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說工廠內部的勞資關係。先說生活福利待遇。凡紙廠職工皆居有定所，雖散落各處，或租民房，或修宿舍，但都有個家，上下班不過步行一二十分鍾；生了病找關爺廟藥鋪老中醫(兼廠醫)，打擺子、拉肚子，兩服中藥喝下去，都管得了事；生活有津貼，其中有個米貼（人人有份）是發實物，秋收後，紙廠就開始屯米，來年青黃不接漲價時，工薪不減米照發，自又省了各家一筆不小的開支；加班計酬還有夜宵，特別困難戶還發實物券；民以食為天，要人幹活讓人吃飽；連娃兒念書都可免費，到公司全額資助的私立兌陽小學去讀；下班累了的年輕人，到球場轉轉，或打或看，圖個熱鬧，頭發、胡子長了的，去理發室憑票請刀兒匠剃個光頭、刮刮胡子也不要錢……各項工薪福利的總和，竟比得上五通橋從南京遷來的侯德榜的永利大堿廠，這樣的廠哪個不想去呢？再說整個廠區，幹幹淨淨，秩序井然，聽不到老板粗暴的斥罵，看不到侮辱人格的處罰，更不說打架、鬥毆，怠活、罷工了，好像一家人一樣，各人幹著各人的活。生產上的事有班會，職工會大家都可發言，有啥意見就提，日精其技，而又連成一體，互相配合，讓那紙晝夜不停地從機器上流出來。財務不做假賬，股東雖然控著股，但職工也有股票，無論多少一樣分紅。這個“勞資和諧，兩利雙贏”原則，卻是李董事長在股董會上和出大錢辦廠的資本家屢有爭執，而堅持不變的辦廠總方針。救世濟民就是那一代知識分子實業救國的夢想，也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初衷和實踐。到了年底，你看，拿著雙薪、分著紅、領著米，麵露喜色的職工，廠裏還總要殺幾條豬，擺幾十桌，吃九大碗，喝老燒酒，猜拳喝令，其樂好不融融。
以上所說，當然是指抗戰勝利前後，紙廠中興、產銷兩旺時的景象，但其早期、暮年或品質、資金，或設備、市場坎坷之時，自然是同舟共濟，減薪扣餉，一片蕭瑟，連李劼人也折騰得骨斷筋折，腰酸背痛。那麼，為啥要辦實業呢？這與環境、性格、命運也有幹係。
辦實業的緣由
自從1905年15歲上喪父，從江西風雨飄搖回到成都，作為家中唯一男丁的李劼人，心中的陰影首先是這個家。受詩書傳家的儒家影響，他隻好先把書讀起來，到1912年在成都府聯合中學畢業，因家境窮困不能到外地升學，如何成家立業自是擺在麵前最現實的問題。從此試做過縣衙小吏，寫過白話小說，當過報紙主筆、編輯，雖小有生計來源，恐怕也隻能勉強糊口。到五四前夜，中國社會已處於新舊交替的風雲劇變之中，辛亥革命成了過眼煙雲，軍閥連年混戰，民不聊生，列強瓜分。作為時代的熱血青年，在新思潮、報界早已閃爍著身影，從《川報》的總編到“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的書記，明明已走到職業革命家門坎邊的李劼人，為何又沒有踏進門去呢？竊以為他還在思考。及至為了求索而力排親議，隻身到了法國，關於學理和主義的爭論，左、右兩邊更是激烈，但他大部分時間卻在蒙北烈讀書，補外語、習文學、寫通訊兼掙點稿費，頗少爭論國是，要知道那已是蘇俄革命三年之後了啊！他自雲：“對事呢？我卻不敢妄論，義士仁人盡可以做，不為同學犧牲，在個性上來說，也有道理，我的私心，像這無結果的犧牲，總在未當處……”可見他對暴力革命的最終結果，多少還存有一些疑問，畢竟他對王朝更迭的中國曆史，較之激進者多著一分了解，總是翻來覆去輪回；對西方近代史也有所涉獵，人家似乎不大主張。