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自我評價的內容是：關於《死水微瀾》，作者認為：“此書雖非至佳之作，自信尚非粗造濫製”，“地方色彩極濃，而又不違時代，方今作家或尚無此筆墨”。（1935年8月6日信）《暴風雨前》：“頭緒極繁。百倍於第一部，故結構抒寫亦甚費心，然自信優於《死水微瀾》之處定多。將來必對得住買主也。”（1935年10月10日信）《大波》（上卷）則“千頭萬緒，不第吾川一重要史事，抑全國代謝時之一大關鍵也。郭沫若之《反正前後》直是打胡亂說，吾書則處處顧到事實。”（1936年3月4日信）《大波》（中卷）：“自閱一過後，頗以為較前三書俱優……劉大傑要弟下年教書，決不幹。我現寫作小說極感興趣，好不好不管，自信有些見地。殊非時賢所及。每於疲不可支之餘而興會猶濃也。”（1936年5月23日信）《大波》（下卷）：“足足寫了兩個整月，因為頭緒太紛煩，不易著筆，改了又改，太費氣力。本來結得太驟了，但是字數已超過十三萬三千之數，如何再能舒徐寫下？”（1936年8月9日信）
以上這些自我評價，雖然看來有的地方有自讚之詞，但作者並不以此為滿足，所以，在幾部書出版之後，他才有“甚感有不滿意之處”的感歎。即至1955年6月，他在《死水微瀾》修訂版的《前記》中還這樣說：“在三部小說中，偏以《大波》寫得頂糟……十幾年來，隨時在想，如何能有一個機會將《大波》重新寫過，以贖前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李劼人的幾百萬字作品中，三部長篇小說在斷斷續續幾十年間，的確耗去了他許多心血。30年代，靠賣文為生，暮年已至，又帶病改寫。無論是賣文還是改稿，他都孜孜以求，無愧於己，無愧於人。此中甘苦隻有他自己知道。至於作品如何，任人評說而已。
原載《成都文物》1994年第1期
漫說李劼人和嘉樂紙廠556
◎曹治煒557
開 篇
千裏岷江從川、甘交界的寶頂山上大積雪融化下來，逶迤向南，沿著遠古羌人所居的鬆潘、茂縣、汶川流到灌縣的寶瓶口，被李冰父子設計的飛沙堰一分為洪枯自調的內、外河，而有水旱由人的天府，鄉土作家從小就生活在這片黑油油的沃土上。母親河又向南，過蘇東坡老家眉山、穿李太白《峨眉山月歌》中吟唱的平羌小三峽，在大佛腳下，與青衣江、大渡河合一，當地人稱銅河的急流彙合，造就了一塊風水地嘉定。而由李劼人發起、傾半生心血經營的嘉樂紙廠，就坐落在樂山的上遊，外號“王浩兒”的岷江河畔之上。
中華自鴉片戰爭以來國門洞開，國人首先看到的就是洋槍和鴉片，前者代表武力，後者它其實也泛指經西方工業文明生產出來的近代商品：從香水、襪子到火車、輪船……將要充斥神州這個自給自足的市場 ，這才是使古老帝國不得不變法圖新的根本東西。這其中的報紙爭先傳遞著外部世界日新月異的信息，其影響較之其他商品更為巨大，趕上那個時代的弄潮兒，李劼人首先就活躍在新聞、報業之中：當編輯、做記者；筆名老懶、吐魯、雲雲；辦《晨鍾報》《娛閑錄》《群報》《川報》；到處都有他的身影，而各種信息、知識也通過報紙進入他的腦殼，開了眼界。加之又別母離妻赴法四年半，雖說除了勇氣，也為了生存，但語言、文學、社會生活方方麵麵的“西洋鏡”，自然也看、也聽了許許多多。挨到33歲歸來，雖自雲“精赤條條”，但城府之中自是有了個譜：主攻文學，再選一實業、辦成一事（所謂“陰功”）、養好一家，就是必然的了。因報而結緣於紙，順理成章，這與合川的盧作孚因行而結緣於船，真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說起紙，豈不是老祖宗的四大發明之一麼？其他如碳粉、硝鹽混成的黑火藥和有機化學出來的硝胺、雷汞可不是一碼事，而羅盤、雷達的定位，也和一根簡單的指南磁針不可同日而語，唯有這活字印刷、造紙，還真無本質的不同。單說這紙，就是要把植物（竹、木、棉、麻……）纖維粉碎搗爛成漿，鋪平、壓幹就成。可惜傳統方法全是人工，好壞全靠手藝，產量又低，所以，雖有日本人也要來偷的國寶——“宣紙”，因原料、工藝一時沒法之外，那白白生生、又多又賤的洋機器紙，也就像洪水猛獸一樣衝了進來，發明雖早，固步自封而令國人汗顏。而紙之對於日常生活又太無所不在了，報章、雜誌，讀書、寫字、包紮、衛生……簡直就像粟、黍、布、帛一樣，成了老百姓須臾不可或缺的東西，發起機器造紙也是情理之中的了，又或多或少帶著“一雪國恥”的味道。
