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
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必須以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為前提。同樣,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做到真正地相信和依靠群眾,還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因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與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密切相關。毛澤東說:“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於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但二者又有不同,前者的著眼點在於以曆史辯證法為依據來協調人民群眾內部的全方位關係,從而建立正確處理人民群眾內部利害衝突的自覺調節機製;後者的著眼點在於以唯物史觀為依據來協調黨群、幹群關係,所以毛澤東又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確定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基本方針。毛澤東以社會基本矛盾的一般理論為依據,以蘇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經驗教訓為借鑒,並涵收了中國民主革命時期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豐富經驗,從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新特點入手,在科學地剖析社會主義建設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確定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旨在為調整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內部矛盾提供科學的方法論。這個方針在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的領域又具體化為不同的具體原則。這個方針的提出是非常及時的,在國際共運史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理論上來看,其基本內容也基本上是正確的。誠然,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的失誤,但這種失誤本身恰好證明了貫徹這一方針的必要性。
4.關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開拓出了一條中國式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既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具體設想,又有別於蘇聯的革命實踐,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之所以如此,歸根結底在於堅持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1956年後,毛澤東決定,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如中國的民主革命一樣,必須走自己的路,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必須作為一個建設的方針貫徹下去。這個方針的精神實質在於突出地強調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規律、特殊道路,主要由中國人自己來認識、來選擇,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隻能靠中國人自己。從國際交往和實踐的角度來看,這一方針的意義在於:一方麵,對我國說來,要堅決反對一切外國人對我們的建設發號施令;另一方麵,我們也要尊重別國人民獨立自主的權力,對於別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我們無意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別人。還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並不是反對對外開放,他主張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對外開放的前提。在實踐中,他確有片麵強調自力更生,忽視對外開放的情況,但我們切不可把二者對立起來。實踐已證明了忽視自力更生的危害性,因此,應以現實為基礎,重新研究和辯證地對待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以更好地指導實踐。
總之,毛澤東確立的這些方針相互聯係,但側重點又各不相同,形成了一個思想體係,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起著指導作用,這個體係既有邏輯的可證明性,又有現實的社會實踐作為基礎,因而保證了它們的科學性,同時也昭示了它們的永久生命力。
(二)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內在精神和民族特點為依據,以二者在實踐中的結合為契機,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和途徑進行了匠心獨運的設計
1.經濟建設的目標和途徑
在生產力落後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對經濟建設目標和途徑的設計要充分考慮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方麵要考慮社會主義理想對生產力發展目標的內在要求;一方麵又要以現有生產力水平對這種內在要求滿足的現實可能性為依據。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本身的鞏固必須以高度發達的物質生產力為基礎,而要達到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又必須以現有的生產力水平為起點,經濟建設目標和途徑的設計必須反映這兩個方麵的有機結合。這兩個方麵之間的差距在不同的國家是不一樣的,這是各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目標與途徑各異的最終根源。
毛澤東在設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目標和途徑時,是充分考慮這一點的。他深知,一方麵,正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微弱和不發展,才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薄弱的環節取得了勝利,奪取了政權;另一方麵,也正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的不發展,才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缺乏實現社會主義宏偉目標的經濟手段。正是在對這種現實存在的矛盾思考中,他為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設計了總體的目標和途徑。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基礎上取得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麵對的仍然是一個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農業經濟基礎,這顯然不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馬克思說:“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隻是後者的未來的景象。”這樣,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宏偉藍圖,就要首先實現由落後的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家的曆史轉變,實現這個轉變就成為毛澤東設計的經濟建設的總體目標。對於中國經濟建設的目標,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有許多設想。