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真理隻有一個”與真理的客觀性
“真理隻有一個”的命題，不但體現了真理的具體性，而且也表現了真理的客觀性。所謂真理的客觀性包含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說具有真理性的認識的內容是客觀的，即它包含有不依賴任何個人、集團、階級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內容；一是指檢驗真理的標準即社會實踐是客觀的。毛澤東說：“真理隻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隻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這段話明確指出“真理隻有一個”的命題，是以真理客觀性為基礎的。
既然真理性的認識包含有不依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內容，不能附加任何主觀的成分，那麼，它的最終來源就隻能是外在於認識主體的客觀世界，而不能有其他的來源，這是“真理隻有一個”的命題賴以成立的前提性條件。
毛澤東對“真理隻有一個”的分析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這一基本觀點。他明確指出：“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他又說：‘從來的哲學家隻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世界。’這是自有人類曆史以來第一次正確地解決意識和存在關係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為後來列寧所深刻地發揮了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的觀點。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毛澤東告誡人們不要忘記的基本觀點，也就是認識隻能是客觀對象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的觀點。在真理問題上，也就是真理的最終來源隻能是外在於主體的客觀世界的觀點。以這一觀點為理論支點，毛澤東認為，我們對中國政治文化動向的預測必須以對中國現實情況的全麵分析為前提。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這一觀點，在整個社會有機體中，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包括各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必定是當時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換句話說，作為觀念形態的救國方案的製定，必須以當時社會的經濟政治狀況為客觀前提。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是作為真理而存在的救國方案的唯一來源。毛澤東對“真理隻有一個”命題的這種分析，堅持了唯物主義真理觀，從真理內容的客觀性來源上，論證了它的合理性，從而避免了人們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認識滑向主觀真理論的泥潭。毛澤東的救國方案正是當時複雜的社會狀況的真實反映。這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絕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鬥爭、我們眼前的曆史運動的真實關係的一般表現。”
真理不僅有客觀的內容，而且有唯一的客觀標準。檢驗真理標準的唯一性又為“真理隻有一個”的命題的合理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真理是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然而，認識主體的狀況是相當複雜的。由於人們在認識的過程中要受到諸如肉體狀況、階級地位、階級立場等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製，對同一對象，特別是對社會現象的認識，會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來。那麼，如何判定誰的認識是正確的反映呢？比如說，中國40年代初的諸多救國方案中，哪一個正確地反映了中國的國情呢？哪一個能拯救中華民族於危難之中，並能引導我們民族走向幸福之路呢？這就不能靠主觀的誇張，隻有通過社會實踐才能檢驗真偽。毛澤東明確地指出過這一點。他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以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標準的客觀性和唯一性，進一步說明了真理的一元性，保證了“真理隻有一個”命題的合理性。因為真理的一元性隻有在實踐標準的客觀性和唯一性中，才能得到徹底的體現。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對檢驗真理標準的唯一性與真理一元性的關係又作了更進一步的說明。他說：“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隻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這就是說，任何思想認識、理論學說、方針政策，終歸都要在實踐中才能判明是否真理，別無他路，這一點是絕對的、無條件的。
當然，實踐標準也有相對的一麵，這主要是指實踐本身也是發展的，實踐也是在一定的領域裏進行的，它必然要受到各種條件的限製。不同意“真理隻有一個”的人企圖利用實踐標準的相對性，來否定這一命題的科學性。比如，有的人認為，所謂確立實踐標準，無非就是確定認識的“坐標係”，而在不同的“坐標係”所獲得的理論都會被它所賴以產生的那個“坐標係”的實踐所證明，因而，不同的學派所包含的真理就像赤橙黃綠青藍紫的色彩一樣，都表現同一個現實的太陽，無非是角度不同，形式各異而已。這樣就好像順理成章地踏著實踐標準相對性的台階跨進了真理多元化的門檻，而把真理的一元論觀點摒棄於真理的大門之外。果真是這樣嗎？
各種理論的“坐標係原點”的確立確實具有相對性，但它本身的確定也有個正確與否的問題，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這個客觀的根據可以通過列寧所說的一段話體會出來。他說：“必須把人的全部實踐——作為真理的標準，也作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點的聯係的實際確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滿的‘定義’中去。”列寧在這裏所說的人的需要主要不是指任何個人、集團或階級的需要，而是廣大群眾的利益和需要，也就是說，在曆史領域中，認識的“坐標係原點”的確定必須以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需要為最終根據。毛澤東繼承並發揮了列寧的這一思想，提出，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實踐，不是一般的、隨便的什麼人的實踐，更不是孤立的個人的實踐，“隻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這就是說，隻有人民群眾的實踐才是帶全局性的、表現本質的實踐，因而，隻有它才能對認識的真理性進行最後的檢驗。任何脫離群眾或違背群眾利益和願望的實踐，都不能表現當時實踐的性質和水平，都不能成為確定“坐標係原點”的最終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