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社會政治關係中的任何政治主體，都會對自己所麵對的社會政治事件、社會政治現象產生主觀的反映，形成自己特定的政治意識，並在這種意識的導向下從事政治活動，對於社會政治的運行施加影響，以求達到其政治目的。作為政治理論家和政治活動家的毛澤東，不僅作為個體政治主體，而且更重要的是作為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這些群體政治主體中的著名代表人物處在中國現代政治的運行過程之中的。他對中國政治的運行，對中國現代政治中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呈現出的諸多政治現象的體認和把握，無論是在感性的層麵上，還是在理性的層麵上，都達到了別人所無法達到的高度和水平。正因為如此，他不僅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形成了對中國政治活動的自覺性，而且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從理論上對政治意識和政治活動的規律進行研究，形成了關於政治意識和政治活動的係統思想。這些思想，從理論上講，構成了毛澤東政治哲學的主要邏輯環節和內容；從實踐上講，這些思想曾經對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也必將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政治意識及其本質
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政治意識的一般理論用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政治實踐，並及時總結政治實踐經驗，使其上升到哲學理論的高度，在哲學的層麵上對政治意識進行了多方麵的闡述。在這裏，我們首先分析他關於政治意識的一般觀點，揭示他對政治意識及其本質的總的看法。
（一）政治意識
政治意識作為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所涉及的學科頗多。政治學、社會學、政治哲學等學科，都應當從自己的角度對其進行界定和研究，納入自己的邏輯體係，並對其進行規範性討論。這無論對於各學科的理論建設，還是對指導人們的政治實踐，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到目前為止，從有關政治學、政治哲學等學科的研究著作中看，對政治意識辟專題進行探討的尚屬少見。對經典作家關於政治意識的思想的挖掘，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很不夠，對政治意識之內涵和外延的規定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上述情況表明，在目前情況下，結合社會政治實踐，挖掘整理經典作家有關思想，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意識的理論，並以之指導社會政治實踐，是我們理論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客觀地講，雖然學術界對政治意識的本質規定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但從哲學的高度看，至少在下述二方麵取得了共識：從內涵上來講，政治意識是指一定的政治主體對自身所麵對的政治關係或政治生活的反映或主觀意識，這種主觀意識或反映又會對政治實踐活動產生一定的作用和影響；從外延上講，政治意識是對政治主觀領域的總稱，它既包括個體政治主體的政治主觀領域，又包括群體政治主體的主觀領域。因此，從更進一步的意義上來說，政治意識這一概念，既集中反映和高度概括了政治主觀領域的根本特征，又反映了作為政治意識的各種表現形態的各種政治觀點，它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理論、政治意識形態等等，也就是說，政治意識涵蓋了整個政治的主觀領域。從事實與價值關係的角度看，對政治意識的這種規定，既包括了政治主體對社會政治關係或政治生活的事實判斷，又包括了對這些事實的切身體驗和現實要求，即對社會政治發展的價值判斷。因此，政治的發展也體現了對政治生活中真善美的追求。
就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材料看，毛澤東未曾給政治意識下過明確定義，沒有從哲學的角度對政治意識進行明晰的邏輯規定，而且他也很少使用政治意識這一概念。這是客觀的曆史事實。但這種曆史事實本身並不能證明毛澤東沒有這方麵的思想。我們知道，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範疇是實踐經驗的積澱和凝聚。政治意識是政治哲學理論體係中的重要範疇，政治哲學歸根結底來源於政治實踐。毛澤東是偉大的政治家，而且又是極富哲學素養的理論家，理論和實踐在他身上達到了完滿和諧的統一。因此，他在實踐中不可能不對政治意識的有關問題進行闡發，隻不過沒有將其係統化、明確化罷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根本的原因在於毛澤東的哲學致思傾向。毛澤東研究哲學的目的並不在於純理論的邏輯推演，即不在於構築一個理論的體係，而在於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因此，實踐的需要就成為他研究理論的最終歸宿，正因為這樣，他很少給自己所提出和使用的概念下明確的定義。另外，文字語言或概念符號的出現或其內涵的演變也是有自身規律的，一個概念的出現或使用它的頻率的多少與社會發展的趨勢有關，和時代脈搏的跳動有關。在毛澤東從事哲學活動的過程中，“政治意識”這一概念在當時文字符號中也許還不太常用，而毛澤東關於政治意識的許多思想和觀點的研究和闡發，是借助於與此不同的語言符號來表達的。其實這種情形在哲學思想發展史上是常有的。哲學中的一些概念、範疇是後來的哲學家所規定的，其思想則在前人的著述中蘊含著，以萌芽的形式存在著。也正因為這樣，馬克思關於“從後思索”的思維方法論，在研究思想發展史的過程中，才具有現實意義。馬克思說：“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這種“從後思索”的思維方法，對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就是從思想發展的比較成熟的現代形態，去追溯那些過去的比較不成熟或胚胎形態，把握思想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內在聯係。其目的就在於，一方麵站在現代思想發展的高度去發掘、闡發、弘揚前人思想的現代價值；另一方麵又在前人思想的啟發、感染和激勵下，推進現代思想的更進一步發展。對於毛澤東政治意識概念的研究也不例外，我們正是站在現代政治意識理論發展的高度上，結合當代社會新的實踐，通過分析、考察、研究他的政治實踐和有關政治著作，去探討、挖掘他關於政治意識的思想，使他的許多不係統的論述係統化，使他的隱形的思想顯形化，弘揚他這方麵思想的內在價值，發揮這些思想對現實的指導意義，促進政治意識理論的發展。這是我們研究毛澤東政治意識概念時必須記住的重要之點。
