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開渠尤其讚賞漢代雕塑完全以人的活動和動物為題材，突出題材含意與形象特征的樸實、單純、雄健的表現方法，為古典雕塑創立了最好的現實主義基礎。
對於太原晉祠的44尊宋塑女像和長清靈嚴寺的羅漢，劉開渠認為：
就情感豐富、性格真實而言，完全可以和文藝複興時期的唐那太羅相媲美。
劉開渠認真地研究這些傑出的作品，學習古代作者的創造精神和創作方法，必然會加強和提高美術創作的力量。
在劉開渠的帶領下，雕塑家們在國內各大石窟參觀考察，拍攝了許多照片資料，翻製了大量實物。
他們以這些珍貴的古代雕塑照片為基礎，對中國古代雕塑的考察研究拓展了這些長期在法國寫實雕塑傳統中浸潤的雕塑家，對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浮雕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例如河南鞏縣石窟寺著名的北魏浮雕《帝後禮佛圖》，是傑出的古代石刻浮雕作品，雕法精致、形象生動，行進中的人物俯仰向背，姿態表情各不相同，流暢而統一，既富於裝飾性，又簡潔概括。
這些不同層次的人物在一個平麵上完美的組合，無疑在構圖方式和形象刻畫方麵，給了雕塑家們以很大的啟發。
據李偵祥回憶：
經過對古今中外許多浮雕進行的分析研究，確定了現今作品的風格，即浮雕人物比例適當，場麵宏偉、生動活潑，表現的內容深刻，與廣場其他建築不僅在色彩上，而且在比例上、體量上均比較協調，成為歌頌英雄、教育人民的很好的形象教材。
在當時的創作過程中，經過反複討論確定了幾個需要統一的問題，即關於畫麵是否出現具體人物形象問題，是否出現反麵人物問題，是否通過暴露敵人的殘酷來歌頌英雄的問題，等等。
經過上上下下交換意見，最後確立了不出現具體英雄人物，在有限的畫麵更多的概括表現人民英雄英勇奮戰，不怕犧牲，艱苦奮鬥為主題的形象，不去過多地暴露敵人殘酷的一麵。至於構圖，經過研究討論，確定不拘泥於平行構圖，每幅構圖從內容出發，盡量使其表現充分，注意互相呼應，保持了與建築的和諧。
此行參觀我國浮雕群，對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的創作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林徽因為紀念碑設計紋飾
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浮雕花紋圖案一直十分重要，不僅是紀念碑的建築裝飾組成，也生動地表達了人民對英雄的崇高敬意，浮雕花圈則表示著對英雄的永久紀念。
在設計浮雕花紋的過程中，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是重要參予者。後來，由於梁思成工作十分繁忙，而且經常赴蘇聯訪問，因此，林徽因獨自承擔了紀念碑花紋設計小組的組織工作，並為全套飾紋構思，特別是親自設計了紀念碑小須彌碑座上的一係列花環浮雕。
從總平麵規劃到裝飾圖案紋樣，都溶鑄著林徽因的心血與汗水，每一張圖紙，每一個細節的改動，她都一張一張認真推敲，反複研究。
在設計過程中，林徽因采用百花和卷草作為碑座裝飾紋樣的主題，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用不同的方式以求變化，以取得建築物本身各部分所要求的裝飾效果。
據紀念碑的設計資料所載：“百草花紋是我國曆代人民所熟悉而喜愛的題材，有悠久的優良傳統……而在細節各部如花朵、花梗、卷葉、絲帶等，包含著嶄新豐富的內容和現實的形象，能活潑地表現出我們自己這時代的精神。”
在選用裝飾花環的花卉品種上，林徽因最初選用的是木棉花，通過對花卉專家谘詢後得知木棉並非中國原產，因此便放棄了這一構想。
經過仔細研究和篩選，最後選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3種花作為高貴、純潔和堅韌的象征。
為了更好地完成設計，做出最完美的圖案，林徽因畫了數百張不同風格的草圖；對筆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葉都描畫過幾十次、上百次，力求形象逼真，達到最佳效果。
