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這樣論述的：墨家的“‘兩而無偏’”，“與儒家的‘執兩用中’、‘擇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變’是一個意思。”後文的“幾點意見”中又說：“儒墨兩家話說得不同，意思是一樣，墨家沒有特別發展的地方。”這裏是指什麼而言呢？我們認為毛澤東所說的“是一個意思”，“話說得不同，意思是一樣”都是針對儒墨兩家的命題在“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鬥爭，反對過與不及”這一點而言的，而不是指儒墨兩家的命題在根本性質上一樣。“中庸”之道與墨家“兩而無偏”的根本區別在於：“兩而無偏”在上述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毛澤東引申說，“一個質有兩方麵，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麵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於這方麵，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麵，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所以墨說‘無偏’是不要向左與右的異質偏，不是不要向一個質的兩方麵之一方麵偏（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辯證論的話，便應作如此解。”而儒家的中庸之道則“畏懼其變，用兩條戰線鬥爭方法來維持舊質不使變化”，孔子的中庸最終達到的是矛盾的定位。
綜上所述，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毛澤東在書信中所說的儒墨兩家的命題在“肯定事物安定的質”這一點上意思相同、沒有區別，從而就判斷儒墨兩家在方法論上都是辯證法，而非折中主義、調和論。王占軍同誌恰恰犯了這樣一個錯誤。他根據毛澤東對墨家“兩而無偏”的評價，得出結論說：“‘兩而無偏’不是折中論，‘無過無不及’的中庸思想也不是折中論。”
王占軍同誌在文中還有一點誤解。在《致張聞天》的信中，毛澤東指出：“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這個思想的確如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著重號為本文作者所加）。這裏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所說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針對這個思想（孔子的中庸）“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而說的，而王君在文中卻引用毛澤東上述一段話，從而得出結論：“如果把中庸思想簡單地歸結為折中主義，當然也就談不上是什麼‘大發現’和‘大功績’了。”借以為自己的論點作論證。這實在是對毛澤東本義的天大誤解。
另外，王占軍同誌在論述毛澤東對中庸思想的解釋和深化時，引用了上文中所述的“一個質有兩方麵……（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這段話，把毛澤東對墨家“兩而無偏”思想的論述誤當作對儒家中庸思想的深化，其失誤之處正在於他混淆了毛澤東對待儒墨兩家的不同態度。
四、幾個方法論問題
行文至此，似乎應該收筆了。但回顧自己對毛澤東與中庸關係的研究過程，我們覺得有必要強調一下幾個方法論問題。
首先，研究曆史人物（當然包括毛澤東）的思想，應該完整、係統地去全麵研究，不應該片麵地斷章取義，更不能望文生義。在研究毛澤東對中庸的改造與發展這一問題時，我們不僅應正確地理解毛澤東在《毛澤東書信選集》中《致陳伯達》與《致張聞天》的兩封書信，更應該考察一下毛澤東寫作這些信的背景，以及在此前後的一些有關論述，注意毛澤東的思想的連續性和一致性，以求全麵地把握毛澤東的思想。
毛澤東的兩封信是針對陳伯達的兩篇論文而寫的，這裏他不可能麵麵俱到的論述儒家的中庸思想。如果僅僅從一封信的片言隻語上做文章，摳字眼，則成了純粹的文字遊戲。不僅與研究本身無益，反而容易形成誤解，這是一個研究者必須注意的問題。
其次，在學術研究中，應本著曆史主義精神，實事求是地去研究評價某一曆史人物或其學說。我們在研究中庸學說時，不應該因為毛澤東曾說過什麼樣的話，就認定是什麼樣子。因為在學術研究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時代的發展展現在研究者麵前的永遠是一個廣闊的天地，任何學說與理論都有待充實和發展，否則就沒有生命力。而王占軍同誌文中之所以得出中庸不是折中主義的結論，正是因為他認為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當然這隻是他的誤解）。這也是在學術研究中應該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