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18
《死水微瀾》的誕生及作者自評
——讀李劼人致中華書局信隨感
◎李 眉
“李劼人故居”坐落在成都市外東沙河堡一處幽靜地，那裏的陳列室展出有一本1992年1月中華書局出版的《現代名人書信手跡》。這本“書信手跡”共收入梁啟超、林語堂、蔡廷鍇、陳立夫、茅盾、徐悲鴻、蔡元培、胡適、李劼人、潘玉良、陳伯吹、楚圖南等142位現代名人於1949年前致中華書局負責人的手跡400邁554件。這些信件雖主要是寫信人當年為自己的稿件事與中華書局磋商，但其中一些信件卻談到了稿件以外的一些事，這對了解其中多數名人的文藝思想、生活動態很有幫助，加之精美的印刷和風格各異的手跡，使這本書頗具賞鑒價值。
在142位名人手跡中，收入信件最多的是徐悲鴻，共39件；其次，就是我父親李劼人，共14件。
李劼人這14封信件，最早的寫於1930年7月3日，最晚的寫於1947年3月15日 ，曆時17年。其中大部份信件是30年代中期寫的，即1934年至1937年的4年間，共11封。除開兩封信外，全部是寫給當時的中華書局主任編輯舒新城的。舒新城與李劼人同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他們於1924年相識。那時，舒新城在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教書，因“自由戀愛”事觸犯軍閥楊森，被追捕。由於李劼人的幫助，得以逃走。1929年，李劼人受成都大學校長張瀾委托，去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約聘教授，又與舒新城相會。他們兩人誌趣相投，交誼頗深。30年代，李劼人的幾部長篇小說就是通過舒新城首次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另外一些短篇和隨筆也是通過舒新城在其他一些全國性的大型刊物上發表的。
30年代中期，正是李劼人創作生涯的高峰時期。《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相繼出版。這幾年中，他除開有一段時間在四川省建設廳任《建設周訊》主編外，主要是以寫作為專業，賣文養家。在這14封信件中，不難看出他在寫作這幾部長篇小說時的創作構思、寫作過程、自我評價，以及創作和生活中的甘苦。
1955年，李劼人在《死水微瀾》修訂版的“前記”中曾寫過：“從1925年起，一麵教書，一麵仍舊寫一些短篇小說時，便起了一個念頭，打算把幾十年來所生活過、所切感過、所體念過，在我看來意義非常重大，當得起曆史轉折點的這一段社會現象，用幾部有連續性的長篇小說，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來。”“直到1935年……我才專力從事寫作。”“我那時的計劃，是以1911年即辛亥革命為中點，此之前為三小段，此之後也分為三小段。同時把名字也擬定了，即《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
以上這些話，在幾封“手跡”信件中得到了具體的印證。同時，還看到了我們以前不知道的一些構思上的情況和變化。
在1925年至1930年期間，李劼人主要從事於法國文學翻譯，主編《新川報》副刊，在成都大學、四川大學任教，籌辦造紙廠，及至1930年辭去教授職務後，就以開辦“小雅”餐館謀生。就在這一年的7月，他在致舒新城的信中，第一次談到了他創作長篇小說的設想。信中說，打算在開辦“小雅”餐館之時，“欲出其餘力，製一長篇小說”。“此小說從辛亥年正月寫起，至現在為止，以成都為背景，將此二十年來之社會生活及組織之變遷，與夫社會思潮之邅遞，一一敘說之、描寫之。……全書告成，大約在百萬字以上，粗分數部。每部自為起訖，若法國大仲馬之所為者。全書定名《年輪》。第一部已動手寫出二萬餘字，至辛亥年正月起寫至反正止，大約有二十萬字上下，今年底可做成。”
