，所謂“學”就是基本理論，基本理論中外是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我們必須接受。但是這個普遍真理又必須同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剛剛開始時反複闡明這一原則，這就預示了他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這一原則的重視。這一原則在同月30日黨的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講話中又一次得到闡明：“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並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成為八大製定路線時所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
盡管八大路線沒有貫徹下去，盡管在隨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理論嚴重脫離實踐的情況，但在思想上毛澤東並沒有放棄這一原則。他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一再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離開客觀實踐不可能製造出理論來，關著房門不可能製造出什麼實際來。如果說在經濟建設上“左”的錯誤極其嚴重的情況下，毛澤東還從理論上強調這一原則，那麼在反思這一失誤時，他對這一原則重要性的認識就更深刻了。在1962年1月30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並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
不僅如此，他在總結經驗教訓時，還號召理論界，要在理論與實踐的相互激蕩中寫出新的指導社會主義實踐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來。在1959年底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並闡明了這一看法。他說，對於我國來說，馬、恩、列、斯的書必須讀，這是第一，但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任何國家，任何時候，單靠老東西是不行的，單有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列寧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1905年和以後出現的新問題，單有1907年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就不足以應付十月革命前後產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候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等著作。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抗日戰爭初期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新的一係列的問題，如果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典型地說明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對於他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地位和作用。
對於毛澤東在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活動中所體現的探索的三個基本原則，我們應辯證地對待。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對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社會發展道路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馬克思在承認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同時，並不否認各民族曆史發展道路的差異性。馬克思在其名著《資本論》中指出：即便是在同類經濟基礎的國家中，社會發展道路在各個民族中也不存在齊一性。“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事實，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曆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程度差別。”因此，他一再強調：“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製度、風俗和傳統”。列寧繼承了馬克思的這些思想，更明確地指出：“隻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樣性，消滅民族差別。”毛澤東對這三個原則的闡述和實踐，顯然是對馬克思、列寧上述思想的堅持和發展。因為，第一，馬克思、列寧強調的側重點主要在於講革命道路的統一性與多樣性，而毛澤東將這些思想運用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方麵了。第二，即便是馬克思的論述，包含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的意思，那也主要是從理論上進行的初步闡發，具有猜測的性質。列寧晚年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有所思考，但沒有來得及將其係統化和進行大規模的實踐。因此，從國際共運的角度看，毛澤東對這三個原則的貫徹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另一個方麵，即毛澤東在貫徹這三個原則時也存在許多嚴重的不足，具有明顯的時代局限性。首先，在對這三個原則的理論闡發上，並不十分自覺，沒有將其作為探索的基本原則從理論上自覺地突出出來。其次，在原則的貫徹上，由於理論上缺乏自覺，當受到外來因素的衝擊時，就往往違背了這些原則，使這些原則中的兩個方麵互相割裂，走向極端，不能做到有效地“結合”，從而導致失誤。這就是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過程中，都還存在許多問題。
上述兩個方麵表明，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三個結合的問題上，既有成功的一麵，也有失誤的一方麵。因此，我們對毛澤東的這些經驗教訓，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態度，既不能全盤肯定，更不能全盤否定，應當采取端正的態度進行具體的曆史的全麵的分析，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在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
近年來有些人將改革開放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完全對立起來，這並不是科學的態度。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都是在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進行辯證分析的基礎上對其合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些新的理論，對“中國特色”的強調，正是毛澤東倡導的這三個原則，在現階段的完善和發展。因此，深入研究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所倡導的這三個原則，總結貫徹三個原則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對於深刻理解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對於準確把握十四大精神，貫徹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四、探索中失誤原因之剖析