回 憶
但凡樂山的老人都還記得，每當晌午，隨著一聲巨響，就像拉警報似的哨叫聲就響徹雲霄，空氣中即會傳來一股堿臭味。小娃兒就會說：嘉樂紙廠又放屁了。接著，通過廠門前穿過馬路的地下水道，深褐色的漂洗水帶著堿味、氯氣味也就嘩嘩地流向街邊的岷江裏，漲水時還不要緊，水大流急稀釋得快，要碰上枯水天，那就有點慘。上有嘉樂紙廠、中有華新絲廠、下有嘉裕堿廠，排出的廢水都差不多，整個沿河“半邊街”居民要吃的水，就像剛熬過頭道的中藥一樣發黑、發苦，於是人們隻好搭起一個個的石礅，肩上挑起扁擔、水桶，像扭秧歌似的到河心去“瓦”水吃。
說起嘉樂紙廠，在樂山也小有名氣，一是它又響又臭的聲息，宣告著它的存在，二是因為它的紙，牽涉千家萬戶的孩子，印書要紙、作業要紙，有了平整光滑的機製紙，那原本千年傳統、一成不變、也曾盛極一時的夾江土紙，雖今有輕工部的造紙博物館為證，也隻好甘拜下風，退居如廁，做擦屁股的毛邊黃草紙了。
這個廠也有點怪，門口一塊大牌子——嘉樂製紙股份有限公司。何謂股份有限？當時也不大明白，直到改革開放，風起雲湧，才知它是以有限資產作抵押的多個投資人所有、而聘任英才管理經營的現代企業製度。嘉樂製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有軍閥、地主，也有商人、市民。入股就是投資，通過分紅、贈股得利。而公司既能賺錢、盈利，也會折本、破產，無時不在逆水行舟的競爭之中，要發財全靠上下同人齊心合力奮鬥。嘉樂紙廠從創辦到中興再到衰落的曆史，就是川人辦實業的一部活教材。
這廠啥樣子？一進工廠大門，左邊傳達室，旁站唯一一名腰挎盒子槍的廠警，其餘好大一片黃燦燦地都是草料場，排隊賣草的農夫、翻曬擇草的女工、揚高砌堆的苦力都在為那像山一樣的穀草堆忙碌。右邊布告牌，上麵隨時更新著各種公示消息，旁邊一個小花園，種著四時花草，花園右側赫然就是一座兩層磚木結構的辦公樓，樓右又隔個小花園，順著排下去就是改名“懷仲”以紀念老廠長的大禮堂。以它倆為界，與街麵之間的狹長地帶（廣告牌後)，依次排著理發室、幹部食堂、一個花圃。再回過頭來，隔著三五十碼的大路，正對著大門的就是高大的主廠房了，裏麵安裝兩台較新式的造紙機，它的右邊挨著兩層的鍋爐間，裏麵支著一個直徑三四米，用鋼板鉚接而成的大蒸鍋，晝夜不停地旋轉著，它一旦停下來，倒出剛用堿、水蒸熟的草漿一刻，就是全樂山城都要聞臭屁的倒黴之時了。鍋爐間旁自然有個大煙囪，接下去是一大片水汪汪的貯水池。而廠房與辦公樓、禮堂之間的空地，則開了個籃球場，建了個高矗的水塔。這就是占地四分之三的新廠區。而它的右側就是老廠，也安裝著一台較老式的造紙機及配套的類似設備，無非像個老人，蜷著身子，舊些、小些，瘦些罷了。整個廠區像個長方形，占地總有三五十畝。無論新、老兩個廠門都在一條人稱“徐家碥”的直街上，毗臨岷江，分別記憶著這廠的兩段曆史。而今一個氣宇軒昂，隻供人員、原料、設備的進出，另一個悄無聲息，專供出紙、下碼頭、裝船，上拉纖走省城，下搖櫓輕舟飛渝州罷了。這一大片廠區自然是李劼人和王懷仲等“開廠元勳”們的心血。
樂山自古是產紙地方，但用除了喂牛就是燒灶的稻草做機製紙，卻算嘉樂紙廠的首創：人力成本低，水路運輸便，又不要汙染川西壩上貴如金的黑土地，又不得罪怕響怕臭的成都人，要大量用水、排汙……在選址上，開創者自是動了一番腦筋才選中這塊風水地。但在川中未免僻居一隅。任何實業，市場第一，故而要把總公司設在成都，所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也。而這也對李劼人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結交各界人物提供了便宜，故也是其長期堅持在嘉樂紙廠做事的一個原因。總公司就是司令部，董事長、總經理坐鎮，靠著信息、財務、各種報表，指揮著整個公司的運作。紙廠真正二次創業，已是抗戰事起，經濟西移，重慶成了陪都的時候了。