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在戰火紛飛的空隙裏，在延安窯洞的燈光下，當《實踐論》《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凝結著哲人的睿智悄然降生的時候，它的作者——一代曆史偉人毛澤東——也許不會想到這兩部僅僅不過幾千字的著作，竟會成為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乃至中國文化發生如此深巨影響的哲學巨著，更不會想到自它們問世之後即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紛紛探討、研究和爭鳴的對象。近年來，國際“中國學”和國內“毛澤東學”研究界，仍然不斷有關於“兩論”研究的成果出現。1997年是這兩部著作問世60周年，相信國內外“毛澤東學”研究家們會借這樣一個機會將對這兩部著作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和階段。對象依舊，方法常新。在對這兩部著作的研究中，學者們不斷走向新的時代維度，使用新的科學方法，采用新的觀察視野，引入新的研究視角，從而推動著“兩論”的研究不斷邁向新的水平。筆者在此試圖將價值學的視角引入“兩論”的研究，對“兩論”進行價值學思考，從價值學的視角窺探“兩論”的神聖哲學殿堂，在價值學的視野中透視“兩論”的哲學底蘊。
一、一個新的視角：《實踐論》《矛盾論》研究的價值學維度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價值學是本世界初發展起來的一個哲學分支。“價值學”（Aｘｉｌｏｇｙ）這個術語，最早是由法國哲學家P·拉比於1902年和德國哲學家E·哈特曼於1908年提出的。作為一種理論，價值學即是一種關於價值的學說，是一種以價值為研究對象，對價值問題——價值的本質、價值的作用、價值的認識、價值的實現、價值的創造等——進行研究的學說。作為一門相對獨立學科的價值學，在國外不過剛剛走過幾十年的曆史進程，而在國內僅僅是近十幾年的事情。然而，盡管這是一門非常年輕的新興學科，但它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更重要的在於它為人們觀察世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新的範式和新的方法。毫無疑問，運用價值學於哲學社會科學諸學科的研究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思維向度。
毛澤東哲學研究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學科方麵，引入價值學的研究視角、範式和方法應當是合乎邏輯的。對毛澤東哲學的本質特征、時代意義、曆史地位、社會功能等一係列問題進行價值學思考，無疑會對上述問題得出一係列新認識和答案。“兩論”是毛澤東哲學中的重要篇章，是毛澤東哲學的凝縮形態，對“兩論”進行價值學思考，可以給對毛澤東哲學的價值學思考提供一個極好的範例或者參照。對“兩論”進行價值學思考，意味著把“兩論”的價值本質、價值認識、價值實現、價值創造、價值作用當作研究對象，其根本目的，在於以價值學問題為範式，研究“兩論”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從而使人們更好地把握“兩論”的理論特質和內在精神，促進“兩論”在實踐中的功能的發揮。
對“兩論”進行價值學思考，預示著“兩論”研究的新高度，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其一，開拓“兩論”研究乃至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的新領域。長期以來，我們對“兩論”的研究隻是停留在“非科學——科學”二分的思維模式上，“兩論”中所包含的內蘊豐富的價值理性、價值原則、價值取向不是被有意無意地忽視，就是被當作毛澤東晚年所犯空想錯誤的哲學根據而拒斥；不是將“兩論”的價值抬得過高，就是將其貶得太低。這種“兩論”價值研究中的虛無主義和非辯證法態度，遮蔽了“兩論”中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失去了從價值學角度思考“兩論”問題的機會。對“兩論”進行價值學思考，就是要拓寬“兩論”研究視野，從價值學角度梳理“兩論”形成、發展和演變的曆史，探討“兩論”的價值內涵，進而拓寬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思路，使毛澤東哲學在新的形勢下進一步發揮其固有價值。其二，全麵揭示“兩論”乃至毛澤東哲學的理論特質。對“兩論”的研究采取“非科學——科學”的二分思維模式，其科學性、真理性無疑得到了很好的挖掘和強調，但由此對其價值底蘊取虛無主義或拒斥態度，則同樣使“兩論”理論特質的揭示有失全麵、準確和真實。對“兩論”進行價值學思考，就是要在探討其科學理性的基礎上，彰顯其內在包含的價值理性，從曆史觀和價值觀相統一的高度把握“兩論”乃至毛澤東哲學的理論特質。其三，以“兩論”價值為基點，可以將“兩論”創作活動和“兩論”作品中的各種因素以及“兩論”的接受者、研究者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綜合研究。通過這種研究，揭示“兩論”價值與“兩論”文本的關係，探討“兩論”價值與“兩論”作品本身的內在層次的相關性，剖析“兩論”價值與社會文化背景的內在關聯，尋求“兩論”價值與社會心理的密切性。