近幾年，對毛澤東晚年的研究，特別是對毛澤東晚年失誤的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在這些話題中，最難也是最吸引人的課題，莫過於探討其失誤原因。在對失誤原因的探討中，觀點紛呈，爭論激烈，存在著非常複雜的情況。許多嚴肅的學者采取客觀的態度進行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也有一些人，特別是一些西方學者和國內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嚴重影響的人，由於立場、觀點和方向的偏頗，得出了許多片麵的結論，產生了不良的影響。比如，有的人主張毛澤東經濟上的失誤是他的唯意誌論哲學的必然產物；有人認為他在政治文化領域中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失誤，是他的矛盾鬥爭性理論邏輯推演的必然結果等。這些觀點顯然是有失公允的。當然，我們指出這一點並不是反對對毛澤東晚年失誤的研究。列寧曾說過：“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曆史證明，我們黨是一個鄭重的黨，她不僅勇於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且也歡迎別人批評指正，問題的關鍵在於用什麼樣的方法去研究這些失誤及其原因，如果帶著主觀的情緒和偏見去武斷地下結論，采用曆史唯心主義的做法，是難以得出科學的結論的。隻有采取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和方法，進行全麵、具體、曆史的分析和研究，才能真正地總結經驗教訓。基於這種認識，我們下麵將對毛澤東探索中失誤的原因進行初步的分析。
我們認為，毛澤東在探索中出現失誤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既存在主觀的又存在客觀的社會曆史的原因，對此都應做分析。但限於篇幅，我們主要從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的角度作些研討。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在探索中失誤的原因主要在於：我們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理論準備不足。
黨和毛澤東在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並沒有充分的理論準備。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就是：“我們搞社會主義是邊建設邊學習，搞社會主義，才有社會主義經驗。‘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既然理論準備不足，那就是說，用以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有許多空白之處，而這個空白之處必須要有現存的東西來補償，這些補償的內容在實踐中又會產生兩種可能性的效應，如果他們與新的社會實踐結合得好，就會產生積極的作用，如果結合得不好，就會產生消極作用，甚至導致失誤。所以，我們認為，對原因的分析從下述三個方麵入手是較為適宜的。
（一）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準備不足，補償這一理論空白的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的有關論述和中國革命、建設中的傳統成功經驗
這兩個方麵都可以成為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和借鑒，但它們必須與新的社會實踐取得有機地結合。如果結合不好，將前者絕對化，就會出現教條主義傾向；將後者絕對化，就會出現經驗主義的傾向。這兩種傾向都會成為導致“左”傾錯誤發生的認識論根源。
毛澤東在探索中確有將經典作家的某些論述絕對化、生搬硬套的情況，所以，他的“左”傾錯誤有教條主義方麵的原因，特別是在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這一問題上。
如果說毛澤東在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問題上的“左”傾錯誤主要是由教條主義傾向導致的話，那麼，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左”傾錯誤，則主要是由經驗主義所致。經典作家們很少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論述大多是對未來社會藍圖的設計和規劃。所以，在填補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理論空白時，毛澤東易於到傳統的經驗中去尋找，傳統的經驗本來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寶貴財富，但用得不好也會成為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惰性力量。事實正是如此，在社會主義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經驗主義作為一種隱形的巨大傳統力量越來越明顯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從而加重了“左”傾錯誤的產生和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大躍進”中對主觀能動性作用的吹脹，正是將革命時期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成功經驗絕對化的結果，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每次升級固然有對客觀形勢的過於嚴重的估計方麵的因素，但也都與革命時期階級鬥爭的傳統思維定勢有關；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對平均主義的讚賞，對供給製的青睞，對物質利益的漠視，都與革命時期的軍事共產主義傳統有關。
可以說，毛澤東從來就不是教條主義者，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就是從批判教條主義開始的，是以強調創造性為核心的。這裏關鍵在於他在創造的時候，過多地把目光投向了戰爭年代，試圖用戰爭年代的經驗去創造未來的社會主義，所以他在探索中所表現出來的教條主義顯然與一般教條主義不同，它是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教條主義。有人認為，毛澤東教條地理解或誤解了經典作家關於過渡時期的理論，才導致了階級鬥爭擴大化，這種認識是非常膚淺的。其實，毛澤東是在實踐中發現了大量所謂階級鬥爭現象，然後又到經典作家那裏找到過渡時期的理論，教條地搬過來為自己的發現做論證，當然，這反過來又加重了階級鬥爭擴大化，但其中重要的是經驗主義，而不是教條主義。毛澤東這種經驗主義與狹隘的經驗主義又有不同，它有幾十年的鬥爭實踐作為現實根據，又有比較嚴密的理論形式，是一種教條化了的經驗主義。這種教條化了的經驗主義和以經驗為基礎的教條主義相結合，構成了犯“左”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並使這種錯誤難以徹底糾正。
（二）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過程來看，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準備不足，這種實踐極易受到國內外形勢的影響和衝擊，從而出現理論與實踐的不平衡
這種情況往往誘發人們的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繼而導致“左”傾錯誤的產生與發展。
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既受到以蘇聯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實踐的影響，又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製約，因而，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形勢的變化，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形勢的波動，都會對我國的建設實踐產生影響。
