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當代道教教育的新麵貌
現代的道教，從傳播地域上區分，實際上包含著三個部分：中國內地的道教，中國港澳台地區的道教，海外華人聚居區的道教。這三部分道教，由於生存環境不同，因此，呈現出不同的麵貌，它們在生存和發展中麵臨的問題也不一樣。但是，從其傳播曆史來說，其信仰和供奉神係來說，三個部分道教又有密切聯係。港澳台地區的道教徒和海外華人中的道教徒，都以中國內地的道教作為自己信仰的根，大多以中國內地某個廟觀作為祖庭。道士都自稱淵源於大陸道教的某個門派，出自大陸某位高道的門下。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內地的道教是現代道教的標誌。
從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特別是1982年以後，中國認真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道教也出現了振興的態勢。這一點，從幾個統計材料可以看出來：
據李養正先生在1994年的《道教史略講》中說道，“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國有道教宮觀637座，住觀的道士約有五千人，散居道士有數萬人。
1982年，在大陸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被批準開放的道觀僅僅隻有二十一處。道士隻有幾百人。許多地方的道士沒有經書可念，沒有道觀舉行科儀活動。
1994年，經過十餘年的改革開放，據李養正先生說，全國道教宮觀有近一千處，全真道士近一萬人，散居道士近二萬人。
到了1996年，據李養正說，“據中國道教協會在1996年的調查統計，全國現有開放的道教宮觀1722座，其中992座已向縣以上政府登記；住觀職業道士7125人，其中全真派道士6450人，‘乾道4139人、坤道2311人’，正一派道士685人，另有正一散居道士三萬人，合計約四萬人；近四十年來，先後成立了各級地方道教協會組織約133處”另外有材料說，中國內地的道教宮觀已經開放了1557座，住觀的全真和正一道士，包括坤道達到25700人，散居道士數萬人。
道教界的前輩們說，“今天的道教到了近百年來最佳的發展時節”。這句話是不錯的。這裏說的“最佳時節”，包含的意義，不僅是宮觀恢複，道士人數增加，而且還說明道教的整體質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對於這個說法，我是有同感的。因為，我的家庭就是一個世代正一派道士的家庭。我了解道教的過去，至少是了解本世紀上海道教和江南道教的狀況。我的祖父陳榮慶先生，是清代末年上海的最後第二任道會司的道官。我的父親陳蓮笙先生從小學道，1949年以前就是上海著名的高功法師，當時的上海道教組織的理事。1957年以後，一直擔任中國道教協會的理事，還曾擔任過中國道教協會的副會長和顧問，上海道教協會的秘書長、會長和名譽會長。我本人在1947年至1955年間也一直混跡於上海道教之中，直到我進入北京大學學習。所以，我可以不帶任何偏見地說，今天大陸道教已經出現了過去想都不敢想的巨大的變化。
道教的變化，我想主要有三個方麵：
一是道教的組織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內地的社會組織化程度也越來越高。1957年，中國內地成立了跨宗派的道教組織，也就是中國道教協會。但是，1957年以後，中國出現了“左”傾思潮，因此，嚴格地說，中國道教協會從成立起就沒有能按其計劃和章程正常運作。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道教協會已經恢複正常活動，各省市也成立了各級道教組織，一些縣裏也成立了縣級的道教組織。雖然，中國道教協會和地方道教協會隻是業務上的指導關係。但是，因為有了統一的合法的道教組織，道教徒才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在國家生活和經濟生活中取得了應有的地位。中國內地的各級議會組織中都有道士的代表。這一點，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中是不敢想象的。