其四，深入探討和總結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和教訓。“兩論”作為毛澤東的重要哲學著作，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具有重要的影響，不僅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從來沒有放棄以“兩論”作為指導自己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理論武器，而且毛澤東本人也總是力圖用“兩論”的基本思想來指導社會主義實踐，並進而創造出“兩論”的發展形態，他在寫出了《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等著作時，還號召大家要寫出新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對“兩論”的價值學思考將為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經驗和教訓提供一個重要的視角和維度，也就是期望在對“兩論”與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進程進行價值學思考中，揭示出在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其五，進一步發揮“兩論”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的應有價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的哲學基礎來源於毛澤東哲學特別是“兩論”。探討“兩論”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邏輯關係，既是“兩論”研究的重要內容，又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的重要環節。對“兩論”進行價值學思考為探討“兩論”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關係提供了嶄新的視角。這種思考不僅會搞清“兩論”對這一理論的全麵性影響，而且也會強化人們對這一理論的理解和詮釋的準確性乃至開拓應用和發展這一理論的新思路。其六，回應當代世界從價值角度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挑戰。近幾年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表明，西方很多思想流派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挑戰都涉及到價值問題。“從科學回到烏托邦”的呼喊，打起了張揚價值理性的旗子，“烏托邦終結論”、“意識形態終結論”、“曆史終結論”的出台，又表現出對科學理性的懷疑。對“兩論”進行價值學思考，從科學理性與價值理性相統一的高度理解毛澤東哲學和奠定在這一哲學體係的基本觀點基礎之上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從而建構起符合曆史規律和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實際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既是對上述諸思潮的理論回應，又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發展奠定堅實的理論支點。而這一理論支點的堅定性、生命力和戰鬥力就在於它是基於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上的曆史觀與價值觀、科學理性與價值理性、曆史尺度與價值尺度的有機統一。
如何開展“兩論”的價值學研究？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從評價和反思研究“兩論”的已有思路入手。從毛澤東研究史的角度看，如前所述，對“兩論”的闡釋、探討和研究，無論是站在何種立場上的研究者，都奉行一種“非科學——科學”的二分思維模式，或者論證其科學性以肯定其價值，或者尋找其非科學性以否定其價值。這種研究傳統或範式把“兩論”看成一種與價值理想無關的純粹客觀的科學。我們對“兩論”進行價值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超越這種研究傳統，而超越這種研究傳統的根本，就在於選擇正確的價值學方法論。筆者以為，就方法論的選擇來說，至少應考慮三點：
其一，堅持曆史觀與價值觀相統一的原則。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曆史與人的價值活動是本質同一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思考，既不是為了尋找外在於人的價值活動的曆史因素，或者發現外在於人的價值活動的曆史規律，更不是脫離曆史基礎僅就價值合理性立論而進行那些烏托邦幻想，而是通過對人的活動的曆史的研究，發現人的活動的規律，從而尋找社會發展的思路。作為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兩論”就是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問題所進行的理論思考的成果。因此，對“兩論”的研究必須堅持曆史觀與價值觀相統一的原則，既對其進行科學剖析，又要對其進行價值學研究，在對其進行曆史觀和價值觀的綜合思考中，全麵揭示其理論特質和功能。