就經濟建設上的急於求成來說，這並不像有人認為的是毛澤東唯意誌論理論的必然產物。它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可以說，是國內外形勢綜合發展的結果。從它與蘇聯建設實踐的關係上看，它與蘇聯趕超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建設模式的影響有關，從它與西方資本主義的關係來看，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過武力侵略失敗後轉向采取和平演變的策略，並未放棄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顛覆企圖。毛澤東深知，要想從根本上處於比資本主義占優勢的地位，就必須快速地發展經濟，增強經濟實力，經濟上的急於求成正是這種危機感和憂患意識的產物。經濟上的急於求成還與國內政治形勢有關。1956年波匈事件引起了國內的反右派運動，這個運動激發了人民群眾的強烈的政治熱情和高漲的生產積極性。黨和毛澤東對這種積極性估計上有失誤，加之沒有正確引導，並想利用它們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這才發動了“大躍進”。
毛澤東為什麼在探索的前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後來逐漸轉向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呢？這也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是毛澤東矛盾鬥爭性理論的邏輯推演，而是在國際國內形勢的影響下，毛澤東過於嚴重地估計了階級鬥爭形勢的結果。
1956年毛澤東對國內的階級鬥爭問題已經形成了比較符合實際的看法，他之所以在1957年突然改變自己的觀點，這不是用鬥爭性的邏輯推演能解釋的。事實是，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國內一些右派分子乘機向黨進攻，這刺激了剛剛從大規模階級鬥爭的實踐中擺脫出來的毛澤東，使他過於嚴重地估計了階級鬥爭的形勢，使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了。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的影響下，毛澤東支持批判教條主義，但隨後發生波匈事件，使他對蘇共二十大進行重新認識，認為在列寧和斯大林兩把刀子中，蘇聯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掉了。鑒於此，他逐漸提出了修正主義比教條主義更危險的論點。1958年開始“大躍進”以後，雖然將精力主要放在經濟建設上，但他從未放棄對修正主義的警惕，並逐漸將修正主義與黨內鬥爭聯係起來。在1958年5月至12月這段時間中，毛澤東多次講過黨內可能發生分裂的問題，並說蘇聯黨已經分裂。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左”傾錯誤的直率批評，使毛澤東認為黨的分裂將由可能變為現實。他在3月2日會議上講，去年八大二次會議上我就說過，危險無非是：一世界大戰，二黨的分裂。當時還沒有顯著跡象，現在有這種跡象了。正是在這種國內外形勢的影響下，他主觀地認定廬山會議上的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自此把階級鬥爭擴大到黨內。20世紀50年代末期以後，蘇聯大黨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嚴重，使中蘇關係逐漸緊張，並最終導致了60年代的中蘇大論戰。這種政治形勢嚴重影響了毛澤東對國際共運形勢的判斷和對國內形勢的客觀分析，並使毛澤東在思想上形成了“左”傾錯誤急劇發展的放大機製。一方麵，他越來越無視各國的實際情況，從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出發，用自己的“左”傾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去觀察、分析、評判別國、別黨的內部政策，加重了反對修正主義的緊迫感；另一方麵，以從對別國、別黨的所謂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中得出的更“左”的理論去分析、判斷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勢，更增加了防修的緊迫感。這兩個方麵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在1962年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這種理論又經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實踐和中蘇大論戰的推動，最後形成了“繼續革命的理論”。由此可見，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每次升級，絕不是矛盾鬥爭性理論的邏輯推演，而是國際國內形勢相互作用的產物。
（三）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準備不足，曆史傳統也會影響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處理不好同樣會導致失誤
從曆史傳統的角度看，中國社會具有不成熟性，其主要表現是生產力極端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可以說，這是“左”傾錯誤產生的最深刻的社會曆史根源。因為當代社會主義實踐已證明，經濟文化越落後的國家，那裏的人民和領導人就越難準確地理解科學社會主義，就越容易犯錯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本質上就是馬克思主義改造傳統文化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也不能否認傳統文化中的消極的一麵會影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這後一種情況，就成為導致“左”傾錯誤的傳統文化根源。
中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度，平均主義、“大同”思想是傳統農業文明追求的目標，這種思想在中國存在著深厚的社會曆史基礎。毛澤東諳熟這些思想，並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曾三次用“大同”來比喻我們要建立的理想社會。毛澤東在此是想用中國的民族性的語言來形象地說明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他並不是追求“大同”中的絕對平均。因為，他向來是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的。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他確實表現出了對平均主義的向往，不再批判平均主義，且一度將其當作社會主義的特征，這顯然是受傳統文化中平均主義的影響所致。從農民的角度講，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整個農村仍然是小農經濟思想占主導地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習慣心理仍在起著作用，這使他們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平均主義傾向有著天然的心理同構。經驗說明，廣大農民大部分是從“大同”和“平均主義”這種傳統思想去理解社會主義的。所以，他們對社會主義表現出的積極性有時隻是一種追求“平均”和“大同”的個體生產者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有兩麵性：確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因素，又有平均主義和狂熱的成分。毛澤東當時沒有全麵分析這種積極性，過多地看中和肯定了其中積極的一麵，忽視了其中消極的一麵，加之沒有科學地引導，從而加重了急於求成的失誤。