而在回國前“少年中國”的終身問答卷上，填的倒是：“欲研究之學術，社會學。欲研究之事業，公民教育、道路、建築。欲維持生活之方法，勞工。”可見，李氏的追求仍是以大眾的生活為根本，而信仰重在改造現實的民主主義，屬於溫和的一派。西方文明嘛，已經耳聞目睹，未來的東方呢，誰也沒有把握，當然，從性格上說，也還是有摸著石頭過河，闖勁雖有，總以不冒大風險為宜的影響。於是，我們終於理解，赴法的1500多名莘莘學子中，何以左、右兩派都是少數，而大部分人，都走的是實業救國的民主主義道路，這和到扶桑、法國求學的少數激進學子的選擇自有不同。又一個7年後的1926年3月，他終於坐船來到樂山，開始了嘉樂紙廠這半生的征程。所以，雖自嘲“心血來潮”恐怕也非一年半載的了，實話實說，從1924年法國回來到1949年這二十五六年間，大多時候，李劼人的精力在實業，他家的主要生活來源，還是嘉樂紙廠的工薪、津貼、紅利。至於寫作，是其學業、愛好，至於寫書、投稿的收入，大概就是修菱角堰這個“窩窩”和買點字畫，做些好事的財源了。
對 比
說到辦實業，對照一下重慶的盧作孚，也許更多一點對李劼人人生軌跡的了解。小其一歲半的盧作孚，父輩已小有家業，丁口眾多，到1912年兩人都中學畢業而出外升學未果，到1919年之間都在成都《群報》《川報》當編輯，站在時代潮頭，憂國、憂民、憂身，同年都加入“少年中國學會”。這對摯友老鄉，好像川地實業界一對雙胞胎，入道也一前一後。當李從法國歸來，盧還在成都辦通俗教育館、當《川報》主編。當大革命時，盧的老鄉同學惲代英約盧去廣州，盧也未去。而到了1925年，盧響應了李的紙廠夢後，自己卻去了合川，辦起了航運和電燈廠，此後兩人都一頭紮了進去。但我們不能不佩服盧的調查研究和市場眼光，他起家的川江航運，買條船就可開張、賺錢；而李起家的造紙，工藝複雜，那是每一步都要啃的硬骨頭啊。說穿了，李先期投入調查的精力並不多，不是想當然就是急就章，耍筆杆子比盧強，耍秤杆子就弗如，錢都花光了，質量還是不過關，筋斷骨折也沒戲。這才有1929年“兵敗”樂山，暫離嘉樂。回到川大執鞭又賭氣辭職，開起“小雅”養家糊口來。而盧卻順風順水把個民生公司辦出聲色，這才可解釋為何1933年6月在盧邀請之下，李又會離開成都的嘉樂製紙公司，舉家遷到重慶，幹起民生機器廠的廠長來。按說，在重慶修複“萬流輪”也不簡單，既費了力，也有了成績，但為何兩年後又舉家回到成都呢？想要把以修理為主的船舶機器廠，辦成造抽水機、木碳汽車的製造廠，未免又太天真了一點，這才和股東意見不合憤而離去，其背後恐怕也少不了對成都田園生活的依戀和對山城出門就要坐滑杆、抬轎子的厭煩。幸好，李劼人多才多藝，還有一門看家吃飯本事，於是不久之後，二十幾天一部《死水微瀾》，接踵的《暴風雨前》《大波》也一揮而就……此後，西安事變、盧溝橋槍聲，全麵抗戰爆發，大事迭起，雖投身文藝抗敵協會，借著躲日機轟炸的機會，終於經營出自己的巢穴——幾間茅屋的“菱窠”來，可見衣食住行，如同黍、粟、布、帛，始終是其須臾不可或缺的東西。