由此可見，在1930年，李劼人已將他醞釀了幾年的龐大的寫作計劃開始付諸實踐了。這就是最初定名為《年輪》的長篇小說。但從信中描述的內容看，當時構思和著手寫作的這“第一部”小說絕不是後來的《死水微瀾》，而卻近似於《暴風雨前》和《大波》。
那麼，《年輪》為什麼沒有完成？而且，他的長篇創作計劃又一擱幾年呢？這就不能不使我想到他在1931年到1935年這幾年中的經曆：兒子被綁匪綁架；出任重慶民生實業公司民生機器廠廠長期間，與多數資方人士在辦廠方針上的爭執；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在幾個中學同時任課等等。差不多在四年多的時間中，文學創作願望不能實現，事業上不順心，生活上的煎熬，使李劼人常常處於苦悶與彷徨之中。
1934年底，李劼人已決心辭去民生機器廠廠長職務，我的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先期從重慶回到成都。12月，獨自留在重慶的父親寫信給舒新城，第二次提到了他寫作長篇小說的事。他說：“家眷不在身邊，工餘多暇，多年擬作之十部聯絡小說已動手矣。第一部擬寫10萬字。今年已得五萬餘字，陰曆年內可將初稿完成，明春可將二次稿改出……內容係改法以前之安定社會，洋貨之逐漸侵入，民智之混沌安閑，當今偉人之齷齪出身，寫至庚子大變之後川漢鐵路征股時止……且因其內容頗有關係，不便以真名發表，擬用‘歌書漢’表出之……書名尚未定，擬用《暴風雨前》，或否，俟稿成再斟酌。”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李劼人第二次提到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仍然不是《死水微瀾》，而是《暴風雨前》。
使人費解的是，當時李劼人曾稱這部小說“內容頗有關係”，“當今偉人之齷齪出身”，故使用“歌書漢”這一筆名。但在後來出版的《暴風雨前》中，卻未見有哪一個偉人的“齷齪出身”，我想，是否作者在後來寫作中有所改變？抑或會在《大波》書中再現？可惜《大波》第四部尚未完成，作者即長辭於世，給我們留下了點點揣測和莫大遺憾。
1936年，《暴風雨前》出版以前，《死水微瀾》先出版了。全書近20萬字在1935年６月底至７月底短短的一月間竟然是一氣嗬成。是什麼原因激起李劼人的創作衝動呢？這裏，必須提到組成此書的一個關鍵人物鄺俠（瞎）子。鄺是成都東北近郊地區的一個“舵把子”，袍界一個不大不小的頭頭。正是他，在李劼人受到票匪綁架兒子的痛苦折磨中，挺身而出，幫忙從匪穴中贖出孩子，從而和李劼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這事發生在1931年冬天，當時的李劼人是一個窮教授，用什麼報答鄺瞎子的恩德呢？隻有把兒子拜給鄺做幹兒子。從此，鄺成了李家的常客，他常來看幹兒子，他的豪爽、健談及其樂觀的性格與李劼人相投。他們這兩個出身、經曆各異的人卻成了好朋友。1935年６月初，李劼人從重慶回到成都後，鄺幾乎天天到李家。他酒足飯飽、煙癮過足之後，就和李劼人侃侃而談，一談就是一整天。言者無意，聽者有心。鄺瞎子的經曆，他與一個女人之間的糾葛，以及袍界中的形形色色的見聞，以後都融進了李劼人的小說中去。羅德生、蔡大嫂、顧天成這些人物自然而然地也走入了李劼人所描繪的辛亥年前後四川那一潭狀如死水的曆史畫卷中去。《死水微瀾》的框架瓜熟蒂落，它竟先於李劼人五六年前已動筆的小說而成了三部長篇小說的第一部。
在《死水微瀾》開筆之前，即1935年6月14日，李劼人在致舒新城信中，第一次提到了袍哥界和教會。他在信中說：“去年所作小說本有數萬字，但不滿意，將來刪節之下可得二萬餘字……在七月底可得一部十萬餘言之完整小說。此部小暫名《微瀾》，是我計劃聯絡小說集中第一部。背景為成都，時代為光緒庚子年之前。內容是描寫當時之社會生活，洋貨勢力逐漸侵入，教會之侵掠，人民對西人之盲目，官紳之昏庸腐敗，禮教之無恥，哥老之橫行，官與民之隔膜，以及民國偉人之出身，鹹以側筆出之，絕不譏諷。亦絕不將現代思想強古人有之。尤其注重事實之結構，以此為弟所作第一部長篇，而又是全集之首，不能不兢兢從事。且雖是聯絡小說，但各有其首尾，分之自為若幹部。合之又有一貫之脈絡，猶巴爾紮克、左拉、大仲馬之所為也。”
