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常雲是江蘇句容人。自上海道學院畢業後，他就從事創建道教文化研究室和編輯《上海道教》雜誌等工作，先後當選為上海道教協會常務理事、副會長，中國道教協會理事、副會長，上海市青年聯合會委員、中國青年聯合會委員。1995年起，還任上海道教文化研究室主任，《上海道教》雜誌主編。近十年來，丁常雲一直從事道教的學術研究工作，先後編寫過《呂祖無極寶懺注》、《太上感應篇注》、《諸真寶誥注》以及《改革開放新形勢下的上海道教文化》、《道教的城隍信仰及其社會思想內容》、《道教的禳鎮科儀及其功能》等重要論文。1998年他作為中國道教文化代表團赴台灣地區發表了《道教宮觀的神緣功能》的演講。1999年還作為中國宗教代表團成員，到伊朗參加了亞洲宗教和平理事會會議。丁常雲現在還兼任上海欽賜仰殿道觀住持，需要在道觀管理工作中積累經驗，但是他作為在道教學術研究中已經頗有成就的青年領袖的形象已經確立，並且今後會對道教內部的學術研究和弘道工作發揮影響。
王光德是河南人，他從中國道教學院畢業後回到武當山，先後擔任過武當山道教協會秘書長、副會長和會長，湖北省道教協會副會長，中國道教協會第五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十堰市政協副主席，湖北省政協常務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在第六屆中國道教協會代表會議上，王光德當選為副會長。王光德近年也有一些著述，例如：《武當山道教史略》、《仙山武當》等。但是，他的特長是宮觀管理和社會活動。據說，王光德回到武當山時，紫霄宮、太和宮建築破落，雜草叢生，道士生活十分困難。生活在著名的“金頂”的道士，沒有水喝，沒有電燈。王光德花費了巨大的心血和全部精力，麵對各方插手開發武當山的巨大壓力，積極依靠政府有關部門，到市、省和首都爭取支持和經費來源，艱苦奮鬥，風餐露宿，夜以繼日，終於修複了紫霄宮、太和宮，並且為金頂先後新建供水和供電工程，從根本上改善了武當山道眾的修道條件，也改善了武當山的旅遊環境，獲得了遊客和當地群眾一致的讚譽。自1993年起，王光德受到海外的玄天上帝的道教信徒的邀請，先後到新加坡、日本、意大利等國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傳播武當山的道教武術、道教科儀和養身文化，把武當山介紹給世界各國和海外華僑、華人同胞。當地的道士稱王光德是武當山守護神，說明他是用心血在澆灌武當的壯麗山川。
楊世華是江蘇句容人。楊世華從中國道教學院畢業回到茅山以後，先後擔任過茅山道教協會副會長、秘書長、會長，句容市道教協會副會長、鎮江市道教協會會長、江蘇省道教協會會長，中國道教協會理事、常務理事，江蘇省青年聯合會委員，江蘇省政協委員，茅山道教文化研究室主任，《茅山道教》主編。楊世華也是一位以管理能力見長的領袖。自回到茅山起，楊世華就將全部精力投身於恢複和振興茅山道教的工作，解決了茅山頂宮（九霄萬福宮）的用水和用電問題，重新對頂宮的殿堂設置作了布局。麵對茅山印宮（元符萬寧宮）在抗日戰爭被毀壞，長期未能修複的破落狀況，楊世華在市、省和中央的支持下，不失時機地領導茅山道眾對印宮進行了規模空前的重建工程，自籌資金三千餘萬元，建設了上下四層的“道祖廣場”。最下層為“睹星門”廣場，第2層為“三天門”廣場，第3層為“太極廣場”，第4層，即最高層，為“道祖廣場”。道祖廣場中央有太上老君的坐像，高33米，坐像建築於直徑22米、高5米的圓台上。當地民眾稱它為“老子天下第一”。同時，楊世華也十分注意弘道揚善工作。茅山道院設立了文化研究室，並且出版茅山道教的音樂錄音帶、錄像帶，出版道教文化書籍和科儀經本，總數已達數十種。
