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與東南亞鄰邦友好相處1
●周恩來說：“中緬邊界問題是我國在國際關係方麵的一個重要問題，同時也是我國人民很關心的一個問題。”
●毛澤東對印尼總理說：“我們之間沒有隔閡。我們為你們好，因為對你們好的，也對我們好。”
●毛澤東對泰國代表團說：“我們希望能夠逐步地改善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以後兩國就會建立起邦交。”
● 與東南亞鄰邦友好相處周恩來與吳努商談邊界問題
1957年7月9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京召開。
毛澤東主席、朱德副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宋慶齡副委員長和在京的副委員長，以及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員都出席開幕式。
應邀來中國訪問的巴基斯坦議會代表團、在京的一部分外賓、各國駐華使節和外交官員，作為來賓參加了會議。
開幕式由劉少奇委員長主持。開幕式上，全體代表選出了主持這次會議的主席團和秘書長，共89人。
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外長作題為《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周恩來說：
各位代表：
中緬邊界問題是我國在國際關係方麵的一個重要問題，同時也是我國人民很關心的一個問題。因此，政府認為有必要就這個問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專門報告。
在我國和許多鄰國之間，都存在著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未定界問題，而中緬兩國之間的未定界問題特別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是由於英國在過去統治緬甸的時期在中緬邊界問題上製造了長期的糾紛，而近幾年來，帝國主義勢力又經常利用中緬邊界問題，挑撥中緬關係，企圖造成緊張局勢。
我國政府一貫主張，我國和其他國家之間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應該通過和平協商的途徑，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由來已久，問題本身也很複雜，因此，政府從著手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起，就采取了審慎從事的態度，有準備、有步驟地尋求這個問題的解決。
在我們國家成立的最初幾年，政府需要把全部力量用來處理國內國外一係列重大而迫切的事務，因此不可能同時為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進行全麵的和有係統的準備工作。但是，自從中緬兩國總理在1954年12月12日的會談公報中提出“在適當時機內，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解決中緬未定界問題以後，我國政府就為解決這個問題進行必要的準備。政府的各有關部門會同雲南省當局，對有關的曆史文獻和實際情況進行了係統的和詳細的調查研究。
周恩來還指出：
中緬邊界問題有複雜的曆史背景。因此，在處理中緬邊界問題的時候如何對待曆史資料，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同時，更要注意到中緬兩國已經發生的具有曆史意義的根本變化，那就是，中國和緬甸已經分別擺脫了原來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為獨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國家。緬甸政府繼承了原來受英國統治的地區，不同民族的自治邦同緬甸本部組成了緬甸聯邦。我國政府接管了國民黨政府所管轄的地區。在處理中緬邊界問題的時候，必須注意到這些曆史變化，同時也要按照一般國際慣例來對待過去簽訂的有關中緬邊界的條約。隻有把以上各點結合起來考慮，才能夠正確地運用曆史資料，求得中緬邊界問題的公平合理的解決。
周恩來最後說：
我們相信，通過繼續的協商，把雙方在具體問題上的意見加以協調以後，中緬邊界問題就將得到全麵的和公平合理的解決。
緬甸是中國的鄰國，雙方邊界問題是否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將關係到兩國人民的利益和世界的和平。
關於中緬邊界的爭端，還要從1955年初冬的一起事件說起。
