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價值與審美價值
政治價值是“兩論”中所包含著的重要社會價值。在“兩論”的哲學觀念中所集中體現的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意識，所維護的是黨和人民群眾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兩論”的政治價值就是指“兩論”對社會政治所具有的影響功能。“兩論”的學習、傳播和研究，對於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對於改善黨群關係，對於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和組織建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其政治價值的具體表現。奧地利新實在論哲學家A·麥農認為，價值情感是一切價值的主觀基礎。他指出：“凡是一個東西使我們喜歡，而且隻要到使我們喜歡的程度，它便是有價值的。”這當然是一種主觀價值論，但它啟示我們從審美角度考慮價值問題。“兩論”之所以受到人們的喜愛和歡迎，正是因為在“兩論”中蘊藏著豐富的審美價值，人們不僅僅從政治、倫理的角度來解讀“兩論”，更是從審美的角度去認同“兩論”所體現的毛澤東的哲學性格以及奠定在這一基礎之上的毛澤東的作為領袖人物的人格魅力。
（四）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
理論價值是指“兩論”中所包含的那種訴諸價值主體理性觀念的價值，它依靠理性的把握來實現。例如，“兩論”中的哲學意味、對社會曆史規律的深刻認識，等等。“兩論”的理論價值還表現在它的曆史地位上。例如，石仲泉先生指出：“兩論”“既是中國共產黨批判‘左’右傾錯誤的哲學總結，又是中國現代社會革命經驗的哲學概括。它不僅是毛澤東個人哲學思想發展的巨大飛躍，而且是現代中國哲學的璀璨明珠，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在中華民族哲學發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這就是對“兩論”理論價值的一種認定。實踐價值是指“兩論”所具有的實踐功能，其具體表現即是它對於價值主體所具有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有些學者或實際工作者所寫的諸如《〈實踐論〉與經濟學及經濟工作》、《〈實踐論〉與文藝創作》、《毛澤東同誌的〈矛盾論〉是解決實際工作問題的鑰匙》、《〈矛盾論〉對曆史科學工作的指示》、《〈矛盾論〉與財政經濟工作》等文章都是對“兩論”實踐價值的研究。有學者指出：“‘兩論’是我黨和我國人民克敵製勝的強大思想武器，違背了‘兩論’的哲學思想，我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就要遭受挫折和失敗。那種認為‘兩論’隻是中國民主革命鬥爭的產物，已經不適應今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觀點是十分錯誤的。‘兩論’已經指引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偉大勝利，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過程中必將進一步發揮其巨大的指導作用。”這就是對“兩論”的實踐價值的一種認定。
四、《實踐論》《矛盾論》的價值實現
任何價值的實現都表現為一個過程。這一過程由價值的潛能、價值的評價、價值的效應三個基本環節構成。隻有在這個流動的過程中，事物的價值才獲得生命，才轉變為價值現實性。“兩論”價值的實現也不例外。
“兩論”的價值既是一種潛能又是一種效應，而將潛能與效應聯結起來的中介環節是價值主體的評價。因此，潛能、評價、效應便構成了“兩論”價值問題的三要素。“兩論”價值的實現，即由可能的價值轉化為現實的價值的過程，便是這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轉化和促進的過程。在“兩論”的文本結構中，多維的價值可能性是以負載著一定意義的哲學符號以及不同符號之間構成的一種張力狀態的形式存在著的。價值潛能或價值可能性隻為“兩論”的價值提供基礎，至於這些基礎能否實現價值，則不是價值潛能所能決定了的，這時，需要的是從事實踐活動的價值主體的評價的作用。評價是價值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的中間環節。由於評價是一種主觀性很強的意識活動，所以同樣的價值潛能經過不同評價主體意識的過濾，就會呈現出不同的性質和量度。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兩論”價值在實現過程中才會出現價值衝突，“兩論”的價值才會具有某種相對性質，才會形成對“兩論”價值評價的不同結論。效應是“兩論”價值的最終實現，評價是價值實現的過程，效應則是價值實現的結果。“兩論”的價值效應是其價值運動過程的終點，是“兩論”創作者們預期的接受者所期待的客觀效果，因此，效應又可看作“兩論”價值真正實現的標誌。“兩論”價值的潛能、評價、效應構成一個流動的過程。潛能經過評價而實現效應；效應一方麵反過來給評價以製約，另一方麵又通過社會傳播媒介而影響到新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創作過程中價值潛能的形成。三個環節首尾相顧，循環往複，但三者之間在具體過程中又形成複雜的聯係。
上述分析提示我們，“兩論”的價值實現要注意三點：其一，“兩論”文本由哲學符號構成，每一個或一組符號都蘊含著完整而固定的含義，這些意義之所以是固定的，是因為它們的載體即由語詞構成的哲學符號，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有普遍的可接受性。意義本身是符號決定的，具有客觀性和一定的指向性，並不隨接受者的不同而變化。這就要求“兩論”的接受主體，在學習、研究、實踐“兩論”的時候，必須以客觀的態度，深入研究“兩論”的本然結構，以尊重“兩論”的文本結構為前提。其二，盡管“兩論”的“意義的勢能”即意義所具有的那種影響人的潛在能力不會隨接受者的不同而有差異，但當它轉化為功能做功時，都會因人而異。一種意義的勢能能做何功，不僅由意義本身的特性所決定，而且還為接受者的主觀條件所決定。對於“兩論”的價值實現來說，遠大的社會理想、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豐富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知識和一定的能力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學習、研究和實踐“兩論”思想理論的過程中，至少有兩點應引起重視：一是必須要有主體意識，要自覺地以價值主體的身份去切近“兩論”，不斷改善自身的主體狀況，特別是加強文化知識的學習和主體素質的整體提高，使“兩論”的價值在自己的身上得以確認和發揮功能；二是必須要有主體層次意識，不同層次的價值主體在趨近“兩論”的過程中，將獲取不同的價值滿足。理論工作者、領導幹部、人民群眾都可以作為價值主體同“兩論”發生關係，但由於這些價值主體本身的層次性、差異性，“兩論”的價值在它們身上的具體實現形式將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對不同層次的價值主體具有不同的多方麵的價值目標要求。它要求理論工作者要以“兩論”為理論指導研究一些重大問題，要求領導幹部要以“兩論”為世界觀和方法論從事領導工作，要求人民群眾應用“兩論”的思想理論於各自的工作。這也提醒大家，在學習、研究和實踐“兩論”的思想理論時，在內容和形式的選擇上都要從自身實際出發。其三，價值的潛能通過評價來實現，而評價都是奠定在實踐基礎上的價值主體對價值客體的評價，因此，在學習、研究“兩論”時必須將其落實到各自從事的實踐活動之中，在具體的實踐中實現“兩論”與價值主體的相互作用。實踐的不斷發展而帶來的價值主體“本質力量”的提高將進一步使“兩論”的價值得以弘揚，使“兩論”的價值持續地發揮功能。但還必須注意的問題是，對“兩論”的正確的評價和價值實現還與環境條件特別是一定的社會環境狀況有關。