建成後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小須彌碑座采用是的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設計意見，小須彌碑座四周刻有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種花圖案組成的8個大花環浮雕，與大須彌碑座的8幅近代曆史浮雕相互照應，把英雄的樂章推向高潮。
牡丹、荷花、菊花、百合花組成的8個大花圈，象征著人民英雄高貴、純潔、堅韌的品質。
《勝利渡長江》三易其稿
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成立時，王明之為工程處處長。工程處下又設設計、施工、采石、美術工作等7個組，其中美工組的任務是負責擬訂浮雕題材、設計圖麵及製作浮雕等工作。
據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人民英雄紀念碑美工組副組長彥涵回憶，在紀念碑創作初期，有一批優秀畫家，主要是中央美院的教師，參與了紀念碑的浮雕畫稿工作。
回想起當時的創作過程，人民英雄紀念碑研究組的王朝聞記憶猶新：
當時為了更好地完成這一莊嚴的政治任務，開渠先生還欣然接受我的建議，約請董希文等諸位已有多年革命曆史題材創作經驗的畫家，參加浮雕的構圖設計。
畫家們的畫稿設計對紀念碑的浮雕創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幾位畫家的分工是：
《虎門銷煙》畫稿艾中信，雕刻曾祖韶，助手李禎祥；《太平天國》畫稿李宗津，雕刻王丙照；《武昌起義》畫稿董希文，雕刻傅天仇；《五四運動》畫稿馮法祀，雕刻渭田友；《五卅運動》畫稿吳作人，雕刻王臨乙；《八一南昌起義》畫稿王式廓，雕刻蕭傳玖；《抗日戰爭》畫稿辛莽，雕刻張鬆鶴；《勝利渡長江》畫稿彥涵、雕刻劉開渠。
在人物選配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是精挑細選之後才委以重任的。而在創作過程中，這些畫家雕刻家更是激情充沛，嚴於律已。目前發現比較完整的畫稿有《勝利渡長江》和《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的畫稿由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原油畫研究班主任王式廓設計。當時，王式廓為了完成這個重大任務，花了很大的力氣，在家裏畫了很多草圖，現在王式廓家人手中還保留著他當年畫的6幅草圖。這些畫稿都是很珍貴的曆史資料，令人遺憾的是除了他們兩人的畫稿外，其他畫家的畫稿目前還沒有被發現。
《勝利渡長江》的作者彥涵在一次回憶中這樣說到：
我被委以重任是有背景的。抗戰爆發後，19歲的我考入國立杭州藝專，毅然投奔延安，奔赴抗日前線。
毛澤東有一次看到我的木刻，他讚賞說：“刻得好，很有氣勢”。由於我打過仗，對人民軍隊有切身感受，鄭振鐸把我視為美術創作組負責人最合適的人選之一。
劉開渠負責雕刻方麵的組織工作，我負責畫稿設計的組織與協調。
據彥涵在晚年的回憶中說，《勝利度長江》曾經三易其稿。
稿子畫了3遍，第一遍畫的是戰士頭戴美式鋼盔衝鋒的場景，這雖然真實地反映了渡江戰鬥的情形，但考慮到群眾對解放軍的普遍印象，於是第二稿，現存連雲港市彥涵美術館，將戰士們改為頭戴布軍帽，並且突出了指揮員以及劃船民工的形象，後來紀念碑建設時采用了此稿。
而在創作中我一直唱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中的“向前，向前，向前”來完成的，把握了精神實質。
三易其稿充分體現了畫家們追求完美的精神。彥涵的畫稿在第二次中已經通過，但為了把畫稿修改得更加完美，於是他在第二稿的基礎上又創作了浮雕的第三稿，第三次設計又增加了一些戰士的形象。
但由於第三稿過長，與紀念碑高聳挺拔的設計方案不相符，因此，最後還是采用了第二稿。
紀念碑浮雕的畫稿和雕塑的創作過程中，都經過多次的修改和加工，其中每一個步驟都蘊含著創作者們的無數心血與汗水。正如彥涵晚年說過的那句話：
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創作絕對不是哪一個人所為，應當是集體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