二是道士的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1949年以前學道的道士，絕大多數沒有文化，隻是進了道門以後才認識經書上的字。我本人原定於1949年7月小學畢業以後學道，這在當時，已經是非常有文化了。1949年以後，在中國內地，很少有人想來學道，因此，整整三十年裏，道教沒有認真培養過接班人。1957年，中國道教協會成立以後，在陳攖寧會長主持下，舉辦過“道教知識專修班”，但是參加的都是中年道士，人數也不多。改革開放以後，隨著道觀的逐漸增加開放，學道人數迅速增加。這些新道士，大多已經完成普通學校的學業，有的還是高中學曆。為了迅速提高他們的道學修養，中國道教協會成立了中國道教學院，上海和四川分別成立了上海道學院和四川道學院。中國道教協會和地方各級道教協會還舉辦一係列的專修班、訓練班和學習班，加快培養道教人才。據統計，中國道教學院自1982年至1994年，培養了全國各地各宮觀送來的學員303名，大約是以前培養的十倍。至於各地自己培養的道教人才，超過千人。其中一些較早學道的青年道士，已經走上了道教的領導崗位。他們受過比較係統的道教知識的培訓，既注意繼承道教的優良傳統，又能自覺適應當今中國社會，自覺維護道教的合法權益，相互團結，在社會上用一個聲音說話，顯示出中國道教是中國社會一支不可替代的社會力量。這一點也是前三十年中不敢想象的。
三是道教開始注意弘揚自己的思想和文化。道教以道家思想為教義核心，因此，在人生觀和社會觀的層麵上，道教是以“無為”和“不爭”為特征的。道教對於自己的傳播也向來抱著“道法自然”的態度。道教不僅沒有像西方宗教那樣，要讓中國人都變成馴服的羊群，“中華歸主”，甚至像佛教那樣用“講經”來宣傳自己的做法都沒有。在現代中國的曆史上，道教自己沒有一份弘道的雜誌和報刊。眾所周知的《揚善》半月刊和《仙道月報》是翼化堂主張竹銘創辦的。可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道教，由於一批熟悉現代生活的青年的加入，在宣傳和弘揚道教思想文化方麵采取了一係列新的舉措。中國道教協會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所，地方道教協會也相繼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室。現在中國道教協會的《中國道教》雜誌已經公開出版，並且從不定期刊物變成了季刊，又變成了雙月刊。地方的道教協會也出版了《上海道教》、《三秦道教》、《福建道教》、《廣東道教》和《茅山道院》等內部雜誌和報刊。中國道教協會和地方道教協會還公開出版了250萬字的《道教大詞典》以及一係列研究道教思想文化和介紹道教名山洞府的著作、音樂錄音帶和記錄重大科儀活動的錄像帶等等。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弘揚道教的思想和文化，使社會對於中國道教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理解。這一點，也是前三十年中不敢想象的。
從以上三方麵的變化，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國道教已經出現了近百年未曾有過的振興局麵。這個局麵的出現是與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分不開的，也是同道教自身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分不開的。道教自身發生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是一批受過道教教育的青年道士充實到了道教徒的隊伍之中，給道教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三、當代道教教育的指導思想和教育方法
道教院校的辦學宗旨。在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道教走向振興的時候，各地都出現了有道觀沒有道士；有建立道教組織的機會，卻不具備人力成立組織的尷尬局麵。這是因為老道士年邁體弱，無法勝任，而青年道士卻因為有近三十年沒有培養，所以，各地各宮觀普遍出現形勢大好，後繼乏人的情況。
