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結論
總起來說，對於21世紀的中國道教，我的看法是：
1.在21世紀中，道教將長期存在。因為道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中華傳統文化不會終止，道教也必然長期存在。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曆史的國家。中國曆史上積澱下來的儒釋道思想傳統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宇宙觀、人生觀和社會觀的沉澱。這個傳統不會終止，也不可能終止。道教的生命力也就蘊涵在這個傳統的生命力之中。隨著社會進入21世紀，中華傳統文化也將麵臨挑戰，也會發生某些變化，但是，人類的文明史已經證明，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不會輕易丟失。每當出現社會大發展的時候，同時就會出現對傳統文化的複歸。所以，有人就說，革新和複古這兩種思潮往往是同時出現的。兩股思潮對抗融合，產生發展了新文化。離開傳統的革新是不會持久的，離開創新的複古也是不會持久的。道教的曆史，同樣也是在改革和複古的不斷矛盾變化中前進。21世紀的道教可以利用自己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曆史地位，在革新和複古的思潮的矛盾鬥爭中，尋找自己生存發展的機會。
2.在21世紀中，道教必須努力適應社會。21世紀的社會發展，速度極快。人的精神世界也發展極快。21世紀又是社會矛盾客觀存在，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的時代。生活在21世紀的人在精神上可能是很累的。因此，道教如果能積極地麵對社會，給予人的精神以幫助，那麼，道教可以對21世紀的社會作出貢獻。21世紀又是崇尚個性和自由的時代，因此，在21世紀裏，人的精神世界必然是多元的，對信仰的選擇可能也更加自由。傳統宗教如果不發展，不變化，會無法適應時代，無法滿足信徒的精神生活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道教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適應時代，改革不適應的教義和教規，發展新的適應社會的教義思想、齋醮規誡，不然就會失去自己的教徒。在21世紀中，道教如果既不能為信徒解脫“生”的精神煩惱，又不能滿足信徒對“死”後彼岸的願望，那麼，道教的未來也就岌岌可危了。
3.在21世紀中，道教要麵對來自各方麵的挑戰。這種挑戰有來自傳統文化中的其他成分，也有來自新的文化成分，當然，也有來自經濟和生活領域的挑戰。對於各種挑戰的最緊要的應戰，是煉好“內功”。這裏說的內功，不是說的內丹功法，而是指的在政治上堅決擁護社會主義製度，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教義思想上，一步步改變不適應當代社會生活的內容，以自己的教義思想和宗教戒規為社會主義社會服務；在組織上，加強道教組織，培養更多的優秀的神職教徒，團結好普通教徒，全心全意為信徒服務。在信仰“市場”裏，將信徒看做是自己的“上帝”，使人們感到道教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有了社會承認的社會價值，道教自然就可以在21世紀裏生存和發展了。
道教界的前賢說過：“道由人顯”。這句話是真理。道教中人，如果能在21世紀初就樹立起自覺適應社會的思想觀念，自覺地在新世紀裏“顯”道，那麼道教在21世紀中將會得到發揚光大，是無可懷疑的。
以上是我對21世紀中國道教的展望，可能隻是老生常談，請各位批評指正。占用了許多寶貴時間，請各位原諒。
謝謝！
第三節 一件清代道教的重要史料——清康熙年間天師府照票抄件在江西崇義縣發現