1955年11月的一天清晨，中緬邊界線上濃霧彌漫，能見度極差。當中國軍隊巡邏到黃果園附近時，同緬甸軍隊相遇，由於弄不清情況，互相開了槍。
中緬兩國在“1941年線”以西的黃果園發生武裝衝突後，國際反華勢力乘機鼓噪中國對外擴張，緬甸報紙也攻擊中國侵入緬甸。因此，解決中緬邊界問題已成為當務之急。
從1956年年初起，中緬兩國政府就中緬邊界問題開始頻繁的接觸。
1956年8月，周恩來會見緬甸駐華大使吳拉茂。在會談中，吳拉茂交給周恩來一封緬甸總理吳巴瑞的信，信中強調了緬甸國內存在的困難，希望中國政府接受其對邊界問題的觀點。
吳拉茂說：“緬甸政府處在困難的境地。特別是因為國會在8月30日要開會，希望在此以前能解決一些問題。”
周恩來表示理解緬甸方麵的困難，他說：“既然緬甸政府堅持自己的意見，我們作為友邦，應該慎重地加以研究。”
同時，周恩來也嚴肅地指出黃果園事件發生後緬甸國內出現的一些錯誤輿論。他說：
中國毫無侵略緬甸的意思，我們正忙於建設，我們國內還有許多沒有開發的地方，而且我們的製度也不容許我們進行侵略。至於說我們采取軍事行動，那更談不到，李彌的軍隊已經在緬甸多年,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在報上說過一句傷害緬甸政府的尊嚴的話，這是別的國家所不會做的。
由於緬甸方麵一時難於轉變認識，雙方談判陷入僵局。因此，周恩來決定暫時先不討論具體問題，而先確定一個解決問題的原則。
周恩來認為，應該“在五項原則和友誼的基礎上，找到有利於雙方的解決辦法”，“應該按照吳努的建議，成立關於邊界問題的聯合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應該談判解決南北兩段邊界問題”。“在南北兩段的緊張局勢應該緩和下來”。
關於具體方案，周恩來提出：
在南段，即使我們承認1941年線是有困難的，但是，我們還是願意考慮把中國軍隊撤離1941年線以西的地區。我們同時要求在北段，緬甸軍隊也從片馬、崗房、古浪這3個同樣由英國文件承認是中國的地方撤走。
周恩來還說：“南北兩段應該同時解決”，“否則就不能尋找到解決的辦法”。
1956年10至11月，周恩來在北京與緬甸前總理吳努的會談中，重申雙方分別從“1941年線”以西和片馬、崗房、古浪地區撤軍外，還提出全麵解決邊界問題的建議：在北段，按照傳統習慣線劃界，就是在尖高山以北、恩梅開江以東；“中緬北段邊界可以劃到接上‘麥克馬洪線’的一點為止，但是這是我們之間的一個默契”。
關於“1941年線”，周恩來認為：“一方麵說這段邊界應該是1941年線，另一方麵也承認1941年線是英國乘中國之危強加於中國的。現在既已成為事實，就應該維持下來。”
在這次會談中，周恩來還提出把三段邊界問題“聯係起來解決”的主張，認為“這個方式比較好，緬甸的要求可以得到滿足，也照顧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對於中方的建議，吳努認為“這是照顧雙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議”。
在中緬兩國的談判中，周恩來提出了“互諒互讓”的主張。對有爭議的問題，他總是堅持先弄清事實的由來，抱著現實的態度，通過友好協商，尋求公平合理地解決。會談期間，緬方認真研究了周恩來的建議。
事後吳努告訴周恩來：“我和緬甸政府的一些人都感到滿意，內閣的外交小組也認為周總理的建議是合理的。”
由於建議中的一些內容涉及到緬甸克欽族的切身利益，吳努請來克欽邦的三位首領吳讚塔信等前來一起參加會談。
1956年11月3日，會談繼續進行，周恩來向克欽邦首領耐心解釋中國這樣提出問題的原因和好處。吳讚塔信十分感動，他說：“對周總理這樣耐心地解釋非常感謝。能這樣討論問題，就不會有不能解決的問題。”
吳努在一旁也表示：“現在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緬甸是一個弱小的國家，中國能提出這樣合理的方案，我非常滿意。”
在友好的氣氛中，周恩來進一步表達他的願望：把“與緬甸的邊界問題解決好，作為典範”。
周恩來曾經對駐緬甸首任大使姚仲明說：
邊界問題是帝國主義侵入東方後遺留下來的，很複雜，無論是勘界、豎樁，還是繪製地圖，我們都沒有好經驗，需要認真研究一下，選擇—個對象來試之。緬甸與我們關係好，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議者，這是我們相互之間可以談問題的政治基礎。緬甸代表了一些小國的想法，如果我們同緬甸的邊界問題解決得好，對於消除緬甸對我們的恐懼心理、安定其他周邊國家都會產生很好的影響。更深一層的意義是，還可以推動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邊界問題解決得好。
經過這次北京會談，雙方雖然沒有形成正式協議，但兩國領導人對如何解決邊界問題在原則上達成了一致意見。周恩來和吳努在聯合發表的新聞公報中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