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一節 維護道門純潔，保證弘道成功——從湖南南嶽大廟和上海浦東新區道協新訂“清規榜”想到的
近二十年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落實，中國道教出現了百年未遇的恢複和振興的局麵。
各地道教宮觀，有的整修開放，有的重建開放，有的更是劃地撥款，新建開放。各地道觀雕梁畫棟，金碧輝煌，香火繚繞。
更重要的是，近二十年來，道教培養了一批批青年道士，他們中的優秀者陸續登上了道教領袖的崗位，負起了在新世紀中教化信眾，引導道教適應社會、走健康發展道路的曆史責任。
這些年來，在學術界熱心道教事業的朋友的幫助下，道教特別注意整理道教的文獻，注意從文獻中清理道教教義思想，並且希望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能夠將適應社會的教義思想係統化，以服務於當今社會的信徒。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迫切而及時的。
另外一個方麵是道教組織功能的恢複。道教從它形成一開始就是一個社會組織，曆史上稱它們為“太平道”和“正一盟威之道”（即正一道）。不過在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的長期的封建社會中，這個組織的特點並不很突出。近二十年來，道教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積極參與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少青年道教領袖已經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在參政議政中，道教作為一個信仰組織的作用和功能逐漸顯現出來。
既然是一個由無數具有共同信仰的人組成的社會實體，或者說是一個社會團體，那麼就有道士和信徒在一起生活、勞動、工作以及朝拜、行儀之類的信仰活動。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信仰需要協調，需要有統一的步驟，統一的紀律和統一的行為規範。這樣的規範就體現在道教的規戒之中。
道教從形成時期起，就有了自己的規戒，這就是著名的“老君想爾戒”。老君想爾戒的全文不長，根據《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五的記載，老君想爾戒的內容是：行無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動，上最三行；行無名，行清靜，行諸善，中最三行；行忠孝，行知足，行推讓，下最三行。“上備者神仙，六行者倍壽，三行者增年不橫夭”。老君想爾戒的文字來自《老君道德經想爾注》，而此注相傳出自道教祖天師張道陵及其子孫之手，因此，道教最早的規戒，實際上是同道教教義思想的闡述幾乎同時產生，或者說是相輔相成的。魏晉南北朝以後，道教規戒的內容逐漸豐富，名目也逐漸多了起來。唐代道士朱法滿編撰的《要修科儀戒律鈔》中列舉的道教規戒，有一戒、二戒、三戒、四戒、五戒、六戒、七戒、八戒、九戒、十戒、十二戒、三十六戒，乃至老君一百八十戒、三百大戒等等。
道教之所以要有規戒，是因為道教徒都是活生生的人，雖然他們都是有道教信仰的人。信仰是內心思想的活動，信仰要體現在道教徒自身的行為之中，並且通過這些行為實現自己信仰道、學習道、實踐道、弘揚道的目標，因此遵守道門的規戒就是防止道教徒行為出現差錯以及提高道教徒修持的水平的一個重要的手段。可是每一個道教徒都生活在現實社會之中，現實生活中充滿了各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誘惑，因此，要幫助道教徒摒棄名利和財色的追求，除了要有堅定的思想信仰的教化以外，還需要規戒的輔助。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四稱，“經以檢惡，戒以防非”。還引用“《登真隱訣》雲：戒者，遏穢垢之津路，防邪風之往來”；“《大戒》雲：有經而無戒，猶欲涉海而無舟楫，有口而無舌，何緣度兆身邪？夫學者不知尋經戒，是未悟真要之根，長夢而不覺，可為痛心矣”。這裏就明確指出了道教徒學習經文、堅定信仰和遵守戒律的密切關係。