最近，我在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宗教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獲悉一件清代道教的重要史料被發現。
發現人是江西贛州博物館副研究員劉勁峰先生。劉勁峰自1994年起在從事“贛南宗族社會與道教文化”的課題研究時，先後在寧都、石城、安遠、上猶、崇義、興國、會昌等7個縣中的12個不同類型的鄉村進行了艱苦的田野調查。劉勁峰的研究成果《贛南宗族社會與道教文化研究》一書近日已經在香港出版。
據該書的《崇義上堡的民間道教文化》一文介紹，劉勁峰在崇義縣上堡鄉調查時，從上壟壇的掌壇道士羅棲東手上看到了一份樟溪壇傳承下來的抄件。全文如下：
天師府知事廳為給帖清教以杜邪巫事。奉襲封番侯嗣漢五十四代天師真人府牌委前事，內開照得本府欽奉敕命，掌理天下道教，毋以不法邪巫假冒名色，混淆正教，蒙已谘明禮部通行嚴禁在案。方今日久法弛，而陽奉陰違者實繁有徒。前本府祀嶽經過地方查訪，知楚俗相習成風，以致正邪莫辨。本府職守攸關，是以委員給貼為憑。除谘移湖南布政使司轉行各郡州縣一體查禁外，等因本所奉委員前來湖南各邑清查教典，給牒傳度，以禁邪巫。今臨桂陽縣查得濠頭漳溪康生，職名康勝一郎，據稱永遵正教，查無過犯，應留宣行道教，除經取冊給帖申繳外，理合給照為憑。嗣後謹守道規，永揚正化，所有邪巫既往不咎，著即改業別途，毋許混教，致於法綱。若行奸計，假托正教名色冒領照票，以為護身給付，但本廳耿潔自矢，密察最深，諒難掩耳，斷不亂授。此輩自後冊結為名，凡無照票之人即係邪巫，如敢仍前演邪煽惑人心，禍害地方，許爾等呈稟省司諸法究懲。稽查教典，執此稟驗，以別正邪。須至照票者，右照給付康生執照。
康熙四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給，桂字第三十七號
據劉勁峰介紹，上堡鄉在江西省崇義縣西部的邊緣，是古代江西通往湖南的重要通道之一。高山逶迤，森林密布，群山占全鄉麵積的85%以上。鄉民大多是明代正德以後，從廣東、湖南和本縣其他鄉鎮遷來的客家人後裔，一般居住在山間盆地上。因此，他們長期處於與外界隔絕的狀態。由於曆史和地緣文化的影響，巫道之風在當地十分盛行。上堡鄉的人口目前有11688人，道士有二十多人。據說，曆史上道士數量很多，清代末年大約有近百人。上堡鄉的主要道壇是“上壟壇”，現在上壟壇的壇主是羅棲東。
羅棲東，祖籍廣東乳源縣。出生九個月時，羅棲東隨母親改嫁到湖南桂東縣集龍鄉，七八歲時隨外祖父生活，外祖父劉周臣是個道士，道號劉遠三郎。羅棲東自13歲起就隨外祖父學道行道，並拜舅舅劉善政（道號劉運五郎）為口教師公。1946年，羅棲東20歲時，在湖南汝城縣濠頭鄉漳溪村的漳溪壇傳度儀式上，受籙為“大幡師”。後來，漳溪壇由於無人主持，羅棲東就成為壇主。其後，羅棲東一邊行道，一邊還曾為中共湘贛遊擊隊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以後，羅棲東返回江西崇義縣上堡鄉，同時建“上壟壇”。羅棲東回鄉以後曾從事基層行政工作，直至六十年代以後，才逐漸恢複行道，自1981年起又恢複收徒。羅棲東手上保存有上述天師府於康熙年間給付的照票，說明由羅棲東繼承的道壇在清代初年頗具影響，並且得到官方和天師府的正式承認。現在羅棲東的道壇還有道士9人。盡管羅棲東的照票是一份抄件，但是從照票的傳承經曆、照票的文字語言，當地道士的評價，可以相信，這份照票是真實的，無虛假的可能。
從這份新發現的康熙年間的天師府照票，我們對清代道教的曆史可以有以下幾點認識：
1.清代的道教與朝廷的關係一般認為是逐漸疏遠，康熙時期重全真而輕正一。但是這個照票說明，直到康熙晚期，天師府仍然在行使朝廷賦予的職能，祭祀五嶽，掌管天下道教事，與清朝廷的禮部有著密切的聯係。
2.天師府的“掌管天下道教事”的職能，過去一般都認為是奉皇命舉行齋醮道場、代行祭祀山川、任命中下層道官、處理道派糾紛、為著名道觀頒行匾額等等。但是這個照票說明，天師府還有奉皇命配合官府，調查正邪，區別正邪，保護正信，杜絕邪巫的職能。
