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誌在1940年論述中國的政治文化動向，說明中國的發展前途時，提出了“真理隻有一個”的哲學命題。這個命題，不僅在理論上完全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路線，而且在實踐上，它所含有的特定社會生活內容，已為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革命的成功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所證實。可是，近幾年來，有人對這個命題提出異議，指責“真理隻有一個”是真理問題上的獨斷論，限製了科學、民主和自由的發展。他們提出真理是多元的，並試圖用真理多元論代替真理一元論。不過，近幾年的社會生活表明，真理多元論的觀點，不但在政治上被一貫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利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領導地位，而且在理論上自覺不自覺地滑向主觀真理論，成為真理問題上的相對主義。為了分清真理問題上的是非，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重新探討毛澤東的一元真理論，把握“真理隻有一個”命題的確切含義，是會有裨益的。
一、“真理隻有一個”與真理的具體性
列寧曾多次強調說：“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是：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他並且還進一步將這一原理引申出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活的靈魂。列寧的這一思想旨在說明隻有對事物進行具體分析才能獲得具體真理，因為，真理的具體性本質上來源於事物及其規律的具體性。“真理隻有一個”的命題，正是基於特定的曆史條件，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進行了具體分析而提出的，因而，有著具體的特定的內容。
1940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在軍事上，日、偽、蔣合流進攻抗日根據地；在政治上、思想上，他們也對共產黨發動了全麵攻擊。他們極力鼓吹“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等封建法西斯濫調；大肆叫嚷“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共產黨應該取消”等謬論，其目的是企圖以“三民主義”（實際上是封建法西斯主義）取代共產主義。一時間各種所謂的“救國方案”紛紛出籠。頑固派們認為，中國既不是半封建社會，也不是半殖民地社會，“救國的方法”也就既不能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隻能實行實質上是以封建法西斯專政為內容的所謂“三民主義”；以托派為代表的“左”傾空談主義認為，中國已經是十分發達的資本主義，“救國方法”不應是民主革命，而應該是進行“一次革命”，發展“社會主義運動”；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中間道路派則幻想在抗戰勝利後建立一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國家。另外黨內的一些人由於受“左”的影響，也存在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主張。於是乎，中國向何處去又成了問題，不回答這個問題，中國就不能發展，革命就不能前進。
不難看出，各派所謂“救國方案”的爭論不外乎兩個實質性的問題。一是中國社會將要趨近一個什麼樣的目標，即建立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問題；一是通過什麼樣的步驟達到目標的問題。毛澤東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全麵深刻地分析了時代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曆史與現狀，科學地回答了這兩個實質性的問題，提出了科學的救國方案：中國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中國革命必然分兩步走（第一步為民主革命，第二步為社會主義革命）而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毛澤東的這一新民主主義理論是符合中國國情和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的，因而是唯一科學的。它為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指出了繼續前進的正確方向。而其他的所謂“救國方案”都是不符合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的非科學的構想。從認識論上說，隻有符合中國國情的方案才是真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提出了“真理隻有一個”的哲學命題。可見，毛澤東“真理隻有一個”命題的提出，是與當時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密切相關的，這個命題所包含的具體內容就是：40年代中國的前途、革命道路的正確選擇隻能有一個，這就是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民主革命。
就毛澤東提出“真理隻有一個”的命題而言，這一命題有著上述反映當時中國社會特殊規律的具體的特定的內容，但就這個命題本身來說，它卻超出了社會曆史的領域，具有認識論上的普遍意義。因為無論這一命題的表述，還是毛澤東以此為原則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分析所采取的方法，都鮮明地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真理具體性的原理。
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判明，由於客觀事物的存在都是具體的有條件的，它們總是處於一定的時空條件中，因而，認識主體對客觀對象的認識，總是對處在某種條件下的事物的反映。這就決定了作為對事物及其規律正確反映的任何真理，都必定有自己確定的界限和範圍，都有自己適用的時空條件性，都是關於一定事物、一定層麵、一定時期的真理。事物存在的條件性以及由此所規定的真理的條件性要求認識者對對象條件的關注要貫穿於認識過程的始終。可以說，正是由於毛澤東對獲得真理的條件性的重視，才製定了科學的救國方案，這從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分析中可以一目了然。毛澤東認為，由於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改變了整個世界曆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曆史的時代，使中國的革命納入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體係中，因而中國的民主革命就已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它的勝利，其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因為它所處的國際環境，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允許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中國革命是曆史的必然。因而，隻有毛澤東以此為根據製定的方案，才是具體的真理，才是唯一科學的救國方案。
真理的具體性體現了真理的全麵性。真理自身是一個全體，它不是對事物某個方麵的抽象規定，而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具體真理是多樣性的統一。任何認識對象都是多種因素的綜合體，它包含著多種矛盾和多種規定性。這多種因素、矛盾、規定性在運動過程中的結構整化，決定著事物的整體性質，決定著事物的整體趨勢。這就從本質上規定了人們對事物的具體把握，既不是對事物的某個方麵的孤立認識，也不是對事物的各種規定性在主觀意識中的機械排列，而是通過對事物的各種規定的全麵認識實現整體的理性的超越。這種超越的結果導致對事物的整體規律和總趨勢的邏輯再現，它排斥了關於事物的各個片麵的正確認識對於事物整體的真理性，同時也說明了對事物的整體規律和總趨勢的正確認識隻能有一個。毛澤東在分析40年代中國社會時，就是將中國的社會現實視為一個多因素、多矛盾、多規定的綜合統一體。他以分析組成社會係統的諸多規定為前提，但又不局限於某一方麵，既不偏離具體的社會現實，但又在思想總體上超越現實，從而力求把握社會運動的總規律、總趨勢。這種全麵性的思維方式，使他正確地認定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總體社會性質，在理性與現實的結合中製定出了反映社會總趨勢的新民主主義救國方案，並且由此提出了“真理隻有一個”的命題。在這種意義上，真理的全麵性與“真理隻有一個”是完全一致的。這正如列寧所說：“單個的存在（對象、現象等等）（僅僅）是觀念（真理）的一個方麵。真理還需要現實的其它方麵，……真理隻是在它們的總和中以及在它們的關係中才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