為了解決這個尖銳的矛盾，中國道教協會在1990年正式成立了中國道教學院。經過十餘年教學實踐，中國道教學院已經具有較為完整的課程設置，擁有了水平較高的師資隊伍。這所學院的教育目的與任務就是：“培養愛國愛教的、具有較高道教知識修養並有誌於為道教事業服務的青年道教徒，繼承和發揚道教優良傳統，弘揚道教文化”。它以各地各宮觀送來的青年道士為主要對象，其畢業生也已經遍布各地。與此同時，上海道教協會成立了上海道學院，四川青城山道教協會成立了青城山道教學校，廣東省道教協會和黃龍觀相繼舉辦了培訓班，各地道教協會也多次舉辦道教知識專修班和經韻培訓班等等。這些道教院校和培訓班都以青年道士為培養對象。以上海道學院為例，上海道學院是由上海道教協會舉辦的，經過十多年的教學實踐，也已具有較完整的課程體係以及較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它主要為上海地區培養正一派道士，以培養“有相當宗教學識的年輕宗教教職人員隊伍”為目標。從大陸各道教院校和培訓班已經公布的受教育的人數來看，受益的青年道士有千餘人。這些青年道士在畢業或結業以後，及時充實到了各地道教協會或宮觀中，緩解了道教走向振興時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
近年來，隨著中國內地的巨大變化和不斷進步，許多較早進入道門的青年道士從自己學道和修道實踐中感到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不敷所用，因此，他們在業餘時間中繼續努力學習，有的參加了社會學校的業餘學習，學習文檔秘書、財務、管理、電腦和電工等專業，有的還參加了社會的大專水平自學考試，以提高自身素質。為了滿足青年道士合理而迫切的要求，中國道教學院和上海道學院又先後舉辦了相當於大學專科水平的進修班。將來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在征得主管部門批準以後，道教協會還將開設培育道教大學本科和碩士研究生層次的課程，目的就是要培養有較深道學修養和道法造詣的青年道士，以適應未來道教事業的發展。
道教院校的辦學方式和方法。當今進入道門的青年道士，一般都已受過初等教育或者中等教育。這些社會教育同道教院校的教育是不同的。其不同處主要是前者不包含道教信仰的內容，但是，它又為受教育者打下了文化知識的基礎和社會活動能力的基礎。據此，道教院校對青年道士的培養，一方麵在文化教育方麵直接與社會教育相銜接，不再重複，一方麵又大量增加有關道教信仰的內容，重點放在道教教義教理的學習、道教文化曆史的傳授和科儀經韻的培訓等等。在教育方式上，道教院校采用了青年道士已經習慣的課堂教育方式，並且與道教傳統的師傅帶徒弟的教育方式相結合。這樣就能保證培養工作既符合道教的要求，又縮短了培養時間。
青年道士的培養，按照傳統，曆來是由德高望重的老道士負責的。可是，由於曆史的原因，各地道教協會在恢複道教活動時，僅有的一些老道士忙於應付宮觀修複和經懺業務，另外也缺乏相當的道學修養，更缺乏能用新形式傳授道教知識的老道士。因此，一段時間裏，道教院校和各種培訓班在選擇師資時，采取“不拘一格”的原則，這就是說，不分地區或派別，不論年長或年少，不分教內或教外，隻要有相當的道教知識修養和研究成就的，隻要尊重道教的教義教理以及禮拜活動的，隻要作風正派、學風嚴謹的，都可以作為道教院校的教師，被請來講課。
道教院校的課程設置，經過十餘年的教學實踐積累，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課程體係。道教院校的課程有政治、文化和道教三大類。以上海道學院的課程設置為例，三大類課程的學時比例為1∶2∶7。其中政治課程指的是“宗教政策法律法規”、“法學概論”等。文化課程指的是“高中或大學語文”、“高中或大學中國曆史”、“高中或大學英語”、“中國哲學史”、“書法”等。道教課程指的是“中國道教史”、“道教經籍選讀”或“道教原典選讀”、“《道德經》講讀”、“道教音樂”、“道教經韻”、“早晚功課”、“道教科儀與符籙”、“道教文學”、“道教倫理”、“道教與科學”等。在大專班級裏，還安排一些講座課程，如：宮觀管理、心理學、公共關係學、世界宗教常識，等等。