金元之際道教全真派創立。全真祖師王重陽十分重視道門的規戒。全真教派要求道士出家住廟、素食獨身，因此對於規戒自然要求更加嚴格。全真清規就是全真派道士必須遵守的共同的行為規範。北京白雲觀的清規榜（以下簡稱“北京榜”）二十三條就是流傳至今的典範。
不過，時代是在不斷發展，社會也在不斷進步之中。所以，無可諱言的是道教曆史上的許多規戒的內容已經不能適應當今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三四十年前，大陸道教界在重新組織起來以後，也像社會上的某些做法那樣，自己動手製定過一些“愛國公約”，其中當然也有清規戒律的內容，但是，就其傾向性而言，更加注重的是當時的政治要求，因此，也不能適應當今社會的需要。
值得重視的是，在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黃至安的主持下，湖南南嶽道教協會製訂並發布了《南嶽道教全真清規榜》（以下簡稱“南嶽榜”），共二十七條。其後，在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丁常雲的主持下，上海浦東新區道教協會也正在著手製訂並即將發布《道教清規榜》（以下簡稱“浦東榜”）。由於浦東新區的道士絕大多數是正一派道士，從這個意義上說，浦東新區將要出台的《清規榜》則是正一清規榜。
這兩個清規榜，在它們的前言中，都強調了製訂並遵守清規的重要意義。《南嶽道教全真清規榜》稱，“天上難容無禮神仙，人間豈有犯規羽士？聖地乃修心養性之所，名山非醉生夢死之鄉”，“有緣共居善地，求心清而意靜，須蹈矩以循規”。上海浦東新區的《道教清規榜》稱，“學道求真，莫先乎戒。經以檢惡，戒以防非。學道誦經，檢心慎過。道士女冠，禮儀修行，靖室宮觀，日常管理，俱具經旨，其來久矣”。這些前言都說明，道門中人已經充分認識到製訂清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這兩個清規的內容，同曆史上的清規比較，既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相同的部分一是與國法有關的內容。例如：
“北京榜”二十三條：“違犯國法，奸盜邪淫，壞教敗宗，頂清規，火化示眾”。
“南嶽榜”二十六條：“凡違犯國法，作惡多端，良心盡喪，敗太上之律法，壞列祖之宗風，以庶民罪犯對待，交由公安、司法部門處理，並通知各大道場備案，該人本教永不收留”。
“浦東榜”二十七條：“凡不務祖風、作惡多端、違反國法者，送交公安和司法部門處理，並通知各地道觀備案。本教永不收留”。
比較三個清規榜，人們自然可以明白，當今社會中，道門中人如有違法行為，就要將其送交國家有關主管部門處理，調查、認證，乃至審訊、判刑、執法。道門不對這類違法行為作任何懲處，這樣就不會像原先按北京榜那樣懲處，不會出現像1945年的北京白雲觀安至霖方丈被燒死的事件。這個變化，自然是社會法製觀念進步，道教清規跟上時代步伐的表現。
又如：
“北京榜”第一至五條：“開靜貪睡不起者，跪香”；“早晚功課不隨班者，跪香”；“早午二齋不隨眾過堂者，跪香”；“朔望雲集祝壽天尊不到者，跪香”；“止靜後不息燈安袇者，跪香”。第十四條：“廚房拋灑五穀，作踐物料飲食者，跪香”。
“南嶽榜”第一、二條：“凡早開靜貪睡不起，晚止靜不熄燈者，跪香”；“凡上殿誦經禮懺，玩笑不恭，時至不到者跪香，因公遲到者免”；第十七條：“凡齋堂開餐，板響遲到，過時無食，私下廚房，自造飲食者跪香，公事免”；第八條：“凡朝賀祖師聖誕及朔望雲集朝真，時至不到，衣冠不整潔者跪香”。
“浦東榜”第二條：“凡開經遲到、擅離早退、無故缺席者，跪香”；第五條：“凡在堂誦經演法，斷語無聲、故作喧嘩、交頭接耳者，跪香”；第十一條：“凡飲食不節，拋撒五穀、不知珍惜者，跪香”；第一條：“凡道觀之中，殿堂靖室，不穿道裝、不戴道巾、不踏布履者，跪香”。
比較三個清規榜以上有關觀內生活的部分內容，人們也可以看到，由於宗派不同而形成的某些差異。北京和南嶽都是全真清規，道士住廟，過集體生活，因此有起床和熄燈的規定。而浦東的清規榜主要是規範正一派道士，因此隻規定準時到廟開經，不能隨意早退。北京和南嶽在飲食方麵的規定，是適應全真的要求，隻是當代的全真道士可能有條件自做飲食了，因此，南嶽榜的規定比北京榜要細致，而浦東榜就隻規定要愛惜五穀。此外，正一派道士隻在道觀內穿道裝，所以，很容易犯穿著隨便的毛病。浦東榜特別就道裝的穿著作了明確的規定，就是這個原因。另外，就北京榜和南嶽榜而言，由於時代的發展，社會活動的增加，因此，有許多行為不能強求領袖和一般道士完全一致，南嶽榜中增加了一些“因公遲到者免”，“公事免”等詞句，這也是合情合理的。三個榜的不同，既是道教宗派不同造成的，也是時代變化造成的。