從上麵介紹的四位年輕道教領袖的風采，人們可以看出今天中國內地的青年道教領袖是各有所長的。我們大致可以將他們區分為：“社會活動家型”、“學者型”、“管理型”、“科儀型”等四類。這些青年道士所處的當代社會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我們不能苛求他們成為全才或者通才，隻要有一個方麵的特長，以他們所處的領袖的地位，就可能對於道教的全局或者局部在今後幾年或者幾十年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上麵列舉的四位年輕道教領袖，隻不過是近二十年來湧現出來的青年道士中的代表。我們如果以1996年統計全國有133個縣級以上的道教協會為依據，設想如果每個協會有10名青年道士擔任不同層次的領導工作，那麼全國至少已經有了1330名青年道教領袖。這些領袖都是道教的人才。前賢說：“道由人顯”。有了這些人才，道教就有希望，有實力，有將來。這樣數量的人才是中國道教近百年來從沒有過的巨大財富。當然，這些領袖還年輕，在今後的學道生涯中，其中某些人有可能出現種種曲折。這是不奇怪的。事實上，省市級的道教青年領袖中也已經出現過曇花一現的人物。但是，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數量，就為中國道教在未來選拔領袖準備了條件。有了這樣的數量，人們自然可以期待道教繼續振興和發展。
從現在培養的青年道士的身上，我們可以估計中國道教未來將會出現某些新變化。
首先，道教將繼續獲得發展，道觀繼續增加，青年道士數量繼續增多，以滿足新世紀中人們仍然存在的宗教信仰的需要。近二十年來中國內地道教的發展，雖然是道教自身努力的結果，但是，歸根結底是中國內地社會存在著道教以及其他宗教得以發展的客觀原因。這些客觀原因今天並未消失，而且由於社會經濟運作方式和內容的深刻變革，社會分配方式和內容的深刻變革，社會的思想、道德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存在和多元選擇，加上社會老齡化問題的突現、社會保障體係改革的滯後等等問題的出現，現在又增加了許多宗教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新因素。因此，社會存在著道教繼續發展的條件。對此，道教的青年領袖們由於生活在民眾之中，心中是一清二楚的。張繼禹在《中國道教協會五屆理事會工作報告》中，在談到“今後的工作意見”時明確指出：“道教正處在曆史發展的大好時期”。這個曆史發展的有形顯示，就是“立觀度人”。張繼禹在報告中說道，某些道教宮觀尚未交還給道教，某些地方的道教界的權益還沒有保障。因此，繼續落實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落實政策的結果必然是一些著名的道觀或者群眾有要求的道觀又要相繼開放。張繼禹認為，能不能抓住這個時期，關鍵是看道教自己。張繼禹指出：“培養人才是當務之急。”為此，他提出了培養人才的近期目標和中長期計劃。近期目標就是繼續培養教務和管理人才。中長期計劃就是努力培養和造就一批有較高學識的教學和研究人才。有了足夠的人才，就可以應付道教仍然繼續發展的局麵。張繼禹在報告的結尾處，充滿信心地預言：“道教事業一定能夠振興發展，道教的未來前景將會更加美好。”
其次，道教和社會生活將越來越緊密，道教和中華傳統文化一樣會麵臨挑戰，因此必然會發生適應性變化。青年道教領袖都來自社會，他們同社會生活有緊密的聯係。這些年來，我親眼看到，他們在組織恢複或修建道觀時，對於道觀內設施的要求完全是按照社會的水平，因此電燈、電話、電傳、電腦、電視、音響、燈光照明、衛生設備等等一應俱全。為了工作的方便，他們大多身上配備有手機，有的還帶有手提電腦。他們熟悉經濟運作的環節，善於經營。無論是為修複工作或者為法物流通，他們與商人談判合同和價格時，討價還價，寸步不讓。如果他們不是穿著道裝，看起來與一般的商家並無差別。不過，他們說，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維護道教的利益。這一些在中國道教史上是從未見過，而且為許多高道所不齒的。如果這就是宗教的“世俗化”，那麼，中國道教未來也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世俗化的問題。不過，道教乃至於中華傳統文化不會輕易丟失。曆史上每當出現大發展的時候，必然同時會出現對傳統的回歸。所以，下一世紀中，中國道教在世俗化的同時也必然出現對於道教傳統的回歸，也就是廣泛意義上的“原教旨主義”。兩股思潮對抗融合，就會產生發展。道教的曆史，過去就是在改革和複古的矛盾中前進的。青年道教領袖們會利用自己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曆史地位，繼承道教優良遺產，發揚道教優良傳統，尋找到自己生存和發展的機會。