關於政治意識概念的闡述，毛澤東在論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政治實踐時，使用和闡發了與政治意識相近、相關或包含在政治意識之中的大量的概念，研究這些概念將有助於我們對他關於政治意識概念的闡明。例如，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他使用並闡述了“革命的態度”、“政治主張”等概念；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使用並闡述了“政治水平”、“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等概念；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論述了樹立革命群眾的政治信仰問題；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論述了中國各個階級的“政治態度”問題；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中論述“幹部問題”時又提出了“政治遠見”的概念；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使用並論述了“政治警覺性”的概念；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使用了“政治立場”、“政治感覺”等概念；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使用了“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政治觀點”和“意識形態”等概念，等等。
由上麵的列舉可以看出，盡管毛澤東沒有給政治意識明確下定義，但他所闡述的思想確實涵蓋了政治意識內容的主要方麵。首先，這些論述包括了政治主觀領域所有方麵，既有反映毛澤東對個體政治主體主觀領域的看法，又有對作為政治主體的政黨、階級、國家、民族的主觀領域的看法。其次，這些論述涉及到了政治意識中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換句話說，他對政治意識的一般本質特征和這種本質特征的具體表現形態以及二者的關係，都進行了論述。再次，這些論述還涉及到對作為低水平政治意識的社會政治心理和高水平政治意識的社會政治理論或政治意識形態及二者關係的看法。最後，這些論述還有關於作為政治主體的領袖或先鋒隊與一般群眾的政治意識及二者關係的看法。總之，毛澤東對政治意識的論述是豐富的，思想是深刻的。我們應該有意識地去挖掘、整理和闡揚。
（二）政治意識的本質
政治意識滲透於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麵，政治意識是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人們的政治意識的根源在哪裏呢？如何理解它的本質呢？這是毛澤東在從事政治活動的過程中時刻關注的問題。
馬克思在揭示包括政治意識在內的社會意識的本質時明確指出，社會意識是人們的“現實關係和活動、他們的生產、他們的交往、他們的社會政治組織的有意識的表現（不管這種表現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毛澤東堅持了馬克思這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並由此出發對政治意識的本質作了科學的規定。他說：“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質生活以外，還從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與物質生活密切聯係），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種關係。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在這裏，毛澤東一方麵指出包括政治意識在內的人類認識來源於人們的實踐，另一方麵也指出了人們的經濟地位對人們的政治意識的決定性作用。因為階級就其本質來講，是一個經濟實體，即特定生產關係的承擔者，階級差別的基本標誌，就是它們在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這就是說，“階級地位”實質上是體現了經濟地位。同時，一定階級的經濟地位必然會在階級的人們的思想中有所反映，形成特定經濟地位基礎上的階級的特定的政治意識，所謂“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實質上就是講的意識的階級性或階級的政治意識。
人們的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政治意識這一基本觀點，是毛澤東分析政治關係的理論支點。他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政治關係、階級關係進行了科學的解剖，並在此基礎上製定了正確的鬥爭策略，指導著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這一思想之所以會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政治實踐產生如此巨大的推動作用，是因為階級的政治意識的性質和力量，是政治鬥爭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問題。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了解階級之間的關係和敵、我、友問題，對於革命是舉足輕重的。但敵我友的區分需要看政治態度的傾向性，即政治意識的階級性。而要明確政治意識的傾向性，則要找到一個確定政治意識性質的標尺。毛澤東成功地找到了這個標尺，這就是人們的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政治意識。對此，毛澤東闡述了如下主要內容：
首先，各階級的不同的經濟地位決定了其政治意識的質的區別。基於共同經濟地位的同一階級的人們必然要在政治上產生共同的政治傾向，相反，基於不同經濟地位的不同階級的人們必然要在政治上產生不同的政治傾向。突出的表現是，作為同一階級的人們對於一切關係到本階級利益的政治問題，都有大致相同的政治立場和態度。而不同階級的人們對於一切的政治問題，由於從各自的階級利益出發考慮問題，必然出現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態度。物質利益是決定同一階級或不同階級之間形成相同或不同的政治態度、政治立場即政治意識的最深刻的原因。這是毛澤東關於這一問題的最基本的觀點。這一觀點體現在他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政治實踐的具體過程中。
在民主革命初期，根據中國階級結構存在的實際情況，毛澤東認為中國存在著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由於這些階級在經濟中占不同的地位，所以他們的政治意識是不同的，也就是說這些不同的階級對當時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重大政治問題會產生不同的政治態度，對於發生的社會革命會產生不同的認識。他指出：“五種人各有不同的經濟地位，各有不同的階級性。因此對於現代的革命，乃發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對革命守中立，參加革命和為革命主力軍之種種不同的態度。”這一思想在1925年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得到了最初的表達，後來隨著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發展逐漸充實和完善。