再設立重慶分公司專管采購、銷售也就順理成章。但這架構卻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為其他公司所無，不但籠罩著蜀地，通過長江還聯著下遊各省：寧、滬、蘇、杭，甚至它所用的粉碎草漿的刀片都可從美國經太平洋運來，這種開放的眼光，一分為三的布局，不是喝過點洋墨水的腦殼咋個想得出來？運行的成本也並不高，三地之間無非信件、函電、報表、規章，全是軟件。成都、重慶的辦公場所非租即借，輕易不置地產，辦事人員少而精幹，並無一個閑人，不然，咋個和洋紙競爭?作為實體的樂山紙廠，當然人多、事多，但卻不給人權、財權，隻要有個可靠的人管著，一般就出不了啥大問題。普通職工連總公司門朝哪開都不曉得，隻管埋頭生產，可見從小以“精”著稱的“精公”，辦起實業來又是何等的精明。
公司的管理，雖然人、財、物大權在握，但這可操碎了李劼人的心。先說說人。“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古訓他可深明其理，機電、化工兩大專業沒有人才和技術自是轉不起來，總工、工程師、技術員一條線，重設計、管改造、提高品質；股長、班長、領班又是一條線，重操作、憑經驗、保證運行。這些技術人員中的骨幹，無一不是親覓親任，尤其是要關火的總工程師，真是做到了“禮賢下士、三顧茅廬”。就算一個股長、領班，也是耳熟能詳，脾氣、性格都摸得準，這從近年來發現的大量“李劼人書信”中，對紙廠“中興重臣”梁彬文、陳曉嵐的功過評說、又或邀強華鐵廠張華來當廠長動的心思就可以佐證。技術員工在公司都有額外津貼，額外多拿一點，才能盡心盡力、努力生產。大禮堂白天是會議所，晚上又是培訓年輕工人的學堂，逢年過節還成了娛樂演出的劇場。碰上李董事長來視察，他就住在禮堂舞台上的二樓客房裏，談工作、反映情況的職工絡驛不絕於途，於是耳提麵命，授以機宜。既認多了熟人，又掌握了第一手情況。再說錢財。資金的運籌，成本、利潤的分配，俗話說油、鹽、醬、醋、茶，天天都要開支，來往賬目，不一清二楚怎麼得行？雖有會計，但李劼人天生就精於此道，你去看看他記的家庭開支流水“豆芽”賬，之細、之繁，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又在書信、小說中談及三年困難時期物價時的精、準，就知道賬務上誰也麻不了他；你從紙廠多次因資金不敷關門，他扼腕歎息，捶胸頓足，又或常常因紅利分配在董事會上和大股東爭得麵紅耳赤，就知道這個財權傷了他多少腦筋。說到物權，單說這采購，都集中在公司，並不下放，別的不說，就說這機器造紙，有三大耗材：刀片（粉碎草漿）、銅網（漿成形紙）、毛毯（吸幹熨平）須臾不能離，斷了就停擺。樂山一個緊急電報，他就“雞飛狗跳”，如未解決，他就“如坐針氈”，更不說1947年後的通脹，急得我們這位“書生”，血壓不高才怪！平時，廠長、經理指揮著各個科室，算賬、造表、采購、報銷……幾百人的工廠，事情多如牛毛……整個生產流程：從拉板車把擇好的稻草運到鍋爐間前、通過一個45度的梭梭板用手軲轤絞拉上樓，和著水、燒堿倒入蒸鍋起，到烘幹的機製紙從轉筒上晝夜不停地卷著出來，再交給成品部門，用切紙機按尺寸切好，4個彪形大漢操作一台木製打包機，人站上去使勁用腳踩杠杆，把紙100公斤一捆地打成包為止，大約要4個鍾頭。從頭到尾，機、電、土、木、石各個工種，就連開水爐、洗澡間、廚房，各色人們都互相銜接、配合著一絲不亂，上班有號牌考勤，領東西物料組開單，各崗位都有工人在操作，原料在流，機器在轉，手在動，腳在踩……一派生機勃勃之象。這井然有序的日常生產，倒不用董事長操多少心，有個實在管事的廠長、經理就行，但其靈魂靠的是李劼人親自起草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的各項規章製度，或三條，或五款，文筆自不消說，又通順、又好學、又好記。但話說回來，辦造紙不比搞運輸來得快，每一道工序，都是硬骨頭，馬虎不得，而缺文化的農民工，不千錘百煉，也造不出好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