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17
憶 李 劼 人
——舊友回憶錄
◎劉大傑553
記得一位丹麥的文學批評家說過：“在文壇上，有一種作家是很寂寞的。他厭惡在社交上應酬來往，他不喜歡在群眾間露麵，他覺得這些要攪亂他靈魂的安靜，破壞他生活的和平。他閉著門孤零零的寫他自己想寫的，度著他自己逍遙自在的生活。有時候他幾乎被人遺忘了，不過他的作品，終久是存在的。……”在中國二十年來的新新文壇上，李劼人兄確是這一種典型。他寬頭大臉身體魁梧，是四川人中少有的。他留學法國，很早的時代，就致力於法國文學的介紹。他翻譯的作品，有都德（A.Daudeat）的《小物件》《達哈士孔的狒狒》，福勞貝爾（G.Flaulct）的《波哇利夫人》，莫泊桑(Maupassamt)的《人心》。還有一本《薩朗波》在商務出版。這一些譯本，除了給他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以外，物質上的幫助，真是微乎其微。他常常發牢騷的說：“一本書的版稅，還夠不上痛快的喝一次酒，誰願意做傻子，去關門閉戶從事某作家全集的翻譯。”後來，他拋棄這種翻譯工作而從事他的創作生活，把他四十年來，所經驗的四川軍閥所造成的畸形怪狀的社會，半新半舊的男女青年的種種情態，由辛亥革命到民國廿年左右那一動蕩不定的封建傳統與新思潮的爭鬥，舊文學與新文學的矛盾衝突的場麵，他用寫實的筆法，平淡無奇的客觀地記錄下來，把四川四十年來，——尤其是成都——社會的實在麵目，一齊搬上舞台。那舞台上，有各色各樣的人物，衰老的，新鮮的，腐敗的，前進的，美的醜的，文的武的，組織一個極熱鬧極生動的場麵。表現這些材料的，就是他那有名的三部曲，《大波》《死水微瀾》和《暴風雨前》。郭沫若先生在前數年發表的《中國左拉的展望》一文裏，對於這些作品，有過很好的評價。可惜的，他這三部書，為要解決生活，都四元一千字的代價，全賣給中華書局了。
比起他的作品來，我是更喜歡他的為人的。二十年前我已和他相識，除了極難得的機會到上海來見一兩麵以外，他老是躲在成都的小籠子裏，連書信也是寫得很少的。民國廿四年秋天，我隨著任叔永先生到四川大學去教書，才和他共度了兩年多的愉快生活。他性情豪爽，肯幫助人，在他的心靈裏，青平如鏡，從沒有半點損人利己的打算，但他喜歡說話，話中多刺，很不為一般正人君子所喜歡，有時還看他是異端，批評他，排擠他。他從前在成都大學教書時，因為他不能與惡勢力和睦相處，他憤而辭職，自己在成都街上開一小酒館，牌名“小雅”，太太做卓文君，他自己就是司馬相如。他的學生們到館中飲酒時，一看是老師在當堂倌，幾乎坐立不安，進退維穀。劼人卻從容不迫，仍是端盤放筷，打酒，提壺。他說，“不要緊。在學校我是先生，在酒館諸位是客人，請坐著喝酒吧。隻有一點，小店本錢不多，恕不賒欠。”一時傳為笑談。劼人夫婦畢竟不上生意中人，以文學家兼教授的雙重資格，經營這一個小酒館，不到兩年就把本錢賠光而關門了。我到成都時，已看不見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夫婦酒店，實在是可惜的。他那是正是寂寞關在小城一間冷清的房子裏，忙碌的認真的寫他的三部作。我記得很清楚，正在寫《死水微瀾》，那原稿的字寫得像螞蟻一樣，白宣紙，寫的毛筆字，時有塗改，我幾乎認辨不清。我幾次邀他到四川大學文學係教書，他說：“教育比寫文章還苦。一個月我隻要有一百塊錢就夠我的酒飯了。一個月寫兩萬五千字是容易的。我不爭名，也不爭利，我愛自由。我要什麼時候寫，就什麼時候寫，要什麼時候睡，就什麼時候睡。一上講堂就變成玩把戲的猴子了。”我不願破壞他的這種美的境界，不願束縛他那種自由，再也不問（向？）他提到教課的事了。這一點，他認為我是他的知己。
到劼人家去喝酒，是理想的樂園：菜好酒好環境好。開始是淺斟低酌，繼而是高談狂飲，終而至於大醉。這時候，他無所不談，無所不說，驚人妙論，層出不窮，對於政府社會的腐敗黑暗，攻擊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談鋒無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熱時，脫光上衣，打著赤膊，手執蒲扇，雄辯滔滔盡情的顯露出他那種天真浪漫的麵目。下麵這一首詩，就是寫他自己的。