他在1944年給秦邦憲的一封信中,曾明確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基礎是工廠與合作社,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個體經濟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在建國前夕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重申上述思想,指出,在新中國建立後,要“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進而“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本打算通過搞新民主主義社會來實現由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但曆史的進程改變了他原來的構想,我們國家在沒有實現這種轉變之前就很快過渡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實現這種轉變也就自然地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總體目標。因此,從50年代開始,他反複強調,要使中國在工業化和文化發展上盡快趕超世界上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水平。
為了達到經濟建設的總體目標,毛澤東傾盡畢生精力探索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1956年以前,基本上是照搬蘇聯工業化的模式,當這種模式的弊端暴露出來之後,毛澤東就以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為借鑒,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大膽設想。這個設想,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不斷完善和發展,從而成為獨具特色的工業化模式,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重大的現實意義。這個道路的特色在於,他以矛盾學說為理論支點,提出了與蘇聯工業化不同的關於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等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以及“發揮兩個積極性”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等經濟管理思想,它還強調了要勤儉節約、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等優良傳統。
2.政治建設的目標和途徑
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自然要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一般理論為指導,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隻是揭示了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一般規律,並沒有也不可能窮盡一切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多種形式。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各社會主義國家對政治建設目標和途徑的設計,也就必然帶上各個民族自身的民族特點。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既沒有采取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在革命勝利後可能采取的政治建設模式,也沒有完全照搬蘇聯的政治建設模式,而是將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和中國社會的具體特點結合起來,在吸取蘇聯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設計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目標和途徑。他的這方麵的思想,集中地體現在他的《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以及以後的一係列的講話、談話、讀書筆記和會議文件中。
從這些文獻和毛澤東的政治建設實踐活動看,他是要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為一個在各方麵都富有朝氣和充滿活力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他的這個政治建設的目標,昭示了他對獨立、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追求。他認為:“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對社會主義政治建設這一目標的追求,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逐漸地具體化和現實化。1957年7月,毛澤東寫道:“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設計了各種途徑。其一,他設想搞好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製來達到這一目標。“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製。”“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其二,在參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驗和總結中國革命時期政權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創設了獨具特色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在本質上,這個製度是實現這個政治目標的重要保證。其三,與官僚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他認為官僚主義是實現這一政治目標的最大障礙。所以,他一生從未放棄與官僚主義進行鬥爭,即便是“文化大革命”,在他看來,也是為與官僚主義進行鬥爭而采取的措施。
3.文化建設的目標與途徑
在毛澤東看來,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所以,他說:“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這個文化高潮將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認為,必須堅持:(1)民族性。中國社會主義新文化必須具有自己的民族特點和民族的表現形式,既要反對“全盤西化”,又要反對文化保守主義,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2)科學性。社會主義文化的生命力在於它的科學性,因此,文化建設必須堅持科學性原則,一方麵要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文化建設;另一方麵,要對封建文化和西方文化采取辯證否定的態度,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3)人民性。社會主義文化是為人民服務的,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人民大眾的文化。一方麵,文化的各種門類要采取大眾化的形式;另一方麵,要向全國人民普及文化。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目標和途徑的設計,雖然就其理論自身和實踐來看,都有不足的地方,都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其合理的因素和內在精神還是有永久生命力的。
從總體上看,無論是毛澤東製定的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基本方針,還是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目標與途徑的設計,都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依據,又有中國民主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豐富經驗為依托,還以蘇聯等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為借鑒,又立足於中國的基本國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規律。這說明,它們既體現了社會主義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中國色彩,這是毛澤東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中的巨大貢獻。