其次，同一階級不同層次的人們，由於經濟地位的差異，其政治意識也不盡相同。一般說來，階層是指同一階級內部因生產資料占有程度的不同和由此而導致的經濟地位上的差異而分成的若幹層次（階層還有一種含義，即由各階級出身的分子根據相同的特征組成的社會集團）。處在各個階層上的人們正是由於其階級內經濟地位的不同，才決定了不同階層的人們的政治態度、政治觀點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毛澤東在分析中國資產階級時，將其分為兩個層次：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並提出了二者具有不同的政治意識。他指出：“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是極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意識就不同，“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讚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其政治主張為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
毛澤東對小資產階級的分析也體現了他的這一思想。他認為，小資產階級內的各個階層雖然同處於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但有三個不同部分，這三個部分的政治意識也是不一樣的。第一部分是有餘錢剩米的，發財觀點極重，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中產階級地位。這些人膽子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和中產階級頗接近，對於中產階級的宣傳頗相信，對於革命取懷疑態度。第二部分是經濟上大體上可以自給的，他們也想發財，但趙公元帥總不讓他們發財。他們雖然敢於罵洋人、罵軍閥、罵土豪劣紳，但對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運動不敢貿然參加，“取了中立的態度”，但絕不反對革命。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這部分人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迫切希望改變現實，是小資產階級的左翼。
再次，經濟政治的發展變化決定政治意識的發展變化。經濟和政治是動態發展的，當經濟政治的變化發展有利於或不利於某個特定的階級時，他們的政治意識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其政治態度不斷發生轉變就是明證。毛澤東指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帶兩重性的階級。一方麵，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又受封建主義的束縛，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矛盾。從這一方麵說來，他們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另一方麵，由於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由於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係，他們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他又指出，一方麵——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麵——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麵性，所以就決定了他們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夠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成為革命的一種力量；而在另一個時期，就有跟在買辦大資產階級後麵作為反革命助手的危險。他們對於革命的政治態度正是以其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利益為轉移的。這就說明了經濟政治的變化發展決定政治意識的變化和發展。
毛澤東對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意識的這些論述無疑是正確的，但經濟的這種決定作用是從根本意義上講的，它並不意味著政治意識的形成或改變與其他因素毫無關聯。這裏涉及到一個理論問題，即階級的政治意識與階級個別成員的政治意識的關係問題，也就是政治意識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共性和個性是辯證統一的關係，共性不能離開個性而存在，個性也不能離開共性而存在，共性隻能大致包含個性，但不能完全代替個性。毛澤東對共性和個性的關係有著更深刻的理解，並且將其看成是矛盾問題的精髓。他認為，階級意識的共性無非是共同階級利益基礎上階級情感的融通性、階級理想的共同性、階級生活的趨同性，但這不能否認個別階級成員在政治意識上對本階級的叛逆性。所以，毛澤東主張在考察一個革命者時，既要看他的成分和出身，又不能完全歸結為他的家庭出身。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政治意識並不完全取決於他的家庭的階級地位。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這是黨和毛澤東的一貫思想，正因為這樣，吸引了一大批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人參加了革命，在革命的熔爐裏徹底轉變了自己的政治意識，這是辯證法的思想在政治意識理論中的貫徹和體現。
二、不同層次的政治意識
唯物史觀認為，一定的社會意識由於其發展水平和概括程度的差異，按照從感性到理性、從低級到高級的次序，可以區分為兩個基本層次；社會心理和理論意識。作為社會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政治意識，根據它的發展水平和概括程度的差異，同樣也可以分為兩個基本的層次：政治心理和政治理論或政治意識形態。毛澤東在實踐活動中特別注意這兩個層次的政治意識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表現和作用，既注重研究人心向背，又注意理論的指導作用，且極力使二者結合起來，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一）政治心理
作為低層次政治意識的政治心理，是指階級社會中的一定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對社會政治關係或政治生活的一種不係統的、不定型的、自發的反映形式。它表現為人們的政治感情、政治傾向和政治信念，是一種不夠深刻的、尚未上升為理論的政治意識。
雖然政治心理這種政治意識，對政治生活和政治關係的反映不甚深刻，但它對於人們所從事的政治活動的影響卻是巨大的。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政治生活中的所謂“人心向背”問題。毛澤東從事政治活動的一個重大的特點就是對“人心向背”問題非常重視，而且在這方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也就決定了他對政治心理必然具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從他的實踐活動和實踐活動中留下的大量著述來看，他這方麵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明確人們的社會政治心理是分析判斷革命形勢、破除悲觀思想、增強革命意誌的客觀前提。政治心理一般都是通過人們的政治情感、政治傾向、政治觀念和政治態度表現出來，這些政治心理特征反映了人們的政治欲望和要求，反映了人們的政治心理趨向，因此它們就成為政治形勢的主要因素。政治家在從事政治活動、觀察政治形勢、製定政治策略時，就必須考慮這一重要因素。1915年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文中，談到成熟的革命形勢時指出了三個主要的特征：“（1）統治階級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2）被壓迫階級的貧困和災難超乎尋常的加劇。（3）由於上述原因，群眾積極性大大提高，這些群眾在‘和平’時期忍氣吞聲地受人掠奪，而在動蕩時期，整個危機形勢和‘上層’本身都迫使他們去進行獨立的曆史性的發動。”
