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虛觀記》記載了王重陽弟子北七真之一王玉陽建玉虛觀的事跡。據稱，王玉陽曾奉金世宗和金章宗之詔，多次進京麵聖，恩寵異常。一名內侍擅自將佛教的崇福院改名為永壽觀，供王玉陽在京居處。王玉陽得知後，不肯入住稱，“至道之人，旁日月而挾宇宙，官天地而府萬物，尚何以居處累耶？況乎易菴為觀，不幾於昔以我為牛，而今以我為馬也。且我之素風，乞子耳，兩朝恩賜名觀，退托尚不欲受，直以山林雲霞而為樂地，若之何為甚無謂也”。王玉陽不願意接受兩朝恩賜的居處，更不願意侵吞佛教原來的寺廟，於是，“善眾門人，遠近坌集，有山者獻木，有田者獻穀，富者賜財，巧者出技，人皆自勸，又非智辯牢籠曲誘之也”。正是在無數信徒的自動捐助下，經過幾年，玉虛觀建成了，王玉陽遂在此駐足修真。王玉陽建玉虛觀的事實說明，全真派的立觀並非依靠朝廷的資助，開始也並不搶占佛教的寺廟，隻是依靠自身在信徒中的威望，而由信徒們共同努力，才得以形成華北平原上大規模興建全真道觀的曆史事實。
正是有了這樣規模的全真道觀，“使遊禮之人，瞻像以生敬，學道之士，因寂以悟玄”。這就是說，全真道派才有了安心學道、弘傳的地方，也使得全真道派同一般信徒有了建立聯係和溝通的場所。
放戒論
全真教派經過明代較為沉寂的曆史階段以後，到了清代又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特別是全真龍門派。這同全真龍門派一代宗師王常月采取了放戒的弘傳方法有很大的關係。
在全真派的史料裏，早就有邱處機傳戒的說法。戒就是戒律。據清代全真派高道王常月《缽鑒》稱，邱處機采集道門傳統戒律，仿效佛教沙彌、比丘、菩薩等三戒製度，訂立了“三壇大戒”，即：初真戒、中極戒和天仙大戒。隻是從金元到明末，按照邱處機製訂的傳戒儀範都采用單傳密授的形式。弟子得之於師父，而旁人無從得知。邱處機建立傳戒的製度，顯然是為了適應大規模“立觀度人”以後，隨著全真道士迅速增加，在全真道士內部建立比較健全的選拔領袖和骨幹人才的製度。這一傳戒製度正是在全真道派初創時期依靠收徒弘傳的方法的合理發展。隻是傳戒是秘密進行的，其中常情，外人無從得知。不過，這一傳戒方法仍然是植根於師徒關係的基礎上。傳統的師父帶徒弟的方式有許多局限，用道教中人的說法，徒弟要找一個好師父難，師父要鑒別一個好徒弟也很難。這就極大地限製了全真教派的弘傳。
清代初年，王常月主持北京白雲觀以後，將單傳密授改變為公開傳戒，在白雲觀設立戒壇，廣度弟子，弘揚律宗，使得全真龍門派出現了中興的局麵。據完顏崇實的《昆陽王真人道行碑》記載，王常月曾訪師於趙複陽，得天仙大戒秘傳。王常月對趙複陽說：“君子窮於道之謂窮，通於道之謂通。道俻吾身，何患宗風之不振耶”。正是在他以道俻身，重振宗風的思想指導下，一時間，經過傳戒的弟子，在中國大地上，從北至南，到處在“立觀度人”，弘道傳法。
按照全真叢林製度，除了白雲觀可以設壇傳戒以外，其他有條件的叢林亦可設戒壇傳戒，例如，沈陽的太清宮，成都的二仙庵等等。在20世紀40年代住進北京白雲觀的日本學者吉岡義豐並沒有見到過全真派道士的傳戒儀禮，不過，他知道傳戒儀禮對於全真派道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根據別人的轉述，對於傳戒儀禮也作了記載和描述。他說：“對道士來說，受戒是宗教生活中極其重要的事件。過去傳戒時間長達一百天，以後減少到五十三天。傳戒儀式在三座戒壇舉行，三壇大戒的內容是：1.公布要目。2.半夜在‘密壇’授法。3.授全真大戒一百餘條。傳戒時期，受戒人生活費自理，衣缽、戒牒和規也都要自費購買。每次傳戒由方丈當傳戒律師，另外精選一些有道行和經驗的大道士協助傳戒。除了引禮師不止一個以外，其他職務每職一人。引禮師的數目依受戒人的多少而定，多時可達十個至二十個。按《登真錄》記載：1927年白雲觀傳戒349人，有六位引禮師，方丈是陳至霖，直隸人。戒壇上供著道教神團中的主神三清像。受戒人必需年滿十六歲，一般應在普通小廟裏至少住滿一年。受戒人的姓名印在《登真錄》上，按照千字文的順序排列。頭四名受戒人有資格成為十方叢林的方丈。第一、二位受戒人授予法簡，注明他們的道派和師承。全體受戒人都領取道袍、度牒、飯缽和規。隻有全真教的十方叢林才能傳戒，但天師道道士可以自由參加。自從張天師不發度牒以後，許多天師道道士開始參加全真教的傳戒大典；不過即使他們精於傳戒儀範，也無權當十方叢林的住持，這一點似乎是默契。”
從清代以來，一個全真派道士，能不能參加一次傳戒儀禮，得到在戒壇上頒發的戒牒，就是他畢生宗教事業的象征、認可和標的。通過戒壇，係統學習道教的戒律和道教的知識，一個全真道士得到了頒發的戒牒，才算是達到自我修煉的一個階段，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真道士。
另外，也正是采用了開放式的放戒方式，使得全真弟子的水平和能力得到了一次公開的鑒定，便於從中選拔比較優秀的全真道士，及時補充進全真領袖的培養隊伍中間去，提高全真道派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活動能力。
當然，開放式的放戒方式，也從人力資源上進一步支援了全真道派的弘傳。民國初年的《白雲觀陳毓坤方丈傳戒碑記》稱：“天明教於一方，不若廣教於天下；傳道於數百人，不若餉道於千萬人。迺布訓辭，揭明秘蘊，俾道眾功行完滿，還山授受。各本道德五千言之大旨，喚起覺世牖民觀念，蓄誌慈和，自息爭端，而歸清靜，妄情利欲，自平驕氣而保虛無。勸一人得一人之益，勸一鄉收一鄉之效。教化普及，誌願固大且宏也。”多一個道士受戒，就多一份弘傳全真教派的力量，使得“教化普及”，這不得不讓人對於王常月適應時代的放戒弘傳方式，產生由衷的欽佩。
結束語
任何一種宗教，都有弘揚和傳播自己的願望。“道不言道，道不外傳”這樣的習慣，過去並沒有主導過道教兩千年的曆史，今天也已經被越來越多的道教中人所揚棄。
回顧全真教派弘傳的曆史特點，目的隻是為了從中得到一些有價值的經驗和教訓。當今時代的物質文明已經高度發展，精神領域的多元現象是曆史上任何時代無法比擬的。這就對當今世界的道教弘傳，提出了一係列的新問題和新要求。而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道教如何弘傳，還有待於各地各派道教中人，及時的探索和嚐試，不斷總結經驗，大膽地融入現代社會生活，大膽地采用新的現代化的方式和方法，使得道教極其燦爛而悠久的文化，繼續撫育中華大地上的子民，為中華的崛起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