再如：
“北京榜”中沒有關於全真道士親屬和掛單的規定。但是，“南嶽榜”就有了這方麵的內容。南嶽榜的第十五條：“凡道眾親朋來觀，不通報組織，私下留宿、留餐待客者，客去罰齋”。第十八條：“凡教徒，親朋往來除父母外，一般不予接待，特殊情況，隻供一宿兩餐，集體招待，如願多住時日，即按住客收費”。第十九條：“凡來往掛單道士，不明三代法眷，不知宗派，無證明，來曆不明者不留”。這樣一些新的規定，表明當今出家的全真派道士同自己在家親朋的關係，比起曆史上的全真道士，要密切得多，來往也要頻繁得多。因此，在堅持出家的原則基礎上，也具有相當的靈活性。
“浦東榜”因為主要是規範正一派道士，所以沒有南嶽榜這些內容，隻是目前來往掛單的道士比較多，所以，在第十三條，也有類似南嶽榜的規定：“凡外來投宿道士，不示宗派、不明三代法眷、無學道證明、不明來曆者，不留。擅自收留者，罰齋”。
綜上所述，在道教組織迅速發展壯大的時候，加強道教內部的管理，製訂嚴格而符合當今社會實際的清規戒律，已經成為維護道教隊伍的純潔，確保道士有神聖信仰的舉措，一個重要的組織建設的舉措。
南嶽和浦東相繼頒布“清規榜”，是一件值得道門中人普遍重視，加以推廣的大事。製訂清規榜隻是保證弘道成功的第一步，重要的還是嚴肅而不折不扣地執行清規榜，不講情麵地落實對於違反清規榜的道士的懲處規定。
同時，筆者還希望要對一些優秀的道士給以適當的鼓勵和獎勵，年年表揚先進，堅持幫助後進，在道門內部形成人人維護清規，人人遵守清規，人人做一個真正的有道之士的良好氛圍。這樣，道教就能夠服務信徒、穩定社會，弘揚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的複興和崛起貢獻自己的力量。
第二節 道教在海外的傳播問題的提出
1986年春，我在訪問美國夏威夷大學時讀到了台灣出版的《道教文化》雜誌，讀到了已故的龔群長老的文章《道教的國際發展》。龔群先生在文章中介紹了1984年時台灣嗣漢天師府駐海外辦事處對世界各洲以及亞洲各國的道教狀況的統計材料，列舉了海外現有的道觀和道士的數量。盡管這些材料有明顯的不足或者不能全信的缺點，但是，我相信龔群先生是道教界的老前輩，他的材料肯定是“事出有因”的，因此，文章在我心中著實掀起了波瀾。
為什麼呢？因為，道教一直被公認為中國的土生土長的宗教。可是，如今，這樣一個中國漢民族的宗教卻也已傳播到了海外。近十五年裏，我因為講學和科研等原因，先後訪問了美國、法國、德國、日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國家，親眼看到海外新建的道觀，行儀的道士。我真正確信中國的民族宗教——道教如今也已走出了國門，傳播到了海外。每逢在異國他鄉看到道觀裏中國式的亭台樓閣，飛簷畫梁；每逢在殿堂裏見到關帝、呂祖等神像，金碧輝煌，香煙繚繞；每逢在道觀中看到華人道士，或者看到藍眼睛、高鼻子、白皮膚的穿著道士裝束的洋道士，跪拜叩首，誦經步虛；我都會興奮不已，留戀再三，甚或驚歎不已，疑問再三。
問題有兩個：一是海外的道教是怎樣傳播出去的，它與外國傳教士到中國來傳教是否一樣？另一個是海外的道教如何生存，發揮些什麼樣的作用？
道教的海外傳播
道教以道家思想為其教義的核心。道家思想在人生觀和社會觀的層麵上，是以“無為”和“不爭”為特征的，因此，道教對於自己的傳播也向來抱著“道法自然”的態度。用一句俗語說：“薑太公釣魚，願者上鉤”。道教並沒有像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土地上曾經表現過的那樣，急於站住腳跟，急於招募信徒，急於擴張，乃至要讓所有的中國人都變成馴服的羊群。道教甚至於像佛教那樣用“講經”來宣傳自己教義的做法都沒有。既然如此，那麼，道教又是怎樣傳播到海外去的呢？
道教向海外傳播已經有了很長的曆史。曆史上，道教的海外傳播曾經有過三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請出型”。曆史上，中國曾經有過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上強盛而輝煌的時期。當時，中國對於自己周邊國家和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力。周邊國家也曾經要求中國派遣各種使者去傳播中國的政治製度、思想信仰和文化、科學、技術等等。在這些使者中，就有道教的道士。道教傳入朝鮮半島就屬於這種類型。據朝鮮史書《三國遺事》記載，“麗季武德貞觀間（約618-649），國人爭奉五鬥米道。