很顯然，列寧講的第三條，就是講的群眾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態度和要求的問題。也就是說，這裏的“積極性”是指被壓迫階級不願再維持現存秩序，迫切要求改變現狀，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治心理傾向。列寧把它看作革命形勢到來的一個重要特征，把它看成製定政治策略的根據，反映了他對政治心理的重視。
毛澤東將列寧的這一思想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並進一步發揮和展開了這一思想，時刻將人們的社會政治心理作為製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作為判斷革命高潮的根據。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有些同誌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危機關頭，對紅色政權的存在產生了懷疑，發生了悲觀的情緒。毛澤東認為，在判斷中國的政治形勢時，要采取正確的方法：“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隻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要透過現象抓本質，就可以看到現在的形勢可以用中國的一句老話來概括，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意是說革命的星火點燃了埋藏在群眾心裏的憤怒和反抗的幹柴，可以形成革命的形勢。在這裏，毛澤東正是通過分析群眾的政治心理、政治要求來說明這一問題，並據此判斷革命形勢的。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誌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為不然。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隻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判斷。既然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和它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導致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使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讓步的事實，這就必然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中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製地增加軍隊，並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於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利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於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升學，許多在校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後，許多畢業學生就業無望。在此，毛澤東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政治心理，從而得出了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結論。
其次，政治心理的趨同和彙聚顯現了一種政治力量，這種政治力量反映了人心向背。這種人心向背的力量在政治鬥爭中是一種巨大而無形的衝擊力。它是通過施行政治活動的政治主體來起作用的。在曆史上憑借政治心理的力量來加強自己的統治的例子很多。春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管仲認為，順民心是為政之本。戰國時期的孟軻主張“政在得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孫中山在寫《建國方略》時也看到了這一問題。他說：“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汙，係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列寧也十分重視人民群眾政治心理對於革命的作用。他說：“應當同工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非常熟悉工人生活，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正確地判斷群眾的情緒以及他們的真正願望、要求和想法，能夠不帶半點虛偽的臆測來確定群眾的覺悟程度，確定群眾受了某些舊偏見和舊殘餘多少影響，能夠用同誌的態度對待群眾，關心滿足群眾的要求，以此贏得群眾的無限信任。”如果我們連群眾的情緒都不十分清楚，不善於跟群眾打成一片，不善於發動工人群眾，就根本談不到發揮社會民主黨的革命先鋒隊的作用。毛澤東繼承了列寧的思想，揚棄了中國先哲的思想，在政治實踐中非常重視政治心理的力量。正因為如此，他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始終把群眾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求解放和謀利益的，因此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相信人民群眾。為此必須和人民群眾密切結合，及時了解人民群眾的政治心理，引導他們進行革命。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和毛澤東就認識到“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隻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隻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從而把組織革命戰爭和改良群眾生活看成兩大任務。這樣就會將群眾中蘊藏的巨大潛力發揮出來。要做到這點，毛澤東指出：“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即使在戰爭年代，“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誌脫離了群眾，不了解群眾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隻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後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在毛澤東製定的群眾路線的基礎上，我們黨充分注意群眾的政治心理，使其成為進行革命的堅強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