道教院校培養的是有學識的道士，因此，道教院校一般都設置在道觀之中。學員要穿著道裝，按時參加早晚功課，念經禮拜。道教院校的學員雖然是學生，但首先是個道士，要會念經做法事。中國道教學院的學員來自各地各道觀，畢業或結業以後，還回到原地原宮觀學道修道。至於地方道教院校，例如上海道學院，學員在第三學年就被分配到上海的宮觀拜師實習。這樣就既保持了道教原來的授徒傳統，又能在實際中進一步培養青年道士。
通過這樣的方式方法，一個道教院校的學生，一般來說，都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順利地完成從一個普通的社會青年向一個有信仰、有道教學識的道士的轉變。通過規定時間的學習，他們無論在思想信仰上、在道教知識上、或者在齋醮科儀上，都會有比較迅速的提高。當然，院校方麵反複強調，學員們也清楚明白，樹立對於道的信仰是一個道士努力一輩子的事情。從道教院校畢業或結業，隻是他們從道的第一步。
四、中國道教百年未有的巨大財富
新一代青年道教領袖帶給新世紀的道教更多活力。1998年8月，中國道教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幾位曾經領導了道教振興工作的年事已高的老道士退居顧問位置，一批青年道士走上了領導崗位。各地方道教協會也相繼換屆，增選了一批青年道士擔任地方道教協會的領導工作，使得中國內地道教的領導層顯得生氣勃勃。
在中國道教協會第六屆會長、副會長和秘書長人選中，除了1924年出生的閔智亭會長、1936年和1945年出生的任法融、劉懷元副會長、1939年出生的袁炳棟秘書長以外，其餘6名副會長都是1949年以後出生的。其中年齡最長的是王光德，1949年出生。50年代出生的有兩位，即：賴保榮和唐誠清。60年代出生的有3位，即：張繼禹、黃至安和丁常雲。丁的年齡最小，出生於1964年。這6位五十一歲以下的道長，都是近二十年由道教院校培養出來的。王光德、唐誠清、賴保榮和張繼禹都畢業於中國道教學院；黃至安畢業於中國道教學院坤道專修班；丁常雲畢業於上海道學院，現在還是中國道教學院上海進修班（大專）的學員。一些地方道教協會的領導工作，也都由青年道士擔當。例如：江蘇省道教協會的會長就是1964年出生的楊世華，畢業於中國道教學院。江蘇省道教協會的副會長、蘇州市道教協會會長是1962年出生的張鳳林，他也是畢業於1984年中國道教學院。福建省道教協會會長林舟，也畢業於中國道教學院。上海市道教協會會長史孝進，畢業於1986年上海道學院第1期道學班，現在是中國道教學院上海進修班（大專）的學員。
以上列舉的部分中國道教青年領導人員的學道經曆，就可以說明，近二十年中國內地道教創辦的各種道教院校和專修班對於道教的弘道事業以及今後二三十年的發展可能產生多麼巨大的影響。
張繼禹是江西貴溪人，出身於江西龍虎山天師世家。他從中國道教學院畢業後，就留在北京邊工作邊進修。除了教內職務以外，先後擔任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八屆委員，現在是第九屆全國政協的常務委員，代表道教參與國家的重大政治活動。張繼禹現在還是《中國道教》雜誌的主編、中國道教協會的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道教學院副院長。在十分繁忙之中，張繼禹編寫過《天師道史略》等著述，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現在，他還主持出版標點排印本《中華道藏》的巨大工程。近年來，張繼禹代表中國道教參加了許多國際活動，例如：1995年參加了在英國召開的“世界宗教與環境保護會議”，1998年參加了在英國召開的“世界（宗教）信仰與發展”會議，1999年參加了在美國召開的“人類健康與環境和諧研討會”。在會議上，張繼禹發表了《道教對世界環境保護主張》、《道教對發展及經濟生活的理解》、《道教對發展中醫藥和保護野生生物的理論和實踐》等演說，並且在與會期間，廣泛會見了各國各宗教的代表，接受了英國、意大利和海外華文報紙的采訪，會見了各國的華人代表。在張繼禹身上，人們可以明顯看到宗教領袖的風度，從容自如的社會活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