唐高祖聞之，遣道士，送天尊像，來講《道德經》，王與國人聽之”。據中國的《文獻通考》記載，當時被請去的道士是沈叔安。《三國遺事》還說道，過了幾年，當時的高句麗丞相蓋蘇文向皇帝進言，“儒釋並峙而黃冠未盛”，於是派使者去唐朝學習道教。唐太宗就派遣叔達等道士八人到朝鮮半島，還帶去了《道德經》。叔達等道士到了高句麗以後，還奉命到各山川舉行鎮祭儀。宋代時，高麗又派人到中國來請道士，還培養了高麗道士，建立了道教宮觀——福源宮。福源宮中有天皇堂、三清殿等。殿裏奉祀三清畫像。高麗道士並不出家。他們白天在福源宮內行齋儀，晚上回家。據資料記載，福源宮的高麗道士都用中文念經，用中文做科儀，並沒有使道教的經典和科儀“本地化”。因此，當中國的國力開始衰微，影響減小，加上沒有識中文的道士的時候，道教在朝鮮半島上的傳播就中止了。
一種方式是“交流型”。曆史上，中國和外國，特別是同周邊國家和地區一直有著或緊密或疏遠的交流關係。隨著這些交流活動，道教也交流了出去。道教對於日本的影響就是如此。日本自630年至894年的260多年中，曾經先後派出大約19批“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先進的思想、文化和各種製度。這些使者在回國的時候，也把中國道教的文獻和信仰習俗帶回了日本。據7世紀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當時，日本由來華學習的人員帶回去的漢文典籍，其中就有道教典籍63種。這些年來，日本學術界圍繞著道教傳入日本的問題曾經展開過熱烈的討論。我在日本的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兩次從事長期研究工作的時候，也有日本學者詢問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日本沒有道教的宮觀，也沒有神職的道士，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道教對於日本的政治和文化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也是客觀事實。日本曆史上最高的統治者稱為“天皇”，而“天皇”這個詞就來源於道教的天皇大帝、天皇真人。天皇傳承有三件神器：璽、鏡和劍，而這三件神器正是道教的法器。日本的皇室和朝廷崇尚紫色，而紫色正是道教崇尚的顏色。日本的曆史典籍《延喜式》中收有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祝詞，其中有一篇“獻橫刀咒”。“獻橫刀咒”裏麵都是道教的詞語，奉請的神明也是道教的神靈。列舉出來，一看就明：
謹請：皇天上帝、三極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諸神、司命司籍，左東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時四氣。捧以祿人，請除禍災；捧以金刀，請延帝祚。咒曰：東至扶桑，西至虞淵，南至炎光，北至弱水，千城百國。精治萬歲，萬歲萬歲。
這篇祝詞奉請的神靈是中國道教的神靈，甚至其中東西南北的方位概念也是以中國本土為中心的。這份“獻橫刀咒” 不管是誰書寫的，是日本人寫的也罷，是百濟人寫的也罷，它收錄在日本的曆史典籍裏，記錄的則是中國道教給予日本影響的痕跡，這也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一種方式是“帶出型”。所謂帶出，就是指中國人出國時將道教帶了出去。在中國國力強大的時候，中國的周邊國家如果遇到被侵略的危險，就會要求中國派軍隊支援。例如，日本的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時，當時的明王朝就應朝鮮王朝的要求，出兵打退了豐臣秀吉的軍隊。明朝時中國的關帝信仰日漸興盛，明朝軍隊在朝鮮所到之處也蓋了關帝廟。於是關帝信仰也傳入了朝鮮半島。軍隊後來撤走了，可是關帝廟卻留下了。隻是朝鮮的關帝後來從一位忠義的武神演變成了主管人間財富的財神。越南的北方，從中國廣西的友誼關（原名鎮南關）一直到紅河流域，在曆史上曾有中國軍隊鎮守。那裏至今仍有一些供奉真武大帝的廟觀。真武大帝，即道教的玄天上帝。宋明時期，玄天上帝的信仰曾經廣泛流行過，這些廟觀也是當時中國軍隊帶出去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