第三，道教的教義教理、科儀道術、規戒製度等各方麵都會適應社會，發展變化。今天的青年道士都是生活在社會對宗教的性質和功能的認識逐漸趨於科學而合理的條件下，他們在學道的過程中，也已經接受了大量現代學術界對於道教和宗教的研究成果，因此，他們都明白，道教適應社會的要求並不是某個人的自由意誌，而是道教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張繼禹在他的《關於道教現狀和弘揚道教問題的思考》一文中就明確地說過，“弘揚道教以適應現代文明，並為促進現代文明健康發展作出新的貢獻，是我們道教徒的普遍願望，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因此，未來的中國道教，在內容和形式上將要發生變化是自然的事情。
就內容而言，張繼禹在上述文章中明確地表述過他作為道教領袖的看法：“當今之道教，就是要承揚和弘揚道的根本教義思想，並隨社會的文明發展進一步豐富發展經教教義，從而建立起切合社會文明的教義體係，裨益於人類的文明進步。”
就形式而言，涉及許多方麵。在宮觀和協會管理方麵，一些有效的管理理念和製度必然並且已經進入了道教的管理工作，例如：上下班考勤製度、殿堂管理的考核製度、襯資（即工資）加獎勵的分配製度、各種收入來源的管理製度，及時將道士和職工生活福利納入社會保障體係，等等。在科儀道術方麵，隨著信徒生活節奏加快，精神世界問題的增加，科儀時間必然並且已經縮短，科儀內容必然並且已經正在調整，新的科儀必然並且已經出現。科儀壇場的布置、道士的服裝、壇場的法器以及科儀的音樂，如何滿足當代信徒的審美要求，等等。在規戒製度方麵，人們常常把焦點聚集在全真派的出家製度和清規戒律上。未來是一個崇尚個性的時代，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多元的。不要說全真派能不能堅持出家製度，獨身主義本身就是時髦的社會潮流。不要說全真派能不能堅持吃素，堅持吃素本身就是一種時尚的養生方法。所以，對此不必作太多的猜測。這方麵的變化，隻能是“道法自然”。曆史形成的規戒製度都與當時的社會生活有關，當時有其合理性。今天社會發展，合理性成為不合理性了，規戒製度就會變化。但是，當代社會矛盾重重，人們精神負擔很重，如果道教的規戒製度能夠幫助人克服疲憊，解除困惑，超脫物質的煩擾，那麼，在規戒製度方麵出現多元現象，或者在執行規戒製度方麵出現變化，也都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張繼禹在上述文章中說道：“道教現狀中存在諸多問題，但根本問題在於道教傳統與現代文明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這個根本問題在不同層麵的表現。”可見，對於麵臨的困難，道教的青年領袖們十分清楚。
最後，道教將在信仰領域中麵對激烈競爭，強化組織，培養人才，形成比較有力的宗教實體。未來的競爭將日益加劇，道教已經遇到並將麵對更多的挑戰。這種挑戰有的來自傳統成分，有的來自新的成分，例如：各式各樣的新宗教或者“邪教”。青年道教領袖都非常清楚，應對挑戰的最緊迫的任務，是練好“內功”。這裏的內功，並非內丹功法，而是指在組織上，加強道教的自身建設，培養更多的優秀的青年道士，團結好普通教徒，全心全意為信徒服務。因此，這些年輕的道教領袖都強調道教自身建設的問題。楊世華在最近召開的江蘇省道教協會第二屆代表會議上說到要“不斷加強宮觀管理和道教自身建設”，認為“培養道教人才是關係道教前途和命運的一件大事，也是省道教協會的一項重要工作”。