五、對探索中所遇到的幾個重要關係的辯證思考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毛澤東未竟事業的繼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中所遇到的許多重大問題，同樣是今天麵臨的重大問題，因此，在分析了毛澤東的探索過程以及成功和失誤的基礎上，對下述既有重大理論意義又有巨大現實意義的幾個重要關係進行深入的思考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關於政治和經濟的辯證統一問題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諸方麵的問題，特別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問題，就以新的形式提到了人們麵前。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規定了無產階級曆史使命的戰略轉變，它必須從一個“破壞”的階級轉變為一個“創造”的階級；從一個“政治鬥爭”的階級轉變為一個“經濟建設”的階級；從一個致力於“人與人開戰”的階級轉變為一個“主要是向自然界開戰”的階級。這種曆史使命要求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新條件下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問題做重新思考。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文明指標應由兩個方麵構成，一個是政治製度方麵，一個是經濟發展方麵。前者規定了社會的政治性質；後者規定了社會發展的經濟水平。這兩個方麵在社會主義階段應在比較高的程度上協調發展。它的特征可以表述為列寧的一句名言：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電氣化。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建設有兩個本質方麵的問題，一是追求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二是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這是毛澤東讚同的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基本看法。據此，毛澤東認為，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必須將政治與經濟建設兩個主題辯證地統一起來。
毛澤東的這種在總體戰略上將政治與經濟二重主題辯證統一起來的設想，具體地說來，就是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必須始終關注兩個方麵的任務，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化和經濟文化上的現代化，即社會主義＋現代化。因而，他反複強調：“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毛澤東強調在搞經濟建設時，不要忘記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在學習各門專業知識時，要做到又紅又專；在選擇幹部時，要德才兼備；在學校教育中，要德智體全麵發展。
毛澤東關於政治與經濟二重主題辯證統一的思想，在具體貫徹時，既取得了成績，也有偏頗。一方麵，他的這一思想試圖以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與經濟辯證關係的理論（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反作用於經濟），來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因而，從理論的角度看，並沒有多大失誤。他據此提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的論斷也是正確的。在實踐中，這一思想對保證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方向，對激發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培養合格的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麵，他又存在著過分強調政治的反作用，用政治工作代替或促進其他工作的偏向。從戰略角度看，他的政治與經濟辯證統一的思想，隨著社會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日益嚴重，逐漸演化為“抓革命促生產”的模式，這種模式規範著其他一切工作，使正常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工作不能按照它們自身的規律進行。
毛澤東這一思想及其在實踐中的經驗教訓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有價值的，正是在總結這些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新時期黨中央製定了“兩個文明”一起抓的戰略部署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然而，前幾年又出現了“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從毛澤東“左”傾失誤的一端走向了另一端，在戰略上缺乏對資本主義侵蝕的應有的警惕，在戰術上任意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終於釀成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現在，我們應該在兩個極端做法的對比中，研究出符合規律的戰略和策略，搞清楚在新的形勢下到底應該怎樣才能做到毛澤東提出的政治與建設二重主題的辯證統一。
（二）關於鞏固與建設的辯證統一問題
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毛澤東一方麵強調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一方麵又反複說明，“新的社會製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不能認為新製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鞏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鞏固。”因此，鞏固新製度，建設新國家，始終是毛澤東關心的兩個主題。不難看出，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他總是試圖從鞏固與建設二重主題的辯證統一中找到路線、方針、政策產生的內在根據。
毛澤東用對立統一規律來分析鞏固與建設的關係，認為二者是對立的，但又是統一的。其對立表現在，從既定的經濟實力來看，要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就不能分出太多的精力去從事國防建設和處理國內的階級鬥爭問題，但過多地傾向於鞏固事業，又必然影響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順利進行。但他更多地看到了二者相統一的一麵。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麵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是社會主義製度鞏固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麵，隻有鞏固的社會製度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因此，他認為，其一，要使社會主義製度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隻有具備了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才算充分鞏固。其二，在政治建設上必須實現民主化。