其二，堅持曆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統一。曆史方法是一種依據研究對象自身的發生、發展過程和存在形態的事實對對象加以描述的方法，通過描述現象的事實揭示其形成和發展的規律和內在機製。“兩論”本身在毛澤東的心路曆程中有一個曆史發生、發展和成文的過程。當“兩論”問世後，對於毛澤東來說，又有一個應用、修正和發展“兩論”思想的曆史過程，對於其他人來說則有一個學習、接受、應用、創新的曆史過程，所以，對“兩論”的研究離不開曆史方法。邏輯方法則是借助概括、分析、推理、論證等手段來建構一種關於理論體係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進一步從理論的高度揭示“兩論”價值內部各種因素之間的聯係，並進而歸納出反映著“兩論”價值基本特點的關於“兩論”價值的理論觀點體係。如果說曆史方法主要是呈現關於“兩論”的事實，那麼，邏輯方法則主要是獲取結論。在對“兩論”進行價值學思考中，亦如同在其他學科中一樣，曆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運用也不是彼此分離的兩個過程。運用曆史方法對事實進行描述應成為運用邏輯方法獲取結論、建構理論體係的基礎，離開了曆史方法，邏輯方法流於玩弄概念遊戲，根本無法深入把握“兩論”價值的本質特征。但邏輯方法反過來對曆史方法應有所指導，沒有這種指導，曆史方法也隻能羅列一堆彼此不相關聯的事實。因此，在“兩論”的價值學思考中，注意曆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統一至關重要。
其三，心理學的觀點和方法。價值學思考不是單純注重思考對象的一種研究形式，而是將思考對象與思考者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思考，價值學思考的結論會受到思考者心理狀態的重要影響。因此，心理學的觀點和方法在價值學中應占有重要位置。“兩論”在大眾中的傳播和應用以及在幹部和理論工作者中的學習和研究，都涉及到接受、學習、研究者的心理問題，由於心理狀態不同，對於“兩論”的認識以及“兩論”對其所起的作用都會有很大的不同。這表明，對“兩論”的價值學研究必須引進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和方法。
除上述外，在對“兩論”進行價值學思考時，還應充分利用其他一些可行的方法，例如，對“兩論”價值各種內在構成因素的整體研究，就離不開係統論的方法，而對文本符號、意義與價值關係的研究就必然要借助於語義學、符號學、解釋學的知識與方法，等等。
對“兩論”的價值學思考有著十分豐富的內容。從總體上看，至少應有以下三個方麵的問題：一是探討“兩論”形成和發展的價值基礎。這方麵的問題主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價值觀對“兩論”價值觀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對“兩論”價值觀的塑造、“兩論”作者和家庭文化以及社會環境文化價值觀對“兩論”價值觀的熏染、“兩論”作者的實踐活動對“兩論”價值觀的熔煉，等等。二是“兩論”之價值的曆史生成和邏輯生成以及價值涵量、價值存在、價值實現。這方麵的主要問題有：“兩論”理論和實踐功能結構中的價值主體和價值客體及其相互關係、“兩論”價值存在的特點和結構、“兩論”價值的實現過程及影響其實現的主客觀因素，等等。三是“兩論”的價值觀。這方麵的主要問題有：“兩論”中所體現出來的價值理想、價值觀念、價值取向、價值導向、價值選擇原則、價值評價標準，等等。
本文不可能對上述諸問題作全麵研究，這裏隻打算對“兩論”之價值的邏輯生成、價值涵量、價值實現以及“兩論”之價值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等問題進行思考和探討。即便是這些探討也還是初步的、不全麵的、綱要式的，目的隻是在於為“兩論”的研究嚐試一個新的視角，以起拋磚引玉之作用。
二、《實踐論》《矛盾論》之價值的邏輯生成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勞動是人類社會一切活動和現象的前提和基礎。勞動創造了世界，也創造了人。勞動不僅是人在世界上的自我肯定，從而昭示著人的一切特征、能力和目的，而且決定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身的關係，也造成了主體與客體的分化，形成人與世界（自然界、社會、人自身）的價值關係。正是在人與世界、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中，價值生成了。馬克思說：“‘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係中產生的。”又說：“使用價值表示物和人之間的自然關係，實際上是表示物為人而存在。”這是馬克思針對價值生成的根源問題而提出的一個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表明了馬克思對價值生成論的基本看法。其基本含義在於，價值的生成基於在實踐基礎上的主客體關係的產生，價值是價值客體對價值主體所具有的意義，價值關係就是意義關係。換句話說，價值是發現了的屬人的意義。馬克思關於以實踐為中介的主客體關係模式的思想是研究一切價值問題的理論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