概言之,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毛澤東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是主導的方麵,但是,不可諱言,在探索中,他也有某些失誤。從總體上看,他的失誤主要在於1957年反右派鬥爭發生後,他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上日益表露出“左”的傾向,犯了“左”的錯誤,而這些“左”的錯誤又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在經濟建設方麵的表現
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毛澤東就不失時機地將經濟建設的任務提到了黨和人民的麵前,並鑒於蘇聯在經濟建設上的某些失誤,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建設道路,試圖以一種獨特的建設方式,使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速度,不僅要高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而且要高於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毛澤東很快就找到了一種方式,那就是“大躍進”(毛澤東後來稱之為“大試驗”)。正是在這個大試驗中,他經濟上的“左”傾思想急劇膨脹,給中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對於這種“左”傾錯誤,毛澤東自己也是有所認識的,並且首先發現和積極去糾正這種錯誤。他在1959年2—3月間為糾正這些失誤而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說:從1958年9月起,“有一個很大的冒險主義錯誤”,“黨內的主要傾向還是‘左’”,他還表示要為錯誤承擔責任,說“中央可以不講,我個人可以講,我一講,我就沒有包袱了。”毛澤東承認在經濟建設上犯了“左”的錯誤,並認為這是一種冒險主義,這種認識是深刻的。當然,他在這裏承認的冒險主義,隻是就具體工作而言的,而不是認為在經濟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上有冒險主義,這是他的局限性。然而,事實上,當時無論在具體的工作中,還是在指導思想上都有冒險主義的傾向。這主要表現在:其一,在指導思想上,不是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出發,去製定建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而是從快速改變落後貧困現狀的主觀願望和曆史責任感出發,從而急於求成,急躁冒進,具有明顯的冒險性。其二,在“大躍進”中經濟建設的目標和步驟的設計與安排上,不是從實際力量出發,去製定符合實際的建設指標,而是不顧實際國力,從趕超發達國家的預想出發,先確定趕超的總目標,然後逐層製定為達到這一總體目標而應完成的各層次的指標,盲目求快。其三,采取了具有冒險色彩的戰略措施,試圖以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動性來彌補物質技術力量的不足,用搞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來進行經濟建設,這實際上是以人民群眾的主觀熱情來代替科學精神。
(二)在社會製度建設方麵的表現
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毛澤東在社會製度變革方麵的“左”傾錯誤主要表現為具有空想性因素,這個空想性首先表現為以超越社會發展曆史階段為內容的“大過渡論”(即把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看成過渡時期的理論)。這是一切空想性的表現的理論依據和總體歸屬。因為,按照“大過渡論”的邏輯必然導致:一是混淆社會主義與過渡時期的界限,二是混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也就是從根本上否定了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從而超越社會發展的曆史階段,急於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其次,表現在急於在“一窮二白”的落後生產力水平上建立“一大二公三純”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必須要以生產力的現實水平為依據。人民公社化運動離開了生產力的客觀限製,單純地求大、求公、求純,這就不能不陷入空想。再次,表現為對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地位和作用的忽視以及對產品經濟的無限製渴求。商品經濟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曆史形態,是不可超越的。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急於消滅商品經濟,無視價值規律的作用,從主觀出發,人為地取消這些客觀的法則,這也不能不陷入空想。雖然毛澤東在糾“左”的過程中也曾一度看到了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聯係,並提出了價值規律是一個大學校的著名論斷,但他始終沒有將商品經濟的存在上升到社會曆史發展形態的高度上來認識。最後,還表現為這種模式將平均、平等作為追求的核心目標,它試圖在生產力還如此落後的情況下,取消按勞分配,徹底消滅社會的不平等,實現按需分配,實現社會的完全平等,這也是不可能的。
(三)政治和文化建設方麵的表現
如果說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的冒險主義和社會發展模式上的空想性,在某些時候還有某種程度的認識的話,那麼,對於政治文化領域中的“左”傾錯誤,他不僅沒有認識到,而且愈演愈烈。政治文化建設方麵的“左”傾錯誤主要表現為在進行鬥爭時具有盲目性的成分,其總的趨向是導致了階級鬥爭的日益擴大化。這種盲目性表現在:其一,民主政治建設上的非程序性。他不是注重從製度上進行民主建設,而是通過其他的途徑,比如,通過搞群眾性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甚至通過搞所謂的“正確的個人崇拜”,來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其二,知識分子性質歸屬問題上的不確定性。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政治形勢比較穩定,經濟建設順利進行時,毛澤東正確估量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並同意和支持周恩來關於在社會主義社會知識分子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結論。然而,隨著形勢的變化,他逐漸改變了這種正確的判斷,逐步將知識分子劃為剝削階級的範圍,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從而將大部分知識分子作為敵人進行鬥爭。其三,意識形態領域革命的不間斷性。毛澤東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社會主義方向問題,這是對的,但他忽視了意識形態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所謂不間斷的強製性的革命,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這又表現出盲目性的特點。其四,階級鬥爭對象的非真實性。要進行階級鬥爭,首先要明確階級鬥爭的對象,這是進行鬥爭的前提,在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後,雖然也存在一定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注意這些階級鬥爭問題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從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進行的階級鬥爭的實際情況看,從反右派鬥爭,到1959年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再到60年代整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鬥爭的對象上,都存在一些虛假的成分。