到了1939年，江南失陷，內紙奇缺，王懷仲被日本飛機炸死，群龍無首之際，創作的靈感已開花結果，李劼人才又回到紙廠的二次創業中來。關於這後十年，有1948年初寫給好友陳曉嵐的親筆長信，如何中興？為何衰落？親口述來，一清二楚，其中的喜悲哀樂，跌宕起伏，嘔心瀝血，繪聲繪影。但無論如何從1941年起，產銷兩旺，聲譽鵲起，總算過了好幾年舒心的日子，成就了平生夙願；而盧作孚雖抗戰大撤退中立了大功，“民生”鼎盛，但1948年後，也都開始走下坡路。兩個伏櫪老驥，一個還想大辦航運，造船買船；一個還想全盤電氣化、辦堿廠，到處找人。都想挽企業的狂瀾於既倒，不甘心平生事業化煙雲，但境遇全非，物換星移，事不由人。1949年兵慌馬亂自不必說，1950年一個在香港為債發愁，一個已任成都副市長，“民生”“嘉樂”這兩匹老馬都已裹足不前，軍代表、新製度進廠，1951年底開始的“三反”、“五反”，將要沒收的官僚資本，兩個搖搖欲墜的老廠，兩個精疲力盡的老人……都隻好把公司送給政府，“公私合營”了事。但兩人的結局卻不相同，同時同道，都迎來“解放”的曙光，卻一個過早離開人世，一個在度饑荒中病死善終。如今，一個屹立在重慶北碚的高坡上—— 一個以盧作孚命名的紀念公園裏，一個長眠在成都磨盤山的陵園中，而李劼人傾其心血的“菱窠”也成為川中少有的故居博物館了。殊途同歸，一任人們四時憑吊……命運之神啊，真有點不可捉摸！這對實業界的雙胞胎，一個樸實無華，一個浪漫倜儻；一個講穿，一個愛吃；一個風風火火，一個慢慢騰騰。從他倆的眼神和皮膚的白嫩上就曉得，一個是重慶，一個是成都。一個迎接著工業文明的緊張，一個沉迷在田園生活的閑適中。文化底蘊終究有所差異。
結 語
2007年的《李劼人研究》中發表了郭誌強君2001年去樂山搜集嘉樂紙廠資料的始末，那時這個70來年的老廠早已破產關門了，幾經周折搶救出來的寶貝資料，似乎也缺專人整理，筆者有幸，偶有所聞，兒時印象，於是漫說開來，也算是對九泉之下的表伯誕辰120周年的紀念。
隨著資料的發掘，易艾迪君珍藏的李劼人《說說嘉樂紙廠的來蹤》一文也要麵世，這是從民生機器廠舉家又回到成都的1935年底，其對嘉樂紙廠頭十年創業史的親口回述，真實、生動、珍貴、感人，作為始作俑者，雖然十年過去，摸爬滾打，曆盡坎坷，但登高一呼，以求一振的殷殷之情仍溢於字裏行間。這以後，膾炙人口，流光溢彩的“大河三部曲”問世，為中國文壇開出一朵奇葩。那為啥後十年又一門心思地回到嘉樂紙廠去了呢？竊以為，文學當不了飯吃，賣文也許有碗“老米飯”，提著腦殼幹革命，好像也不好當飯吃。這對生性好吃，講究精致生活，追求安逸、舒適的表伯一家來說，是個現實的問題，舍不得實業，離不開根基，或許才是深處的原因。由於時代、資料的限製，個別評話不一定確切，不應苛求：“畢生奮鬥是文學”？好像也有實業罷。“畢竟不是生意人，不會賺錢”？試看其給沈迪群的13封信，還真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賺錢有啥不好？也還真賺了點錢，無非自己吃外，還幫了朋友、親戚，也周濟了窮人、小販。其實李劼人並不是職業的革命家，他的一生，還是國計民生的一生。至於“三、五”反中“不但沒有查出他有貪汙行為，竟補了點錢”？補錢是工資，那是1949年前後紙廠困難時，不少人都自動減了薪隻吃飯欠的賬。至於說到如今屢禁不止的貪汙，那是國營單位，公權、私權混為一體，人性貪婪，監督不到位，私權對公權的一種侵犯。試問在純粹的民營經濟裏，哪個董事長還去貪汙？那不是自己吃自己身上的肉嗎？說到此，這漫說也該閉嘴了，是耶？非耶？可茶餘飯後供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