李君誌與秋天高，下視名公巨卿如草毛。
讀破萬卷行萬裏，落筆奔騰似海濤。
胸藏抑鬱磊落之奇氣，發為文章類楚騷。
清於秋風吹錦水，快如清浪送輕篙。
賣文得錢即沽酒，酒酣議論波滔滔。
慷慨縱談家國事，成敗利鈍析秋毫。
愚頑在朝賢在野，乃知崎嶇蜀道多蓬蒿。
我謂李君舉世混濁何不和其光而不同其曹？
李君謂我男兒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下舉群小齷齪爭腥臊。
不如爛醉飲美酒，起顧四座皆賢豪。
在抗戰的數年中，我東西奔走，艱苦備嚐。得全性命，已是難能。回想著往昔的良朋好友，感慨萬端。鬱達夫至今生死不明，四方探望，渺無消息。劼人已有多年不見，不知受了這幾年的磨難，還有否昔日的風度。昂首四望，真有無限的幽情。
原載《文壇》1946年第一卷第一期
回憶我的父親
◎李 眉
“自由著述”
從我上小學起，每次在填寫學生登記表一類的東西時，父親總是在“家長職業”一欄內填上“自由著述”幾個字。什麼是“自由著述”呀？我弄不懂，問父親，他爽朗一笑：“著述嗎？寫書嘛。你不是天天都看到我在寫字嗎？自由嗎！我不當官，不攢錢。想寫就寫，想讀就讀，起居無時，怡然自得。”當時，我年紀還小，對他的話，似懂非懂，隻覺得父親好像很喜歡“自由著述”這個行道。那時，他大約40歲出頭，《死水微瀾》還沒有開始寫。
以後，我年齡漸長，常常聽見父親講他以前的事，才慢慢地悟出父親選擇“自由著述”這條道路對他的確是較為合適的。
父親在中學時代，經曆了中國曆史上的巨大社會變革——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推翻清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作為這次革命的前奏，四川省的保路風潮（即爭取鐵路民辦權利）曾引起全國的注意。那時候，父親正在中學念書，他作為學生代表參加了保路運動，初步感受到自甲午戰爭以來，中國這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而又苦難重重的國家中錯綜複雜的矛盾。以後，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被推翻了。但是，封建社會的陳規陋俗積重難改，舊社會的汙泥濁水翻滾橫流。成都地處西南邊陲，封建勢力、軍閥、哥老會、奉洋教的帝國主義追隨者，種種惡勢力競相爭奪，和全國的封建勢力、軍閥遙相呼應。這一切引起了父親的深思。恰巧在這個時候，父親中學畢了業。家裏沒有錢供給他繼續上學，一個做縣官的親戚把父親帶去做縣衙門的秘書。父親在縣衙門中工作近兩年，看到了社會的許多陰暗麵，其醜惡程度簡直使他大為吃驚。他沒有想到經過了辛亥革命，清朝末期的種種腐朽東西在這裏又改頭換麵的出現了。他十分憤懣。決心不再跨入官場，要用自己的筆來鞭撻社會的黑暗。
這樣，父親從1921年開始就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他寫了100多篇揭露社會黑暗麵的短篇小說，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勳複辟的評論、雜文等等。這些就構成了他早期作品的主要內容。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父親28歲。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新鮮空氣使他精神為之一振。同年底，他就離開了殘廢的母親和新婚八天的妻子到法國勤工儉學去了。行前，他的一個朋友問他到法國將學什麼？他回答：“還是學文學吧，這個天地好像很廣闊，我的興趣，我的性格，還是學文學好些吧！”