從毛澤東對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及其成功和失誤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就是處理下述幾個關係的過程,即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時期的優良傳統經驗,與自身社會主義建設的現實要求,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等關係。從這種實際情況來分析,這裏有兩點重要啟示:一是它以潛在的形式昭示了我們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即一般規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的原則,社會主義模式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相結合的原則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處理上麵幾個關係的過程,就是貫徹這些原則的過程。當這些原則貫徹得好的時候,也就是上述幾個關係處理得好的時候,這個探索就取得巨大成績。反之,則出現失誤。這告訴我們,應該深入研究這些原則的貫徹與探索中成功與失敗的詳細情況,隻有這樣才能深入理解現在進行的改革開放的本質意義,以防出現新的失誤。二是它還從方法論上啟示我們,既然毛澤東的探索過程就是處理上述幾個關係的過程,那麼,其成功與失誤都可以從他對這幾個關係處理的活動中找到原因。基於這種認識,下麵兩個部分,我們將對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基本原則和他探索中出現失誤的原因進行詳細的分析。
三、探索的基本原則
人類曆史的進程,既不是純粹客觀規律作用的結果,也不是人類意識的單純實現,而是曆史客觀規律性與人類合目的性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這種辯證法的觀點表明,創造曆史的人們,雖然麵對著必須服從的規範自己的曆史法則,但又能夠在曆史現實的基礎上,在思維中能動地超越現實,從而對曆史的發展產生出“應然”的要求。人類對自身未來藍圖的合理性設計,就應體現這種曆史尺度與人的價值尺度的統一。因為這種設計本身,既立足現實又超越現實,實質上是一種對曆史、現實和未來的整體把握。所以,對於設計者來說,有沒有正確的總體哲學思維就顯得尤為重要。由此可見,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現實,也必然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與人類價值取向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它是一種既反映了曆史規律的規範作用,又反映了人類自身價值的美好社會曆史形態,因此,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藍圖設計得是否合理,這種藍圖變為現實是否有切實可行性,就看它是不是既能夠反映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體現社會主義的一般內在精神和價值,又能夠反映中國人民的內在價值追求,體現中國的民族特色。實現這兩個方麵的有機結合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順利實現的先決條件。不難看出,這兩個方麵的結合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的結合,它在本質的層麵上昭示著必須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中國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化的雙向融合統一。
要在理論與現實的層麵上實現這種融合統一,必須具有溝通二者的有效橋梁。對於曆史發展道路的探索者說來,就是要找到實現二者統一的基本指導原則。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毛澤東,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人這二重性格在他的身上體現了和諧的統一,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要讓社會主義的內在價值和精神外化為中國的現實,他又是中國人,他要讓中國人民的內在價值追求融於社會主義的曆史洪流中。為了實現這一切,他始終力求站在哲學的製高點上對中國的曆史趨向進行宏觀思考和整體把握,他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思維的工具進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建國以後,在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即將來臨之際,他曾意味深長地說過:“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辯證法在社會主義中如何自由運用的問題。”這句話的深刻含義在於,他要用辯證法來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包括用辯證的方法來處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的關係。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基本原則,就體現在他用辯證法處理這個關係的理論創造和實踐活動中,這些原則是:
(一)社會主義一般規律與民族特色相結合
體現在毛澤東社會主義時期理論與實踐活動中的,首先是社會主義一般規律與民族特色相結合的探索原則。
從理論創造的角度看,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始終強調要用辯證法,特別是用矛盾學說來研究和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問題,實際上這裏就貫穿著如何把握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邏輯的問題。1956年8月24日,他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反複強調中國的東西有它自己的規律,要人們不要忽視這一點,他說: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麵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樣的,但打法各有不同。還說:“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1957年3月17日,在天津市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指出:馬列主義的原理原則在中國實行就要帶上中國色彩,按具體問題來解決。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又直接強調了這一問題,教科書上說:“每一個國家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毛澤東說,這個提法好,並接著指出:在1848年有一個《共產黨宣言》,在110年以後又有一個《共產黨宣言》,這就是1957年各國共產黨的莫斯科宣言,這個宣言就講了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在理論闡述方麵,我們還可以從兩個方麵來證明毛澤東對這一原則的闡發。一是他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批判。1956年,當毛澤東確認斯大林的錯誤屬教條主義性質的時候,鑒於這個教訓,他號召批判教條主義。在他看來,教條主義也就是形而上學,表現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上,就是不顧客觀情況的照搬照抄。例如,1956年4月6日,《人民日報》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明確指出:教條主義“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麵,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精神。”“從提高人民群眾的自覺,鼓舞人民群眾生氣勃勃的首創精神,促進實際工作和理論工作的迅速發展等方麵說來,破除教條主義的迷信,現在仍然是必要。”但當他認為有些人想從根本上拋棄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的時候,他又提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認為,承認十月革命的榜樣,承認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都是一樣的,這就和修正主義對立起來了。這種既反對教條主義,又反對修正主義的理論觀點,正是一般規律與民族特色相結合原則的具體表現。二是他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所寫的許多著作中也體現了這一原則。比如,他對“雙百”方針的闡發,對社會主義建設中十大關係的論述,對社會主義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探索,都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又體現了中國的民族特色。