這樣，幾經布局，幾易其稿，李劼人終於完成了他醞釀十年之久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死水微瀾》，由於其中內容“鹹以側筆出之”，“絕不譏諷”，出版之時，他使用了真名。
《死水微瀾》一開始，作者寫了一個“序幕”，對於為什麼作者要以第一人稱來寫這個“序幕”，是當今評論界頗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我本想在這些信中找到答案，但無結論，反而意外地發現了作者對該書第二部分第八段的修改意見。
這一段是有關反對洋教和打教堂事件的“白頭帖子”的內容，看來，李劼人在寫這一段時頗費躊躇。他在1935年10月10日致舒新城信中曾說：來信“所雲《死水微瀾》第八章中關於打教堂一段插入文章稍嫌平板，此節在弟寫起之時，便不滿意，打算刪去而易以正麵描寫。因再思之正麵描寫殊累贅。曾與太玄商酌，彼意亦雲刪去則費筆墨更多，留之又覺不倫，不如姑且留下以待批評者之吹求。今老兄亦已看出，足見英雄所見大略相同。惟兄意擬將首節略易數語，使全文由羅歪嘴口中念出。亦是一法。惟此數語卻需結構謹飭，不然又是蛇足。弟處既未留稿，何如即請吾兄代筆，將來長序中自將此段敘出。以彰大功也。再，是篇之文本無其文，蓋杜撰也。如何改為全文言。或如何改為全白話，亦祈大筆代我一揮，感激之懷，明年有機會東下時再麵罄。”由此看來，李劼人原稿中的這一節，可能是單純敘述“白頭帖子”，後來由舒新城建議並代筆修改，才有了從羅歪嘴對蔡大嫂念“白頭帖子”的描寫。至於“白頭帖子”全文，至今仍然不文不白，大概原稿如此，舒新城並未動過。
《死水微瀾》出版後，李劼人創作欲望不可遏止。在朋輩們的鼓勵下，更是一鼓作氣，先後於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一年的時間裏寫出了《暴風雨前》和《大波》（上、中、下）兩部長篇。書稿寄出之後，他並沒有擱筆，除寫短篇和隨筆外，他又開始了另一部長篇小說《橫流》的創作。這是他在1937年2月致舒新城信中提到的。信中介紹：《橫流》內容是“描寫民國十四年時成都現象”。後來他又在同年6月致舒信中談到《橫流》已寫出6萬字，打算在年內寫出20萬字，而“腹中之稿，已有三冊，達40萬言，隻要鼓勁一寫，不出四月，過暑假，將《橫流》續成，正易之事”。但信中卻緊接著談：收到了已出版的《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上卷）“甚感有不滿意處。將已成之六萬言重複一看，漏洞百出，勢非重新改寫不可，於是提筆便更難矣”。
《橫流》沒有寫完，殘稿也沒有留下。但從前信所敘構思看，這部長篇小說的點滴內容可能已寫進他的短篇小說《程太太的奇遇》和《胡團長本領真大》等作品中。
1937年7月，抗日戰爭開始，李劼人積極投身於一些進步文化活動。而他參與經營的嘉樂造紙廠事務繁重，致使他創作長篇小說的計劃無從繼續。1945年7月，他在致書局吳廉銘信中就說過：“自抗戰以來，即為嘉樂公司所羈絆，全身精力皆用於其間。”雖材料滿前，幾無從著手，這樣，他終生渴望創作的百萬字長篇連續小說之事，終於在1937年7月以後擱筆。
在李劼人的十幾封書信中，曾多次對自己的作品作自我推薦和自我評價。對此，有人曾認為這“仍有廣告及待價而沽之嫌”，“往往隻能姑妄聽之”。555但在對信件進行研讀之後，我認為李劼人對自己作品的評價並不過分。因為一個作家在自己作品完成之後常常會有自己的評價。這些評價並不完全符合讀者和評論家的看法，這是自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