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一步論述這一問題，我們再引《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對中庸的有關論述。1939年5月以後，毛澤東在閱讀艾思奇主編的《哲學選輯》時，對艾思奇的“中國的中庸思想常常就被人曲解為折中主義，或妥協調和主義，……”的論述批注道：“中庸思想本來有折中主義的成分，它是反對廢止剝削又反對過分剝削的折中主義，是孔子主義即儒家思想的基礎。不是‘被人曲解’，他本來是這樣的。”在另一處他又對同一問題批注道：“中庸思想是反辯證（法）的。他知道量變質，但是畏懼其變，用兩條戰線鬥爭方法來維持舊質不使變化，這是維持封建製度的方法論。他隻是辯證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論理之同一律隻是辯證法的一要素一樣，而不是辯證法。”這裏，毛澤東對中庸的評價是何等的清楚。如果說毛澤東澄清了中庸的本來麵目，那麼理應得出中庸的本來麵目是一種折中論的倫理道德觀。王占軍同誌的論述則正好與毛澤東的論述原義相反。
在《致張聞天》的信中，毛澤東在指出中庸思想的本來含義之後，又對儒家中庸思想進行了改造和發展。他指出，儒家“執兩用中”中的“兩端”即是“過”與“不及”，“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係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另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並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這裏毛澤東在儒家的中庸思想中，注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成分，把儒家倫理形態的中庸觀念提到了哲學方法論的高度，同時在儒家形而上學的靜態中庸中注入了動的成分，賦予其發展的觀念。他批評說：“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但又肯定了孔子中庸觀中“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的合理性。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本著曆史主義的精神，實事求是地評述了孔子中庸思想的得與失，並從辯證唯物論的高度對之進行改造與深化，使之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寶庫中的一個片斷、一個因素。這同時也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民族性特征。
在王占軍同誌的文中，對毛澤東關於中庸的論述多有誤解。我們認為之所以如此，是由於王君混淆了毛澤東對於儒家中庸思想與墨家“兩而無偏”思想的論述。
三、墨家“兩而無偏”與儒家之中庸觀
毛澤東在《致陳伯達》、《致張聞天》的信中，針對陳伯達寫的《墨子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比較集中地論述了儒家的中庸觀念與墨家的“兩而無偏”的思想。毛澤東對兩家的論述既有相同又有相別之處。
在《致陳伯達》一信中，毛澤東明確指出：似將題目（指陳伯達所寫文章——本文作者注）“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這裏毛澤東對墨家哲學的評價是很高的。他肯定墨子哲學的性質是“古代辯證唯物論”，還說陳伯達寫《墨子哲學思想》，“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這是陳伯達的“一大功勞。”赫拉克利特為歐洲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哲學家，列寧曾稱他為辯證法的奠基人之一。據此，我們就容易理解毛澤東信中為什麼說陳伯達的說法“甚不妥，這把墨家說成折中論了。”顯然毛澤東是反對把墨家說成折中論的。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在信中所列舉墨家的一些命題幾乎都引自《墨子》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而這些著作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而是其後學之作。所以，我們認為毛澤東在《致陳伯達》的信中所闡述的“墨子思想”或“墨家思想”準確地說應該是後期墨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