從“兩論”價值實現的曆史嬗變來看，60年來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已證明了“兩論”價值實現中的成功之處，這不僅表現在革命和建設的某些方麵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兩論”價值的實現，而且還表現在對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一代又一代具有較高理論素質的革命和建設主體的培養和塑造，“兩論”同樣也功不可沒。不僅在革命戰爭年代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從事革命鬥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持續數年之久的工農兵學哲學用哲學運動（主要是學“兩論”）盡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也不可否認其價值實現的正麵效應。“廣大工農兵群眾發表了許多應用‘兩論’的思想解釋生活與工作中的複雜現象、總結實踐經驗的好文章。中國乒乓球隊的徐寅生、北京市第三建築公司木工青年突擊隊長李瑞環等的成果最為突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慶油田的開發和管理也是靠‘兩論’起家的。”至於運動中出現的貼標簽、簡單化、庸俗化的不良傾向，並不是“兩論”本身造成的，其原因正是在於“兩論”價值實現的過程中，一是忽視了價值主體的文化素質的提高；二是社會環境特別是輿論的誤導，甚至將其引導到為“大躍進”、搞階級鬥爭擴大化做宣傳、造輿論的錯誤方向上去了；三是當時的社會實踐是以階級鬥爭為主導型的。因此，學“兩論”中出現的問題，既不能歸罪於“兩論”本身，更不能否定學“兩論”的意義，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還是我們上麵所說的在“兩論”價值實現過程中的要注意的三個要點。
五、從價值學角度看《實踐論》《矛盾論》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關係
對於“兩論”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關係的研究，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學者們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見解。從價值學的角度看這一個問題，我們可以獲得三個方麵的認識：
從價值客體的角度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是“兩論”意義結構在新時期的嬗變和延展，二者之間是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兩論”中關於實踐與認識關係的思想、關於真理發展規律的思想、關於再認識的思想、關於曆史倫理相統一的內在意蘊，包容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之中。這就告訴我們，既可以站在新時代的高度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整個體係出發重新認識“兩論”的價值係統，又可以從“兩論”出發，從理論的源頭和根基上去闡發、解釋和把握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同時，還可以結合目前特殊的國內外環境，運用“兩論”的基本方法去分析、研究具體問題，從而獲得一些解決現實問題的中介理論和方法，從而既使“兩論”的價值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得以繼續實現，又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得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從價值主體的角度看，“兩論”的接受者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接受者具有內在的連續性和表現形式上的差異性。無論是“兩論”的接受者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接受者，都是黨和廣大人民群眾，就這一點來說，兩個接受者是內在連續的，但毛澤東時代的“兩論”接受者與“鄧小平時代”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接受者，無論在生命個體以及主體的存在狀況，還是在社會環境方麵都有著表現形式上的差異性。但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接受者又是承載著“兩論”接受者的文化遺傳而來的，因此，他們在接受或理解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都會用“兩論”去自覺或不自覺地解讀或把握這一新的理論體係，他們的這種把握又會由於這一理論體係的規範從而產生對“兩論”的新的體會和認識，從而更加準確地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去自覺武裝自己。因此，作為價值主體應該具有這樣一種自覺意識：在通過“兩論”的學習和研究來把握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同時，更要通過對這一理論體係的學習去準確把握“兩論”，並由此達到深刻把握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的目的，從而使價值主體對二者的理解相互促進，以提高理論素質，增強思維能力、領導能力和工作能力。
從價值實現的角度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是“兩論”價值效應的一個重要標誌。鄧小平是“兩論”的接受者同時又是“兩論”思想的應用者和發展者。他不僅把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點和精髓歸結為實事求是，從而以濃縮的形式充分肯定和實踐了毛澤東《實踐論》中的基本思想，而且運用《矛盾論》的基本理論分析新情況、新問題，形成了充滿著辯證法的一係列戰略和策略思想，從而把《矛盾論》推進到一個新高度。用價值學的觀點解釋這一問題，就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現“兩論”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哲學基礎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係。當“兩論”的潛在價值進入鄧小平的接受視野時，鄧小平以其自身特有的主體素質為支點，並基於他自己的實踐對“兩論”進行了科學合理的評價，從而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實現了“兩論”的價值效應，“兩論”的價值在鄧小平那裏得到了最充分的實現。
觀察問題的這一視角，既給我們理解“兩論”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關係提供了新的維度，又給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兩論”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質及其價值提供了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