3.天師府的內部管理機構，曆代誌書記載甚少。但是這份照票說明天師府設有知事廳。由知事廳處理掌管天下道教事務，包括頒發此類照票。知事，是主管事務的意思，原來是地方長官的名稱，約起於宋時。明清之際，縣級長官稱為知縣。宋代時，佛教中掌管事務的僧職也稱知事，即住持。天師府的知事廳，當是處理天下道教事務的機構的名稱。由知事廳同禮部以及各地郡州縣聯絡，處理查禁邪巫之事。
4.道士的受籙，原來以為隻是由天師府舉行。這份照票的保存曆史說明，清代被天師府承認的著名道壇也可以向散居道士頒籙，由道壇住持向受籙道士頒發道號。其道籙和道號也帶有明顯的地域色彩。
第四節 道教的教育和道士的培養
中國道教有一些名言，例如：“法由聖顯，道寄人弘”，“道由人顯，亦賴書傳”等等。這些名言說明道教對於道教的教育和道士的培養是十分重視的。之所以重視，是因為中國道教作為一個自東漢末年形成的宗教組織，從成立之日起，就有一個組織傳承的問題。既然是組織，就要有人；既然要傳承，就要有源源不斷的道教徒。從道教組織特點而言，道教徒包括道士（神職教徒）和一般信徒兩類。不管是哪一類，兩類道教徒都依靠道門自己培養。
本文就中國道教如何培養教徒的問題，從曆史的教訓和現實的經驗兩方麵作一些探討，並且希望能對21世紀道教的發展有益。
一、道教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
道教教育的曆史過程。一般認為，早期道教有兩派，即太平道和正一盟威之道（即五鬥米道）。太平道如何培養教徒，史載不詳。但是太平道有《太平經》。《太平經》中多有強調學習重要的言論。例如：卷97“妒道不傳處士助化訣”稱：“人安得生為君子哉？皆由學之耳。學之以道，其人道；學之以德，其人得；學之以善，其人善；學之以至道善德，其人到老長，乃複大益善良。”《太平經》所說的“學”，既包括修道人的自學，也包括師長的教育。卷109《兩手策字要記》稱：“夫師者，乃天地凡事教化之本也”，這裏，將師長的地位放到了教化之本的地位，因此，太平道的培養教徒可能就是依靠自學和師長的教化。正一盟威之道，史載有“鬼吏”和“鬼卒”的組織製度。開始學道的稱為“鬼卒”。另外設有“祭酒”之職，“祭酒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當是教化和培養教徒之職能。
魏晉時期，道教開始建立館舍。館舍成為道教徒修道、傳道和教化信徒的活動場所。據稱，南朝齊梁陳三代建立的館舍達一百餘所。《晉書·許邁傳》稱許邁“立精舍於懸溜”。陸修靜在廬山“爰構精廬”，後以其故居為“簡寂館”。這些館舍都是傳道、授徒的地方，就是一所道教學校。隋唐至宋時期，道教館舍不斷增加，規模擴大，多稱為宮觀。宮觀的功能也逐漸擴大，但其傳道和教化信徒的功能依舊。北宋政和四年（1114）宋徽宗“詔諸路監司，每路通選宮觀道士十人，遣發上京，赴左右街道錄院講習科道聲讚規儀，候習熟遣還本處”，這大概是中國道教史上第一所在政府道教管理部門領導下的全國性的道教學校。道士學習的大經有《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有《南華真經》、《衝虛真經》等。這所學校辦了兩年，後來在儒生們“儒、道合而為一，不必別置道學”的名義下停止了。
曆史上道教教育的方法是“立觀度人” 和“師徒傳承”。道教教育的方法，在元代全真道派的發展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元代初期，丘處機由於得到了元太祖成吉思汗的信任，掌管天下道教，在從西域回燕京的途中，在1223年的蓋裏泊對其弟子提出了抓住“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的時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依靠“立觀度人”的方法，全真道派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等地區迅猛發展。史載，僅丘處機的弟子劉誌源在河北大名路就修建道觀兩百餘所，度化弟子三千餘人。《修武清真觀記》稱“今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史稱，1228年丘處機安葬時，“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1241年會葬王重陽，“時陝右雖甫定，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