他說，貫徹自由與紀律、民主與集中的統一的原則，就是為了使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是為了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提出搞好黨群關係也是因為，如果黨群關係搞不好，社會主義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其三，在文化建設上必須建立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新部隊沒有造成以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不會充分鞏固的。”這三個方麵都說明了建設對鞏固的作用。反過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還必須采取直接的鞏固措施來保證建設事業的進行。在這方麵，毛澤東是著重從以下兩個方麵考慮問題的。一是在國內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對人民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搞好國內的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為此他曾對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的主要戰線，社會主義時期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的根源、特點以及處理的方法，進行過許多有價值的探索。二是非常注意國際因素對中國社會主義製度鞏固的影響。在這個方麵，他有三個觀點值得我們重視，一是他提出可以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大做文章，借以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二是他提出了關於“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這就擺脫了在西方資本主義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雙重壓力下，中國可能出現的孤立處境，重樹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鞏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三是在1959年正式提出了反對“和平演變”的對策，以對付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五十年代提出的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策略。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極端仇視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威逼下艱難地進行的。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鞏固與建設二重主題的辯證統一，並且多方麵論證了二者的辯證關係，在這種辯證關係的基礎上進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是，由於他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對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了，因此，在實踐中逐漸地偏離了這方麵的正確思想，片麵地強調了鞏固的直接措施，而忽略了經濟和文化建設對鞏固的作用，特別是強調階級鬥爭在鞏固中的絕對地位，從而出現了“左”的失誤，這是值得吸取的沉痛教訓。
但是，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現在，毛澤東強調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對於毛澤東這方麵的思想，哪怕是存在重大失誤的思想，都應當重新思考。第一，社會主義製度鞏固的問題遠沒有最後解決，在資本主義包圍下進行經濟建設，不能忘記鞏固方麵的措施，當然這種措施必須具備切實可行性。第二，毛澤東提出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反對“和平演變”的理論，包含著大量的合理內容和成分，應該在分析這些思想的基礎上結合當前新情況，創造出這方麵的正確理論，以指導這方麵的實踐。
（三）關於改造世界與改造人的辯證統一問題
在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就提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同時，毛澤東還指出了這種改造的時代性，認為隻有到了共產主義時代，這種改造才會達到全人類的自覺。毛澤東的這一深刻思想，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得到發揮，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他始終關心著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人兩個方麵的辯證統一問題。20世紀50年代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他強調在改造製度的同時，對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改造，采取了改造社會與改造人並舉的方針。在“大躍進”運動中，他強調“又紅又專”，要人們在實踐中掌握專業知識和培養自己的共產主義思想；在後來的實踐中，又強調在大風大浪裏鍛煉革命的接班人。對於這一切，盡管由於複雜的原因有時客觀效果不佳，但其思想是一貫的。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闡述了許多這方麵的思想，在人的改造的內容上，他主張人的認識能力、人的價值觀念和人的思想意識的全方位改造。在人的改造特點上，他強調人的改造的普遍性，他指出：“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他還指出人的改造具有長期性和艱巨性，因為“反映舊製度的舊思想的殘餘，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裏，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因此，要活到老，學到老。在改造的方法上他強調應實現讀書與實踐相結合，實現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的統一。
上述關於毛澤東改造世界與改造人的辯證統一的思想，總的來說是正確的，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又有許多偏頗。其一，他強調的對人的改造偏重於人們的思想改造，忽視了人的專業知識和業務素質的提高，比如，將“又紅又專”二者割裂開來，片麵強調“紅”，甚至將刻苦學習專業知識的人視為走“白專道路”而加以批判。其二，他越來越強調直接的實踐在改造人的過程中的作用，將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的辯證統一過程，片麵地歸結到改造客觀世界的單一的過程裏麵去，忽視了係統地進行理論學習的必要性，而且他所強調的實踐又主要是階級鬥爭的實踐，這就在改造人的方法問題上更加偏離了正確的軌道。
雖然毛澤東在改造人的問題上存在著失誤，但是，對他這方麵的思想和實踐，我們必須辯證地對待。近年來又出現了隻重專業知識，不重視思想培養，隻重理論學習，不重視實踐鍛煉的偏向。這種偏向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已造成和正在造成著不良後果，這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對上述幾個關係的處理，既有成功的經驗，又有失誤的教訓。但無論是成功還是失誤，這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都值得認真地總結。因為，這些問題無論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注意的問題，因而，對它們的思考和研究將永遠具有重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