從建設的實踐過程來看,毛澤東也非常注重社會主義一般規律與中國民族特色的結合。在他領導的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他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改造的一般理論,但又沒有局限於經典作家的某些個別的結論,而是根據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創造性的實踐,創造出了一係列適合中國特點的改造形式和改造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時也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改造的理論。在此後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毛澤東雖然搞了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帶來重大損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但在毛澤東看來,這是堅持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一般理論的,因為不管“大躍進”中對高速度的追求,還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對商品經濟的排斥和對生產資料所有製公有化的單純向往,都有經典的理論根據,同時這又具有創造性,因為用這種方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僅馬克思沒有講過和實踐過,就是列寧和斯大林也很少論及。因此,“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雖然不太成功,但它反映了毛澤東將社會主義一般規律與中國的民族特色相結合的努力。其實,毛澤東在“大躍進”過程中也明確講過這一問題,在標誌著“大躍進”運動蓬勃興起的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質,而不是皮毛。比如說,莫斯科的九條綱領是各國共同的東西,少一條也不行,普遍真理要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隻是照抄,那是過分的謙虛,非普遍真理就是不能照抄。所以,從毛澤東的整個實踐過程來看,他總是試圖用這一原則去解決建設中的重大問題,盡管他解決的不太成功。
(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相結合
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統一性,就是各民族社會主義在一般本質特征上的一致性,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多樣性,是指各民族建設社會主義途徑的特殊性、差異性。統一性與多樣性相結合的原則與上一個原則密切相關,毛澤東堅持一般規律與民族特色相結合的原則,也就符合邏輯地堅持統一性與多樣性相結合的原則。
曆史地看,關於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致性與多樣性相統一的思想,並不是毛澤東的獨創。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針對米海洛夫斯基脫離各民族發展道路的多樣性的看法進行的反駁,就包含著這一思想的天才猜測。列寧堅持並發展了馬克思的這一思想,並明確概括說:整個世界曆史發展有其一般規律,但這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因此“在人類從今天的帝國主義走向明天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同樣表現出這種多樣性。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類型上,在社會生活各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
如果說馬克思和列寧主要是從理論上抽象地談論這一問題,那麼,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真實地實踐了這一原則。毛澤東在思考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時候,主要是參考蘇聯模式進行的,他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看到了與蘇聯相同的地方,又注重中國的建設道路與蘇聯的不同,想創造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模式。1956年以後,毛澤東一直努力實現這一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本身就是一種擺脫蘇聯模式的大試驗,在事實上,也確實顯示出了與蘇聯模式的不同。這正是毛澤東堅持多樣性與統一性原則的具體體現,雖然這種試驗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
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毛澤東沒有照搬蘇聯,無論是在對待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上,還是在對待小農經濟的問題上,都與蘇聯有顯著的不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上,毛澤東更注意體現自己的特色。他對中國的工業化道路的設想與蘇聯的工業化道路更有較大的差異,同時,在經濟結構、經濟體製、政治形式的設計方麵,他都有與蘇聯不同的構想,對於這一切毛澤東都有清醒的認識。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分析了中國與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異同。他說:“兩個國家也是對立統一,中國和蘇聯兩個國家都叫社會主義,有不同沒有?是有的。蘇聯和中國的民族不同,他們那裏39年前就發生十月革命了,我們取得全國政權隻有7年。至於所做的事,都有很多不同。比如,我們的農業集體化經過幾個步驟,跟他們不同;我們對待資本家的政策跟他們不同;我們的市場物價政策跟他們不同;我們處理農業、輕工業同重工業的關係,跟他們不同;我們軍隊裏頭的製度和黨裏頭的製度也跟他們不同。”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他基於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與中社會主義建設關係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明確指出:對於蘇聯的學習要堅持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的原則,強調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有獨創精神。他還運用自己的實踐來說明問題,講道: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有我們的一套內容。基本路線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葉不同,各國如此,各省如此。毛澤東的這些論述,都反映了他在某種程度上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上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相結合原則的重視。
(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探索時所運用的又一個重要原則。毛澤東從來不離開實踐去空談社會主義理論。在他看來,社會主義運動絕對不是純粹的理性運動,絕不是作為產生於精神的精神而消融在自我意識中,而必須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毛澤東在探索中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原則的闡發和運用,可以從他的理論與實踐活動中得到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