“立觀”是全真道派的出家製度決定的。王重陽《立教十五論》稱：“凡出家者，先須投庵。”庵就是道觀。沒有道觀，出家的全真道士無法生存。度人，也無從談起。“度人”就是教化和培養信徒。其方法仍然是師傅帶弟子的老辦法，隻是收徒數量大大超過以往的道門。史載，繼任丘處機掌教的尹誌平赴陝西興建了二觀四宮，度千人為道士。很難設想，在二三年中，這千人個個追隨於尹誌平的周圍，接受尹的麵授和教誨。可能就是在實踐中，全真道派逐漸形成了師傅以“傳經”和“傳戒”的形式集體授徒。這一集體授徒活動，大約在清代初年的北京白雲觀王常月的三次“傳戒”中達到了高峰。三次“傳戒”，王常月度化全真龍門派弟子一千餘人。正是依靠弟子們的努力，龍門派出現了“中興”，其影響一直保持到三百年以後的今天。
明代第34代天師張宇初掌管天下道教事務以後，針對道門中存在的問題，著有《道門十軌》。其中第八軌就是“立觀度人”。張宇初指出“立觀度人為出家接續之首務。凡名山洞府、洞天福地、古跡靈壇，皆古昔仙真靈跡去處。其欲香火綿遠，必以度人為先”。張宇初還分別就選擇對象，度人手續，弟子修習內容以及違戒處罰等問題作出了規定。 張宇初自幼習儒，又身負重任，因此重視道門的學風。他在《誌學說》中，根據自己從學的方法將人的受教育的途徑歸納為三，即：學校教育、師友教育和自我教育。在《書室銘》中，張宇初稱：“餘年未冠，嗜學有誌。儒先君子之言，凡詩書六藝之文，悉嚐記誦之。甫長，自揆於文章家未之盡究，凡通都大邑以學行著於時，謂之先生長者，又從之遊。於是，經史子氏之書，逮老釋之文，庋置日眾。然後，會其指歸，反身而誠，乃知皆備於我也。”從其敘述可知，張宇初的道教教育方法仍然是師徒傳承和學道人的自學。
辛亥革命後道教教育的滯後影響了道教跟上時代進步的步伐，自清朝開始對於道教的抑製，加上清末太平天國橫掃偶像崇拜的劫難，道教中人在辛亥革命以後，都感到適應新時代生活的危機感、緊迫感。因此，在1912年，在北京白雲觀成立了以全真道派宮觀為主的中華民國道教會，發表的《宣言書》稱：“惟以募化為生涯，疏懶為事業，在人類中為寄生物，為附屬品，無怪乎道教之如江河日下，而為社會所鄙棄，地方所摧殘，自侮人侮，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也。”在上海關帝廟成立了中華民國道教總會及中華民國道教總會江西本部駐滬總機關部，發表的《發起詞》稱：“蓋寺院自光複以後，業產田廬常失自主權限。過去者，既已而斯；將來者，胡複可言。恒產恒業，將化為烏有。教徒教業，必自之湑淪。”盡管兩個道教組織各自為政，互不隸屬，但是他們企圖改變道教的現狀，複興道教的願望卻是共同的。為了適應社會的變化，北京的中華民國道教會提出要傳布道教的真諦、文義，說戒傳戒，開展社會勸導等等；上海的中華民國道教總會提出要創辦明道學校，培養道門子弟，創辦雜誌等等。但是，從《宣言書》和《發起詞》可以看出，民國初年的道教領袖們，對於社會變化的內涵缺乏認真的分析，對於道教自身的痼疾缺乏深刻的反省，特別是對於培養能夠適應新時代的道教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加上群龍無首，人力、財力和物力的匱乏，因此，中國道教在辛亥革命以後的幾十年中，在教育和培養道士和普通教徒方麵，在提高道教的素質和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方麵，沒有什麼大舉措。其結果就使中國道教的素質一直處在較低的水平線上。小道士雖然各地仍有培養，但都是各山各廟師徒傳承，數量逐漸減少，高水平的道士更是鳳毛麟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