林舟在福建省道教協會1998年副秘書長以上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也談到要“加強自身建設，促進道教事業的健康發展”，也認為“大力培養愛國愛教，有較高文化水平的道教人才，是道教事業發展的關鍵”。青年道教領袖們的共識並非偶然，更不是由於某人的指示。因為他們都明白，幾千年的道教傳統要在他們手上繼續，他們既有曆史的責任，也有發展的使命。所以，盡管目前各地的道教協會還是處在“屬地管理”體製下，但是，無論是中央和地方，或者地方和地方，道教界的縱橫聯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密切得多。正因為如此，中國內地的道教界的緊密程度已經今非昔比了，現在已經不能用“一盤散沙”來形容了。作為一個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實體，道教在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也有了越來越多的發言權。可以預計，在新世紀裏，中國內地道教的實體力量將會加強，處在三個不同生存環境中的道教，也會緊密關係，互相支持，互相幫助，共同發展。
目前道教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尚需重視解決。中國內地的道教教育盡管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還存在不少問題。
第一是如何處理好信仰教育和知識教育的關係。道教院校培養的目標是道士，而不是傳授道教知識。說到底，道教院校承擔著將有無神觀念或者泛神觀念的青年轉變為神職道士的任務，當然，這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是合法的、合理的。不過，要通過短短三年完成這個目標，無疑是十分困難的。盡管道教院校在課程設置和宗教活動方麵作了精心安排，但是，還是有些學員畢業以後，做了道士，而心裏並不真正信仰道教。
第二是如何處理好信仰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關係。要求學道的青年的入道動機是複雜的。其中道門子弟和因信仰而入道的青年隻是少數。大多數是因為升學受阻，感情挫折，健康欠佳或者就業無門而踏進道門的。因此，道教院校還承擔著將以謀生為目的的學員轉變為有信仰的、願意為道教事業獻身的神職道士的任務，當然，類似情況在全世界各宗教的院校中也普遍存在著。盡管道教院校在教義思想的課程和宗教活動的實踐中也做了針對性安排，但是，還是有些學員畢業以後，做了道士，視同謀生。舉止言談，不像有道之士。
第三是如何加強道教院校的教務管理工作。道教興辦院校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因此，對於如何辦教育還缺乏經驗，例如，在如何管理學員，如何管理師資，如何設置課程，如何上好課，如何組織好課堂宗教活動等等問題，都隻能摸索著處理。有的道教院校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積累經驗，包括如何積累教案，如何積累講義和教材。當然，這在頭十年是可以理解和諒解的，因為，當時大陸道教麵對著百廢待興的局麵。但是，現在已經正常化了，這就有必要進一步提高辦學的自覺性，及時總結經驗，完善教務管理工作。
第四是如何增加道教院校的投入，將培養青年道士和教化普通信徒的工作持久地開展下去。在中國內地五個宗教的院校中，道教院校的設備和設施都是比較差的。這裏有曆史的因素，也有道教本身財力的因素，但是，也有不重視投入的因素。如果道教真的將道教教育當做關係道教生死存亡的大事來認識，無疑，應該將建設比較完善的院校與修廟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來對待，將培養高素質的道士的工作持久地開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